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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东学西渐” 黄小琴 摘要：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西文化的流向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文化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许多学者大都重点关注“西学东渐”，却忽视了对“东学西渐”的研究。其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相反，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本文从传播研究的角度，通过对我国的“东学西渐”的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者、受者四个传播要素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一些传播规律，以期对目前及今后我国文化传播活动有所启示。 关键词： “东学西渐” 传播环境 传播者 受传者 Abstract: In the cultur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orientation of the east culture and the west culture i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many schol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20-century,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interesting in “the west culture communication to China”, but ignored “the China culture communication to the west”. In fact, “the China culture communication to the west” has never suspended in the east and west culture communication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the board and profound China culture had attracted the west pulpit, the west scholars visiting China and other people and has been communicated to the world by them. In the context, I analyzed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he communication messenger, the communicator, and the audience of “the China culture communication to the west” in view of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order to enlighte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our country’s culture communication. Key word: “the China culture communication to the west”,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the communication messenger, the communicator, the audience 中西文化交流最早是指中国与西域地区国家的文化交流，后指中国与中国以西国家的文化交流，现在则是指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是一种双向性的交流活动，它既包括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也包括中国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已有悠久的历史。考察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交流活动的整个过程是由几个基本环节构成的，如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者，受传者等。文化交流是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双边活动，我们不仅要看到传播活动发生的背景以及传播主体传播了什么内容，而且也要看到接受者的吸收利用活动和扬弃过程以及在接受者那里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我们不仅把交流看作是交换新闻和信息，而且看作是包括一切传递和分享各种思想事实和资料在内的一种个人和集体的活动”。①因此，传播和接受构成了文化交流活动的全过程。探讨“东学西渐”（文中所指的“东学”不仅仅指东方文学，它还包括科技、天文、体育等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一切精华），就要从影响传播和接受的各因素入手。 一.传播环境 传播环境，主要指在社会结构中，与传播活动有关的各种关系。人类传播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置身于一定的周围环境、条件和氛围之中，这个环境包括制度文化环境、心理环境、经济及科技环境等，同时也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具体的传播制度、传播事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传播媒介的发展水平等内容。传播环境是传播活动的外部因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为传播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平台。 制度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就会有不同的传播制度文化和传播经营管理机制，这是传播环境在实质上的表现。开放的政治制度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在整个“东学西渐”的历史过程中，是否具有开放的政治制度是东学西渐的基本前提。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东学西传，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由官方组织的，当时的统治者对文化交流采取开放政策，这为东学西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清朝中期，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令禁海闭关，禁止华人出洋和侨居海外，将多口贸易改为一口（广州）贸易，规定朝廷官员不准与外吏接触，不准与外吏私通函信，这客观上断绝了东学西渐的开放条件，致使东学西渐由明末清初的高潮时期转入低潮直至停滞，走向衰落。 经济及科技环境。一个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播的能力，历史上东学西渐的高潮都发生在经济发达时期，如汉代、唐朝、及明末清初。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经济中心正逐渐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在世界经贸舞台上，经济活跃的地区是环太平洋地带。有许多学者预言21世纪世界的重心在环太平洋地带，经济上的潜力和活力为东方镀上一层晕圈，这必将有利于这些地区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80年代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曾对亚洲经济的崛起抱有极大的兴趣，尽管近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东亚的经济危机，但许多西方学者依然没有丧失对东方文化的信心 。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的腾飞，特别是在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能够独自支起即将倾倒的大厦，使之在世界上格外引人注目，吸引着西方人的目光，这为东学西渐的进行提供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语言文字和各种传播技术的出现及发展，为东学西渐提供了技术支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文献交流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文化之所以能积累，正是因为有一种记录方式把文化记录下来，流传开去。人类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②我国象形文字的创造及不断改进无疑为我国文化的积累及东学西传奠定了基础；我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及不断发展同样为我国文化传向西方提供了传播技术上的支持。 心理环境。在传播过程中，当传受双方都处于心理调谐的状况下，传播效果就好，反之，则产生不好的效果。东学之所以能够西渐，一方面是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还得益于东方文化与西方“受众”的心理不谋而合，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起初，西方人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等著作对中国社会描绘的好奇，加上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对中国抱有殷实、富裕、文明和以道德治天下的信仰，加上对外文化观念的惰性，这种中国牧歌般田园生活的景象，相当长久地逗留在西方很大一部分人的脑海中。而每当他们尝到西方工业社会带来的各种恶果时，就掀起一阵向东方追求的浪潮。 传播环境的上述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总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每个类型都影响其他几个环节，并被其他几个环节影响，共同影响着“东学西渐”的进行。 二、传播者 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传播者主要解决“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的问题。因此，传播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在“东学西渐”的长廊中，主要的传播者包括政府官员、传教士、科学家、留学生、商人等。 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把中国的丝绸、纺织品和茶叶等输送到西方，直达罗马，同时，把中国“人民富裕，文物昌明”的印象和观念带给了西方。“丝绸之路”在亚欧各国开辟了一条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的通道，是中国官方组织的首次大规模东学西渐的实践活动。 官方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西传，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他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远涉重洋，到过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等地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打通了东西方海道，密切了中外往来，扩大了贸易，而且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再一次把东方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除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西传外，外来驻华人员（传教士、科学家和商人）对中华文化的西传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代表人物有如利玛窦、卫礼贤、李约瑟、赛珍珠等。 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1528年来华，在华期间苦心钻研儒学，并大量著书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其中《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向欧洲详细介绍了儒家思想，它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③《利玛窦中国札记》向他的西方同会教友介绍中国情况和他本人以及其他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利玛窦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意大利被称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 李约瑟博士出生于英国伦敦，1942年来华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在华期间，广泛了解了中华文化及信？悠久的科技史，写成了巨著《中国科技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不仅指南针、印刷术等这四大发明的源头都在中国，还有其它许多发明的源头（瓦特的蒸汽机是根据中国古代风箱的原理发明的）在中国。书中对中国的数学、天文、物理等方面的成就作了详细地介绍。此书在西方的出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科技成果。 赛珍珠又是传播东方文化的另一代表人物。她生于美国，但在3个月时就被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镇江生活。赛珍珠把一生都献给了介绍东方的事业，成为“因描绘中国人生活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④赛珍珠一生著书多部，其中，介绍中国的专著《大地》为她赢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该书名列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21个月，被翻译成上百种文字，成为出版界的一大奇迹，许多西方人通过她的作品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东方世界，并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神韵。 卫礼贤原名查德·威廉是德国的一名传教士，1899年来到我国的青岛，广泛阅读中文书籍，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他对孔子的道德伦理和哲学思想推崇备至，翻译了《论语》等许多中国著作并写了许多介绍中华文化的论文如《孔夫子在人类杰出代表中的地位》。此外，他还在德国建成立一所与北京的东方学社相应的中国学院，成为“中国在西方的精神使者”。德国的学者们给予了卫礼贤高度和充分的肯定，1923年，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汉学荣誉博士，德瓦乐认为“卫礼贤对此荣誉受之无愧。对于德国人民来说，他成了中国古代圣人的诠释者。多亏他那卓越而明白易懂的译文，中国古代圣人的名言才在德国变得家喻户晓。……”⑤通过他，西方思想界的一大批代表人物接触了中国文化，从中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启迪。如容格认为从他那儿得到的教益比从其他任何人得到的都多。 留学生是东方文化传播的另一生力军，林语堂是其代表之一。他的思想是由西向东转变的，即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受西方文化思想熏陶。中年以后则成了中国文化的真诚崇拜者和不遗余力的传播者，其著作《吾国与吾民》介绍了中华民族的素质和中国人民的生活，把中国文化中“乐天知命，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向西方发扬。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中国人在国外留学、移民的增多，海外华人文学日益繁荣，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如赵淑侠等，他们用所在国的语言进行写作，有意或无意地向西方传播着东方文化。 从上述可见，以政府官员、传教士、留学生为主体的传播者具有很高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他们不仅能了解掌握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能够很好地把中国文化传向西方。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良好的传播者素质，具备良好的传播能力（收集信息、加工制作信息、收集处理反馈信息、议题设置等），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有效地传达至接收者，并取得相应的效果，东学西渐才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传播者对受传者的心理影响是制约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这些人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独特的个性品质，善于自我开放，接受新事物，具备良好的智力条件（较高的修养、学识、才能）。从上面他们所在国的学者对他们及他们著作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他们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具有使人信服的个性，能对受传者产生很大影响。 三、传播内容 传播内容即信息，传播本质上体现为信息的流通，因此，传播内容是连结整个传播过程的“桥梁”，只有信息一旦生成、传播出去，而被受众接收，实现了信息共享，传受双方的各自需求获得了满足，传播过程才显得有意义、有效果。“东学西渐” 的传播信息主要体现在以下内容： 武术和气功是西传的主要内容之一。武术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一大贡献，它融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竞技比赛、娱乐观赏和陶冶性情等于一体；武术刚柔相济，动静结合，攻守相宜，蕴涵着深刻的哲理，竞技武术不仅是力量的宣泄和招数、招式的演绎展示，而且还升华为造型美、体态美、意境美、节奏美、和谐美的艺术交融，是力与美的完美统一。武术强调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精神，不仅是打斗、技击本领，还包括参天地之道，悟万物之化的艺术和审美境界，并最终达到武功、学识、修养和品格共高超的境界。她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在体育领域的指挥，闪耀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光辉。中国气功的“胎息法”，“闭气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传到国外，西方许多国家还把气功作为健身治病的有效方法之一，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把气功列入国家医疗保健计划的一部分。气功在西方的流行，并非只由于它带有东方神秘色彩，许多西方患者在学习气功后，病情确实有了好转和显著改善，身心正常者在学习气功后，更容易进入心旷神怡的境界，这是气功在西方日渐深入人心的主要原因。气功强调内静，正合乎西方那些竭力逃避工作和物质成就的一部分青年人的胃口，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中国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到西方，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造诣，在西方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其中，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影响了英美的意象派诗歌写作，启发了布莱希特创立了“叙事剧”，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等受到汉字造字法（象会意字、形声字等）的启发，发明了电影“蒙太奇”，而“蒙太奇”正是电影艺术的核心。此外，中国的小说，特别是描写民族风俗的小说也被广泛传播到西方，受到西方读者的喜爱。象《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文学巨著被西方学者翻译成各国语言读本，受到了西方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红楼梦》有20多种译本，国际性的“红学”研究成为20世纪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美国作家门口上·范·多伦认为“《红楼梦》在中国以外的读者中，不会感到生疏和奇特，回为它的人物传达了人类心灵和思想，它的故事内容真实生动，不会由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其价值”⑥。《水浒》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大利、俄等12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 此外，西传的还包括我国的儒家、道家思想。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不但在中国影响深远，还广泛传播到西方，得到西方读者的关注和好评，甚至已经内化为这些国家传统文化思想中的重要方面，形成一个儒家文化圈，有关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⑦ 进入20世纪，曾对科技和工业的发展起到强大推动作用的西方文化，对于工业社会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如人际关系比较紧张，金钱万能，人情冷漠，犯罪率居高不下，因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享受而忽略精神修养）已无能为力。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孔子大力倡导“和为贵”，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具有博爱仁慈精神，充分体现出人类爱护和平的共同愿望，于是西方将目光投向中国，非常羡慕中国“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的家庭关系，特别是随着艾滋病的出现使西方人更加看重家庭关系的稳定和凝固，希望用家庭关系来阻止它的蔓延，十分仰慕中国的“家和万事兴”的传统家庭美德，向往稳定的家庭生活。 如果说儒学在西方的兴起是因为它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仁”的思想，确立了以道德为本位的文化观念，为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而道家则是确立了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无疑为环保提供了一个文化源头，引起西方人的注目。 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涉及人类生存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思想认识方面来说，近代以来西方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主客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导致今天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思维模式直接造成为满足人的某些欲望和眼前利益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人类过度砍伐森林，滥杀野生动物，过分开掘某种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生态破坏。相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有关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保护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同源同构，强调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相互感应，并认为人在自然中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和生命的感悟，生存的启迪，甚至视自然与人的生命为一体，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传统文化中不仅强调人来自自然，自然环境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人的生命状态，而且强调人与自然相契相合，人与自然无时无处不心心相印。人只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才能达到是日常生活所难以企及的生命深邃与幽远。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命的摇篮，更是人类心灵的启蒙者和精神导师。这恰好迎合了西方寻求保护自然环境的心理源头。 中华民族文化中“仁”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对当今社会的人际关系处理及环境保护思想具有极大影响。中华民族的这种思想内容符合西方受众心理，满足了西方受众的需要是“东学西渐”的根本保证。 受传者 受传者是传播的接收者，即在传播过程中接收传播者发出信息的一方。如果说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是起点，那么受传者就是终点。受传者在传播过程中的这种地位，证明了其自身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受传者，传播者发出的信息就无人接收，这样传播就失去了对象，传播就变为虚幻。受传者的外延可以涵盖所有的人类社会成员。但是，只有当人们介入到传播过程之中，成为媒介的接触者和传播内容的使用者时，他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传者。 “东学西渐”的受传者人数众多，相对分散，其中主要是一些高素质的群体，例如，来华传教士、科学家、西方文艺学者等等。他们一方面是向西方传播东方文化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是东方文化的受传者，他们首先接触到中华文化，并高度评价了中华文化。例如，利玛窦认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中国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对于他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⑧ 梅多士认为“……古代中国人却着眼于那些根深蒂固的人生哲理，据此，奠定并建立起一座至今仍矗立在世人面前、最为壮丽、最为堂皇的丰碑——一个拥有四亿人口、有理性、有朝气的民族的国家。”⑨，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如此一成不变；能如此保持其传统；能不受外来影响，如此彻底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能在绝对孤立之中，产生如此光辉的思想，保持如此之久的文学源流；能在当今世界，达到民族道德的顶峰。”⑩ 此外，卫礼贤在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中国之魂》中写道“我非常幸运，在中国度过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五年。我爱上了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不过，新与旧之间仍有着某种亲缘联系：这就是中国精神，它虽然发展了，但并未失去其平和宁静……”在他的论文《歌德与孔子》中他认为，中国精神的许多方面，诸如儒家的修身齐家、仁爱孝梯，老庄的知足常乐、返朴归真等等，都正好能补西方伦理道德和人生观之不足，起到拯救那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弊的作用。 这些权威群体对东方文化的接受与认同在“东学西渐”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只有他们先认同东方文化，他们才会将东方文化向西方受众传播，而且受众在接收传播时都有自己的选择，受众一般选择那些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他们在本国的权威性使西方受众更容易接受他们所传播的东方文化。 从上面对“东学西渐”各传播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经验，对我国以后的文化传播事业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要充分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充分认识“东学”，不仅指对我国文化的风格、价值取向等本质内容的优缺点及我国文化传播的现状要有充分的认识，还包括受传者对我国文化及传播风格的评价。只有对自身的传播风格都有了相当明确的了解，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别人的反应，在从一种传播情景转入另一种情景的时候就能够在传播方式上做出必要的调整。 其次，要充分考虑各种传播环境。文化的传播不仅仅通过传者及信息来实现，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很大，作为东学西渐的传播者，必须认识到东学西渐的有关传播环境及背景，如，制度环境、经济及科技水平及文化背景等等，认识到这些环境因素对东学西传的影响，并充分利用进而创造有利的传播环境,政府首先必须采取开放的政策。 再次，要改进传播技能。东学西渐的顺利进行，还依赖于一定的传播技巧。如，选择能使受者感兴趣的内容，采用受者常接触的媒体，等等。此外，传媒技术的发展与传媒的选择也很重要。现代社会，出现了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东学西渐可以采取多种媒介的组合。 最后，要认真仔细地研究受众的心理。其中移情作用在文化传播中非常重要。移情就是设身处地地体味别人的苦乐和际遇，从而产生情感上共鸣的能力。移情不仅在人际传播中非常有用，在文化传播中，发展移情有利于增强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互动。作为东学西渐的传者，我们应该充分了解西方受传者的情感、思想和动机，站在西方受者的角度考虑东学的传播，并重视受者对东学传播的反馈信息，进而采用符号西方文化受众的传播媒介及技巧，与西方受众互动，才有助我国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 注释： ①（前苏联）A.H.米哈伊诺夫等著 徐新民等译《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1页，1972年版； ③林金水著：《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与影响》，《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⑥《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刘登阁 周云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2、244页； ⑤Adrian Hsia : “Hermann Hesse und China”； ⑦《上海文汇报》1994年5月8日第1版； ⑧《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4页、第63页； ⑨见《博观与辨析—西方学者论东方文化》之《伟大的中华民族》阿瑟?H?史密斯（美），王永环译，第30页； ⑩见《东方见闻录》第10卷《日本与中国》，C·P·布林克利； 参考书目： ①《博观与辨析——西方学者论东方文化》陈融、邹溱编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②《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杨焕英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72年版； ④《传播学通论》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⑤《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刘登阁 周云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⑥《传播学引论》张迈曾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年3月版； ⑦《跨文化传通》萨姆瓦等著，陈南 龚光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⑧《个人行为：行为的感知方法》亚瑟考姆斯和唐纳德斯尼格著，（纽约：哈珀和罗出版公司，1959）； ⑨《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前苏联）A.H.米哈伊诺夫等著 徐新民等译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介绍：黄小琴：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02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