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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晋联合围郑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各有各的利益打算。而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联盟是不牢固的，一旦一方利益受损，联盟自然破裂。这就为烛之武成功说退秦师埋下伏笔。烛之武可谓谙熟世俗之道，他的说辞处处体现一个“利”字。 《烛之武退秦师》是先秦历史散文中的精品，也是语文教材的经典。长期以来，对该文的分析多停留在对烛之武说辞艺术的欣赏上，也就是说，烛之武能言善辩的外交才能，让濒临灭绝的郑国化险为夷，以此成就了一场外交史上的奇迹。的确，孤身一人，深入虎穴，说退强敌，是要有点勇气与谋略的，但如果把秦国退兵的所有功劳都归于烛之武未免过于武断，因为秦国退兵显然是在一番仔细的利弊权衡后作出的，烛之武只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的说客而已。本文试图从社会背景入手，谈谈秦国退兵的原因。 《史记·货殖列传》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历史从来是“利”字当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特别是处于人类历史发展早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为争夺帝位或因利害关系，兄弟阋墙、杀父弑君、恃强凌弱、朝秦暮楚，比比皆是。这种历史的恩怨情仇，是难以用真假、善恶的观念来评判的。就以《烛之武退秦师》一文而言，秦晋联军看似亲如兄弟，可是仅凭烛之武三寸不烂之舌就分道扬镳，不禁让人心生疑惑：是什么使得这个矢志灭郑的联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呢？而郑国这个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当年暗中亲楚，战败后又立马与晋结好，强敌面前又仰秦人之鼻息，其投机逢迎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究其根源，不过是“利益”两字在作怪。西方哲人有云：“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接下来，我们先回顾一下事件的相关背景，看看当事的各国面临利害冲突时是怎样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秦晋围郑发生在公元前630年。在此之前，郑国做了两件对不起晋国的事。一是晋文公当年逃亡路过郑国时，郑国没有以礼相待，甚至差点身死郑国；二是在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郑国曾出兵帮助楚国。那么，郑国当年为什么没有以礼相待晋文公呢？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可见，短视的郑伯小瞧了落难的晋文公，由此埋下了祸端。叔瞻“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的言论，更是火上浇油，加深了晋、郑之间的矛盾。而郑国之所以朝楚暮晋，实际上是时刻在为自身利益考虑。郑国处于四战之地，无险可据，因此，总想找个依靠。“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其时，“战时虽无郑师，要心本佐楚”，结果楚国大败。郑国感到形势不妙，马上派人出使晋国，与晋结好。“五月，晋侯、郑伯盟于衡雍。”但是，郑国见风使舵的转变只给自己带来暂时喘息的机会，晋文公为了实际利益的需要，还是在两年后发动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与秦是毫不相关的。秦国出兵只是源于与晋国历史上的良好关系和向外扩张的野心。 可以看出，秦晋联合围郑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各有各的利益打算。而这种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联盟是不牢固的，一旦一方利益受损，联盟自然破裂。这就为烛之武成功说退秦师埋下伏笔。烛之武可谓谙熟世俗之道，他的说辞处处体现一个“利”字。其关键的一句“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一“阙”一“利”，两两相对，利益得失一目了然。秦伯之所以改变主意，冒着得罪晋国甚至和晋国交火的危险站在了郑国一方，就是利益使然。 细析烛之武的说辞可将其归结为“三利”。“一利”为“邻之厚，君之薄也”。说明亡郑只对晋国有利，而对秦国有害无益。因为秦、郑相隔遥远，晋、郑却是近邻，灭掉郑国无形中增加了晋国的土地，而相对削弱了秦国。这不能不让秦穆公对伐郑是否将损害自身利益有所疑问，秦国不会帮助晋国成就霸业而使自己的国力相对削弱。“二利”为“若舍郑以为东道主……君亦无所害”。这层清楚地表明保存郑国，只对秦国有好处。无需兵戎相见，却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不能不让秦伯慎重考虑。“三利”为“且君尝为晋君赐矣”，“唯君图之”。晋惠公为秦穆公所扶立，“许君焦、瑕”，“及即位，悔之”。这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丑陋行为秦国当然不会忘记，加之烛之武高瞻远瞩似的挑拨，自然很容易联想到晋国将来有与它为敌的一天。这就把秦晋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由于晋国当时已成为中原霸主，秦伯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烛之武的说辞戳到了他的痛处，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变主意，退兵助郑，秦晋联盟至此瓦解。 烛之武的说辞妙就妙在一个“利”字，他抓住秦国贪图利益的心理，成功化解了一场危机。而翻云覆雨、见利忘义、朝秦暮楚，在纷纷扰扰的政治、军事斗争中，自古始然。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说，烛之武对秦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实应该改为“动之以利，晓之以理”，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利在名先，情轻利重，这是至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