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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里最年轻的“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17-12-06 《学者吴小如》 胡友鸣 参加讨论

    
    吴小如 (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上大学时,对老师的称谓是有讲究的:有“先生”和“老师”的区别。那时的“先生”之称不像后来比比皆是,只有资格老、有学问,才称得起。吴小如先生是当时北大中文系最年轻的“先生”。
    大概是三年级时,吴小如先生给我们开讲“唐宋词专题研究”选修课,阶梯教室,近二百人的座位满满当当。虽然先生台上,我在台下,这应当算是初识先生了。我曾当过中学教师,深知讲课很耗费体力,因而课间休息从不去打扰老师问这问那,要知道那时的大教室还没有麦克风之类的设备,与一般的教室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知识储备不够,个人兴趣似也不在纯文学,那时,我难以对课的内容做出评价,但这门课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先生声音洪亮、抑扬顿挫,纯正的口音含着京腔,态度极其认真。衣装也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都体现出如今人们常说的“敬业”精神——包括对讲述内容的热爱和对学生的尊重。
    记得先生在开场白以及讲课过程中提到,这门课是以老师的身份在讲台上的告别“演出”了,先生将要去中华书局《文史》集刊任职。中华书局和《文史》,在当时的同学们来说,是既神圣又有点儿神秘的专业机构和学术集刊,颇有点高深莫测的感觉。对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来讲,却又是很有些自豪的。先生尚且如此选择(当然先生后来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这种自豪不觉又增加了几分,因为这个专业乃是1958年为中华书局专门开设的,这恐怕是现如今教育体制改革常提到的以“销”定“产”的最早典范了。
    真正与先生相识,是到了《文史知识》以后。
    从1982年到1985年,《文史知识》与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北京团市委合作,连续三年春节,都组织了全国性的迎春征联大赛。《文史知识》主要负责聘请评委以及评审的组织工作。记得评委有:朱家溍(时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俞明岳(时为中华书局总编室主任)、吴小如、刘叶秋(时为商务印书馆编审)、程毅中(时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白化文、张富华(时为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杨牧之(时为编辑部主任、《文史知识》的创始人之一)等,我虽非评委,但参与初审的组织联络工作,又全程参加复审——由评委参加的评审讨论,算是没有任命的“秘书”吧。复审是极认真的,又是极热烈的。反复斟酌,来回论辩,体现了评委们对每一个通过初审的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个讨论过程对刚出校门的我又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是增长知识如对格律的认识;一是畅所欲言的讨论氛围。
    “谈笑有鸿儒”,讨论弥漫着清雅的书卷气。朱家溍、俞明岳先生的不苟言笑,小如先生的严格认真,刘叶秋、程毅中先生的儒雅,白化文先生的风趣,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得常常有这样的情景,有的联语内容很好,构思也巧妙,只是在平仄对仗上略有不谐,小如先生坚持严格要求,而白化文师这时总是一句“老师,学生向您汇报”,然后谈自己的理由。于是大家一起笑起来,而小如先生也往往随众一笑而已。
    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向小如先生请教,结束时小如先生提起流行的文言文的白话翻译,往往一经翻译,味道全无,并不能准确细腻地传达原文的本义和韵味。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不去读原始资料而竟以译文为据,凡此种种,值得忧虑。因而想写一篇东西,阐明不赞成白话翻译的意见。我跟先生讲,此文不宜写,并谈了自己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古代经典如果翻译成白话,确实无法避免先生所忧虑的情况,因而也赞同韵文不译的主张,但文章的白话翻译,只要有人读有人看,还是有益的。通过这种工作,能够在当今为古代经典多培养一些读者,多发展一些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们从事的工作不也可多一些“知音”吗?小如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后来撰写了《古书今译也要“信达雅”》(《文史知识》1999年第6期),对古文今译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常常见诸于报刊的短札随笔中,能够体现出来小如先生为人为学的态度。偶而有人指出先生著述中的不当之处,先生总是虚心回应,不仅诚恳地接受,还常常撰文公之于众,或在结集出版时以附记的形式说明并感谢,表现了认真、求真的学术精神和品德。就在三年前,复旦汪少华君《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出版,小如先生听说该书扎实,便找来一本浏览,发现其中有对自己关于古书解读的商榷,便立即撰文,对我说:“最近读了一本好书,我写了篇感想。”我说,您能否给我?收到后一看,文中对该书颇多褒奖并结合该书谈了学术风气等问题。然而,文章主要部分竟是对该书商榷的肯定。我深受感动,无论文章提出的观点还是小如先生对待商榷的认真和虚心,都极有现实意义,因而把这篇《学术规范应坚持“守正”》安排在2009年第1期《文史知识》的“特别关注”里。
    先生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中文系出身的人,也可以说是他的学生在出头露面时或者公开出版物上出现硬伤。对于社会上频频出现的对古代典章或成语典故的“误读”、“滥用”,先生总要奋而提笔,以正视听。不管这种“误读”、“滥用”出自“文化名人”还是“著名学者”,先生总是一针见血,丝毫不留情面和馀地。还是一位哲人说得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大概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小如先生待人待物尤其在学问上的认真,往往给人以近乎苛刻的印象,这恐怕是先生有时不见容于人的原因。其实,学问上自不必提,就是在为人尤其是“尊师”上,其中许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忝列小如先生的学生逾三十年,小如先生对老师的尊重,我的印象很深。即使是八十高龄了,每到大年初一,小如先生还总是会从中关园步行到燕南园去给林庚先生拜年。无论讲课,还是聊天,小如先生每每提起俞平伯、沈从文、废名、浦江清等老一辈学者来,所表现出的尊敬溢于言表,十分令人感动。最近拜望小如先生,谈话间提起俞平伯先生,已年届九秩的老人含泪十分动情地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跟俞平老那就是情同父子啊。”听者无不动容。我想起小如先生亲率我们拜访俞平伯先生的情景。那是1985年,我们想组一篇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之道,吴先生热心地帮着联系,又亲自带我们到俞府。谁知独自在家中的俞平伯先生,竟打不开家门。在俞先生的隔窗指点下,我们绕到楼房的另一边,费了很大气力,翻越过厨房外的凉台才得以进屋。小如先生对俞平伯先生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十多年后,小如先生以《越墙采访俞平老》为题记录了这段“传奇性的采访过程”,刊登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小如先生在治学方面的另一特点就是勤奋。先生的署名频频出现在各类书刊报章上,就是很好的说明,有兴趣的人不妨可以拿2002年(先生八十大寿)或这前后的某一年为基准,做一个时下流行的“量化”统计。这就是所谓笔耕不辍。后来由于师母身体不好,小如先生需要照料师母,还承担了许多家务琐事,才很少写东西了。但是如果到吴斋,你就会看到,年过八秩的先生,仍然不是在写作,就是在读书或临帖,此情此景,实令我等后生晚辈汗颜。
    小如先生的书法,功力深厚,独具一格。早年先生还翻译过《巴尔扎克传》等世界名著,真是博学多才。记得在评对联时,常常看到小如先生在空闲时间与朱家溍、刘叶秋先生一起,窃窃私语,我好奇而凑过去,才知先生们在切磋唱法等“京剧专业”的问题,交换欣赏从老唱片中翻录的京剧录音磁带。我曾有幸听过小如先生的老生唱段,先生音量虽不大,但神情专注,认真把握唱腔的每一个细节,富有沧桑之感,绕梁之韵。遗憾的是那时节的我,只知样板戏,并不能领略其中之妙,跟着大伙捧捧场而已。何戏何段自然早已忘记,结合后来对京剧的一知半解,回想起来,小如先生所唱当属余派。先生对京昆十分热爱,也素有研究,他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一书,已成经典,成为学习、研究京剧发展史的必备参考。同时这部书可读性很强,娓娓道来,评述客观,完全外行的我当年就是一口气读完的。
    记得2003年10月,先生从上海返京,陈熙中、张鸣教授和我为先生接风,席间谈起北昆到北大百年讲堂演出。我说,北昆这次的戏我不久前在政协礼堂看了。先生颇有兴致地问怎么样,我说,怪不得昆曲已成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奏实在太慢了,真令人坐不住。大概是“不可雕也”的无奈,先生默然。我接着说,昆曲实在太讲究了,节奏音乐舒缓优美,无论剧情怎么发展、无论何时,舞台上都是十分精美的图画。任何演员,一举手、一投足,那个分寸,都准确得无与伦比,不差分毫。如果摄影,任何一个瞬间,画面都十分优美,根本用不着“抢拍”。先生说,啊?原来你并不外行呀。小如先生兴致来了,说,我给你安排一个戏码,包你坐得住。俞振飞的生,韩世昌的旦,侯玉山的净……我说,先生呀,吾生也实在太晚,确确实实无缘“躬逢其盛”呀。众皆大乐。
    约二十年前的一天,我跟小如先生讲,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段《铡美案》当年的演出实况,并非主角的马连良,光彩照人,浑身都是“戏”,充满魅力。由此真正体会到“角儿”何以为“角儿”。吴先生说,马连良的表演那当然好啦。并问是哪个频道、哪天所播,说这太难得了,应该录下来。我说,看了这段戏,我才理解了戏迷(现在亦称为“粉丝”)对“角儿”的追捧和痴迷,理解了他们对不复再来的艺术大师演出盛况的“九斤老太”式的遐想追忆。吴先生笑了,说确实是盛况不再了,当今的戏剧演员中能够称得上“角儿”的实在太少了。
    先生的学问功力,自有公论,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评,只是知道先生努力追求新见,往往能够以常见的资料,发人之所未发,“语不惊人死不休”。即令是给“本科生”讲的大课也是如此,如当年在“唐宋词专题研究”课上对温庭筠的“小山词”的讲述,就曾给听者以深刻印象。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史知识》急需一篇关于《诗经·关雎》的赏析文章,我请先生撰写,可只给了三天时间。先生从“百忙”之中不辞辛劳,可谓一挥而就。古人有“倚马可待”之说,显然并非夸张。可贵之处不止于此,先生鞭辟入里的解说分析,确实独树一帜。
    说到这里,就不由得想起先生对《文史知识》的鼎力支持。不完全统计,小如先生在《文史知识》上发表文章竟达66篇之多。当年,先生是“消防队”之一,请先生写文章,通常就像这篇《诗经·关雎》一样,时间紧,题目又是涉及许多朝代或文或史多个学科方向的“命题作文”,除非特别抽不出时间,先生总是慨然允诺。这也说明先生在“国学”范围的功力修养。
    衷心祝愿小如先生健康长寿。
    2011年11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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