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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贞元之际”到“旧邦新命”——写在冯友兰先生全集出版之际 陈 来 来源:《中华读书报》 河南人民出版社新编《三松堂全集》近来出版，这是冯学研究的要事和喜讯。宗璞先生建议我就此写点东西，这在我自然是责无旁贷的了。 《三松堂全集》是已故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著述集。冯友兰先生在民国初年考入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49年以前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达18年之久，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在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在80年代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哲学通史之作。 《三松堂全集》的初版共十三卷，其中第一卷出版于1985年，最后一卷十三卷出版于1994年，历时颇久。而其中第十卷由于条件的限制，在初版中未能印出，给读者留下了遗憾。此次出版的《三松堂全集》共十四卷，是第二版，其中不仅包括了原在初版中未印的第十卷，而且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增补和调整。增补的部分除第十卷外，还有晚近发现的冯先生的讲义、译稿及单篇著作、诗词书信等。因此，新编的第二版《三松堂全集》是目前冯先生著述最完全的汇集，为冯友兰其人其书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最完整的资料。 冯先生寿高九五，在他逝世的前半年，也就是1990年3月，他自拟了一幅95岁的预寿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在晚年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即将最后完成之时，对自己一生学问所作的总结。 “三史”是指他的三部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分别代表了他30年代、40年代、80年代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特别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其叙述分析的范围不仅包括古代哲学，而且包括他对现代中国哲学的思考。“六书”是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写的六部哲学著作，合称“贞元六书”。“三史”是哲学史著作“六书”是哲学著作，三史六书既概括了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也代表了他一生的学术贡献。由此可知，三史六书构成了《三松堂全集》的主体与核心，而《全集》的其他部分则可看作为三史六书在不同时期的准备、衍展、扩大、反思。 从学术上看，“三史”中的《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在30年代初参照西方哲学史的写法、以近代西方哲学中注重共相与殊相问题的新实在论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中国哲学的教科书；《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在40年代末用他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解释和分析中国哲学的简本哲学史；而《中国哲学史新编》是经历了50年代到70年代的曲折，冯先生在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建立的对中国哲学的说明和解释，其中融合了前两本哲学史的分析和观点。《新编》以一个人之力，把孔夫子到毛泽东的古今中国哲学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析，这在当代还是绝无仅有的。“三史释今古”的“释”字，是指冯先生的治中国哲学史与“信古”、“疑古”的方法不同，采取的是“释古”的方法。 在“六书”中，《新理学》是专门分析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特殊）的纯哲学论著，《新事论》是以共相和殊相的哲学分析为基础，解决中西文化问题，主张中国学习西方是要学习其共相，共相即现代化。《新世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人的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律，谋求从古代的圣人道德向现代的以个人为基础的道德生活的转变。《新原人》是关于人的境界论的体系性著作，论述人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指出现代社会的人在不违反道德的生活方式之上，追求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意义。《新原道》论述了冯友兰所认识的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和主流，认为这个优良的传统和主流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哲学的思考从不脱离具体的生活。《新知言》是论述中国哲学的方法。这六部书构成的体系，是一个谋求促进并适应于中国现代化的近代化的中国哲学体系。“六书纪贞元”是指构成了“新理学”体系的这六部书是抗战时期哲学家精神活动的写照，也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哲学见证。 三史是“史”，六书是“论”，三史六书凝结了冯先生一生的思想学术。那么，三史与六书之间，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之道、一个始终不变的思想线索呢？ 回答是肯定的。三史与六书虽然各为史论，三史之间的跨度也达50年之久，但其间始终贯穿着他一贯的强烈的文化信念，这就是“旧邦新命”的观念，这一观念既是文化信念，也是政治信念。“旧邦新命”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而这一主题是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从挫折中奋起的历史，和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从失落走向振兴的历史紧紧相联系的。“旧邦新命”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的特性在哲学家观念中的提炼。从这里可知，冯先生从来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他始终是把自己和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的兴亡联为一体的哲学家。 早在20年代，冯友兰就写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论文，参加东西文化的论争，主张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中国人更注重内心的生活。他后来说，他对东西文化问题的这种主张，“部分原因，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在和西方国家接触以后，中国处处受人欺负，中国被视为劣等民族。我总想对于这种情况作一种辩解”。（14卷，1003页）可见，这种爱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参与着支配其学术活动的动机。 1933年《中国哲学史》下册完成，冯先生在自序中说：“此第二篇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病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论之宗旨，无论其派别如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铜驼荆棘”典出自《晋书》，是古人见天下将大乱，叹息宫门的铜驼将流落于荆棘之间，体现了其忧国忧民的悲情。“巫阳下招”出典在《楚辞》，帝哀屈原，命巫阳下招其魂，呼曰魂兮归来。旧注解释招魂为“冀其复生也”。冯先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充满危机感的北京，已预见到国难巨变即将来临，他以对民族的忧患心情，希望他的书能起到复活民族精神的作用，以应付即将来临的事变。冯先生后来说：“在哲学史序文里所说的那一段话，确是表示当时的一种情感，当时的主观愿望，是想把中国的传统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14卷1032页）可见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是学术的研究，其中也注入着他对国家民族的深沉忧患。 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如此，“六书”的哲学研究也是如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南迁，冯友兰在南迁途中写《新理学》。1938年《新理学》印行，其自序说：“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事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己”，这是贞元六书的第一本，他明确说明这本书的目的是“以期对于当前之大时代，有涓埃之贡献。”这里说的大时代，狭义上即指抗战大业，广义上指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1940年，《新世训》印行，其自序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也；曰新事论，论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所谓“天人之际”“内圣外王之道”也，合名曰“贞元三书”。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这里所说“纪时”的“纪”就是“六书纪贞元”的“纪”。他希望他的书既能在民族生命转折关键发挥起积极作用，又能成为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一砖一瓦。1942年《新原人》书成，自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篇序文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典，而其中的一些用语实际上继承了《中国哲学史》自序的提法，这里也可以看出三史和六书之间的关联。这些序文说明，冯先生始终自觉地从参与民族复兴的大业的角度从事其哲学的著述，他对民族、国家的关怀溢于言表。 在贞元六书的序文里，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是“贞元之际”的提法。我们知道，“贞元六书”构成了冯友兰新理学的完整体系，而这六部书的写作正是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在抗日时期，当时的政府机构和文化单位都迁到西南地区，中华民族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危机。在中国历史上曾有晋、宋、明三次南渡，南渡的人都未能光复旧土，而冯友兰在撰写六书时，怀抱了抗日战争必定胜利的信念，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战争困难复兴起来。在抗日战胜最困难的时候，他把当时的情形称为“贞下起元”，把这六部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又称“贞元六书”。 在中国古代《周易》一书中，乾卦卦辞曰“元亨利贞”，古代哲学家把这四个字解释为一种周期发展的循环，“元”代表发生，“亨”代表成长，“利”代表成熟，“贞”代表消亡，认为一切事物皆从元发展到贞，接下去再从元重新开始，正如从春到冬，再从春开始一样。“贞下起元”就是冬尽春来，表示最大的困难正在渡过，新的发展即将到来。“贞元之际”的提法充分显示出冯友兰以哲学创作的方式自觉参加民族复兴大业的努力，表明爱国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他的哲学创作的根本动力。对此，冯先生后来也曾说过：“抗日战争激发了我底民族主义的情感”，这种情感，使他的哲学思想以总结传统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对于以前的哲学思想作一个同情的总了解”；他说“我有意发挥我认为是民族思想底优良底传统，以为这是与民族有利的”（14卷，930页），“它底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对日抗战时期在某些方面，相当底起了鼓动底作用”（同上931页）。他说，抗日战争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泱泱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够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1卷，236页）也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冯先生在解放前夕毅然从美国归国，并在解放后追求社会主义、吸取马克思主义，虽历经坎坷，仍然无悔。他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 如果说，“贞元之际”体现了30－40年代冯友兰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信念，那么，解放以后，这种信念则发展为他的“旧邦新命”的提法。 冯友兰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正当改革开放的时代，他精神焕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1980年，《新编》第一册出版，自序说：“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他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80年代初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致讲词，说：“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努力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 “旧邦”就是具有古老的历史和文化，“新命”就是在历史的连续中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从这个观点看，古希腊、罗马及巴比伦、埃及都是有旧邦而无新命，有古而无今。只有中国的历史文化一直连续发展，有古有今。冯先生晚年还用“阐旧邦以辅新命”来概括他的学术工作的意义。1987年8月，92岁的冯友兰写了一篇《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在文章的最后他说：“《诗经》有一首诗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我把这两句诗概括为‘旧邦新命’，这几个字，中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足以当之。‘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指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13卷，480页）稍后，他在《冯友兰学术精华录》自序中重申了这个意思，“特别是（康有为概公车上书书后）最后一句‘阐旧邦以辅新命’，尤为概括。我又把这一句作了一幅对联的上联，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方向，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我还打算把这幅对联亲自写出来，悬于壁上，以为我的座右铭。”（13卷，481页）果然，在1988年2月他亲自将此联书写出来，挂在书房的东墙。“阐旧邦”就是释古，指他对中国哲学史的阐释；“辅新命”就是点出他的学术工作背后的目的，是促进中华民族新命的实现。 从“贞下起元”到“旧邦新命”，冯友兰的思想既是一贯的，也是发展的。“贞下起元”着重于民族生命一阳来复的转折点，强调了对民族生命的信心，有现实感但没有表现出历史感。“旧邦新命”脱胎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充满了大思想家通观古往今来的历史感。早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冯友兰在为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撰写的碑文中即提出：“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老，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者也。”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以后，诗经的这两句被他概括为“旧邦新命”，成了他全部生命精神所在，也成了他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更体现出他是把民族生命、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他要把中国哲学中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作为民族文化新发展的营养，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在60年代、70年代几次重写中国哲学史后，又在80余高龄，重写中国哲学史，并在其逝世的前4个月完成了《新编》这部巨著。中国古人有“三不朽”之说，以“立言”为上。冯友兰为旧邦新命而立言，这位爱国哲学家所立言的著述及其精神，是永远不朽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8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