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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讲的题目叫：文化典范——中国现代学人的精神与信仰。本来可以讲关于传统文化多方面的题目，但是我想涉及到晚清到民国以来中国现代学者的题目会比较少，这方面也是我研究的一个范围，20多年前中国有比较大的文学精神，我把晚清民国以来的中国现代学者的作品重新整编算在一起，有四五十家，涉及也比较多。  刘梦溪先生在横山书院讲座现场（资料图） 20世纪学者学问构成空前绝后 我的研究范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文学研究慢慢转为中国文化史、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我通过了解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感到这个时期学术的总体层次，是清代中叶乾嘉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但是20世纪学者它有一个以前的学者包括汉宋包括清代都不具备的特点，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后来者，今天以后的后来者，我认为达不到他们的程度的地方就在这里，因此20世纪学者整体他们的学问的构成，他们的学术结构，一个是空前，再一个是绝后。 为什么讲空前呢？就是20世纪学者跟现在学者有个特点，他们有西学的根基，他们常常十几岁，最多十七八岁二十岁开始留学欧美，在西学的修养方面，对西学的接触，就是汉儒、宋儒以及清中叶的那些考据界的大师，不可能具备的。尽管近年的学术史研究，对清中叶的学者是不是跟西学有一些关联，我想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是不可能得出一个结论，说他们熟悉西学。所以在对西学的熟悉甚至了解精通这一点上，现代学者是以前汉宋学者，甚至清前期不可匹配的。所以在知识结构方面、学问构成方面，我说他们空前的。 为什么还讲绝后？是讲现代学者他们的国学根底、传统文化的素养又是后来者不太容易具备的。如果说在西学的基础上面，现在的年轻人有着不少于他们甚至更多的机会可以到国外去，但是在国学的根底上面，没法跟他们相比。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们一流的学者都有极好的家学渊源，他们常常四五岁发蒙，十几岁的时候不是对现在说的诗词古文有相当的了解，而是对于四书五经，对于诸子集成，对于前四史，二十四史的前四史，他们已经有相当的了解。 像陈寅恪先生不是一般的了解，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前四史、诸子集成很多能背诵。这样一个家学根底，现在的年轻人、后来的年轻人不管做多少努力都不可能有了。这还由于从民国以来百年以来，特别五十年代以后，传统文化以及国学修养的断层，不可能一夜造就在中国学问根底方面，新的一些有深厚素养的地域，这些根底的重构需要过程。所幸近十年国内国学有点热，有个稳定的机缘，我对后来的学人抱着期待，但是我们还没看到在家学研究的方面，如果跟这些现代学人相比，你会觉得难以想象，所以中国现代学者的学问结构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称20世纪的学者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典范，他们的典范意义不只在于自己的学术建构，还在于他们给我们建构了一个桥梁，通过他们的桥梁我们可以走向国学，走向传统文化，还可以通过他们的桥梁走向欧美西方文化世界。 所以如果一个学者，一个年轻的学人要想在学问的深层前进的话，我认为中国现代学者的人格精神和他们的学问建构是没法指导启蒙的。在这些学者当中不仅仅是一个整个历史过程的学术有所典范，构成我们进入学术殿堂的桥梁，而且在这背景之下产生了大批的无论从人格精神以及他们的学术成就都可以堪称典范的这些学者，这个数量之多不是简单一个数字可以算出的。 马一浮：回到“六经” 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讲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的学问以及他们的精神气质。我们讲中国现代学人，第一就会想到王国维先生。 王国维的文学成就以及对哲学方面的成就是他早期的成就。王先生是浙江海宁人，他的远祖是王禀，在宋代的时候政治地位不低，出过王侯，但是后来他的家族开始走下坡路，而到明清的时期，变成一个普通的家族。他的父亲叫王乃誊，是一个喜欢收藏、文化程度不算太高的人，但是他对自己的孩子教育有道。王国维在这样一个家庭没有躲过科举考试的道路，他也中过举人，也考过进士，两次考都晕场，没有结束就回来了。所以在他的一生当中充满了矛盾，以至于最后他的结局，这个大家了解，他在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投湖自杀。当时他的身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清华国学院是1925年成立的，之前1922年底，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院，这是20世纪国学的很重要的事件，这两个专业的国学机构仅存在四年的时间，到1928、1929年的时候都停办了。停办的原因根据我对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是由于国学概念跟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 1929年进入30年代的时候，北大清华这两个最高的学府在学科、在文史哲的分科方面，有实力非常强厚的建树，北大的文史哲三科、清华的文史哲三科开始兴办。对国学的地位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非常令人瞩目，就是这两个专业的国学研究机构只存在四五年的时间，它的学术使命，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现在很多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但是国学研究院研究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如果讲国学研究院招博士，里面的博士做的题目是寥寥无几，那么哲学系的博士生做的题目也是寥寥无几，为什么这个给哲学博士，那个没有？如果文学系的学生做了李清照研究，那么国学院的学生也做李清照研究，而且他的程度跟这个中文系做的李清照研究相仿，为什么那个可以扣国学的博士，这个只能扣文学博士，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马一浮先生 我给出解决办法，我赞同20世纪另外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叫马一浮，他是哲学家，浙江上虞人，他的学术非常了不起，在20世纪学者当中，他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他学问非常大，但他从来不进大学讲堂也不教学生，但是熟悉他的人没有不知道他学问大的。所以当竺可桢，大气物理学家，他是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学博士，在1936年接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候，刚到杭州不久，马上去拜访马一浮，请他到浙江大学任教，他连续又拜访，第二次又去说，马先生还是不愿意。第三次去的时候，按照古礼，三次拜访，大学校长三次拜访，马先生有所松动。 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了。到了1938年浙江大学搬到了江西泰和的时候，马先生这时候离开了杭州就到了浙江的另外一个地方。马先生因为他没有家室，有几个学生，有一百多箱书，逃难不便利，所以他商量浙江大学逃难可不可以带他一起走，竺先生看到马先生心里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派人把他接到了江西泰和。马先生在泰和开国学讲座，第一讲他就讲《道德经》，给出了国学新的定义，他说以前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但是固有学术你不去讲是谁家的。儒学、佛学，还是道家、道教？他认为这个概念还是不太恰当，他说真正讲国学的话，原来是六艺之分。所谓六艺后来说六经：诗，书，礼，乐，周易，春秋。乐没有传下来，但是还是称为六经，礼乐是并传的。在马先生看来国学的基本的内涵主要就是六艺，六经高于其他的学术学科，它是在历史上最高的经典，马先生称它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但跟文史哲的特殊都不同，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人做人的基本价值都在六经里边，马先生讲过，上个世纪另外一位可以称作典范的学者熊十力先生，他研究中国哲学也研究国学，他就讲过中国人做人基本依据都在这些，所以要把国学视为六经为核心，那就是说国学是研究基本伦理价值的学问，不是简单的搞文学。 而中国的伦理价值内容寄存在六经里，当然讲国学的内涵除了经学之外还有小学，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所以清代学术大家们，就是乾嘉学者，他都有一个口头禅叫“读书必先识字”。识字小学生都会了，而读书实际指的，由小学，由文字、音韵、训诂进入经学，然后由经学进入史学，就这种类型，否则难以写文章，难以进入学术的正途。所以我觉得国学的内涵包含经学同时还包括小学的内容，我还说有一个内容，就涉及到国学教育，国学不是学者专门学的，它是跟全体民众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大家也了解。 讲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首先就讲经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朴学，假如国学跟一般民众没关系，跟技术自然工作者也没关系，跟研究学术史的除国学之外的也没有关系，但这样的国学至关重要，可是你要说国学主要指六经，就跟全体民众联系起来，这个最高的经典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直到今天它也是。 我从六经里面提炼出来的关于“敬”，它是自性的庄严，包括诚信，包括知耻，包括和而不同，但是六经的文字比较难读，但你要了解。孔子《论语》里面讲的内容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论语》不难懂，它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放在日常小事，所以要分工来从《论语》开始，由《论语》、《孟子》进入六经，就把六经的基本价值跟今天的价值全部联系起来。我近年关注当代价值结构，就从20世纪学术这个“悟”和根据马一浮先生返回“术”，然后由“术”又返回到六经大概这么个形式，我现在对国学的概念重新规定，这是20世纪学者近代学人马一浮先生了不起的贡献。（未完待续） （本文系2015年3月15日刘梦溪先生在横山书院·2015文化中国讲坛·春季讲座  上的演讲，经横山书院授权，由腾讯儒学整理独家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