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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先生从事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的教学与研究，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等，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瞩望新轴时代》等学术著作。对于这位在哲学界有着影响力的大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认为，汤一介钻研的哲学是关注社会的哲学。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认为，汤一介致力于儒释道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颇有慧心。  汤一介先生的逝世是《儒臧》工程的巨大损失（资料图 图源网络） 倡导儒学复兴 呼唤“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曾在他写的《汤一介学术自述》中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概况。汤一介说，他研究的范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二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三是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 汤一介在他写的《汤一介学术自述》中说：“我是最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一定的背景下提倡‘国学’的，即在全球意识观照下提倡‘国学’。”针对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问题，汤一介曾在《“文化热”与“国学热”》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当然是有益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使中国文化再次游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可是这种考虑必须以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为参照系才有意义。如果不这样，我们又会再次自己封闭自己，重新滑入狭隘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陷坑。” 2009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汤一介发言再谈“儒学的复兴”话题，他提到“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他提到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他认为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致力儒释道研究 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郭齐勇教授此前在《人民日报》发表《汤一介的人与书》的回忆文章。郭齐勇教授回忆说，“汤一介祖籍黄梅，与我的导师萧萐父是好友。萧先生曾请他来武汉大学为我们讲过课，因此我也算是汤先生的弟子，只是未能登堂入室。” 郭齐勇认为，汤一介在中国文化思想界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改革开放初期，汤一介最早出国，并把海外学者及学术引进国内。1985年初，郭齐勇参加由汤一介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得承大师謦欬，接受了许多新信息与新诠释，颇受教益，“这期讲习班对我们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触动很大，扭转了我们的一些看法”。 他表示，汤一介致力于儒释道三教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颇有慧心。“他提议创建中国解释学，梳理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指出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 在汤一介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印度、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他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为中国哲学建构了新的范畴体系，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对真善美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 关注改造社会的哲学 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为汤一介的《儒释道与中国文化》所写前言中提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转型方面，汤一介先生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并践行，“汤先生钻研的哲学是关注社会的哲学，是希望改造社会的哲学，是要为社会献身的哲学。上个世纪末，汤先生就提出了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等一系列新的哲学问题，推动了学界对传统哲学使命的大讨论。他还提出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世界相结合的命题。” 汤一介谈及“国学热”时曾说过：“有很多商业化、娱乐化的过程，但好的方面是使国学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被更多人接受。我并不反对这些……”王守常认为，汤一介的哲学研究，远走在社会发展和大众认知的前面，“他像一位智慧的老者，以包容的心态，以睿智的叮咛，看着他深爱的孩子们步履蹒跚地前行和成长。” 北大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教授杨立华是汤一介的学生。谈及汤一介的学术贡献，杨立华教授认为，汤一介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引导性的，是从大处着眼，有宏大视野的学者和思想家。“汤先生研究专深，有非常宏大的视角，对于整个文明对话，中西哲学对话，以及中国哲学发展起着引领作用。汤先生是勇敢的担当者，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很勇敢担当，让人佩服。他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整体思路和方向有个明确把握，对新思潮高度敏感，是真正影响了中国当代和未来哲学发展的思想家。” 杨立华回忆，“汤先生曾说他没成为哲学家，比较遗憾。我认为哲学有不同形态，他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是大学问家、思想家。他对学生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成为大学者，有可能的话成为伟大哲学家。” （记者 高宇飞 郭莹 田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