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一、现代化的“天命”与哲学的双重“祛魅”任务 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主要历史使命就是实现现代化。围绕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哲学也基本上围绕着富国强兵的历史主题来展开自己的哲学讨论。开始是呼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接着呼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或曰立宪制度，最后是要求改造国民性，一步一步地深入。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游离于这一主题之外的其他思想流派，但就主要的哲学流派来说，都是围绕现代化的任务来展开的。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政治目标与社会目标仍然是如何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变成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但是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法与方式上，政府、社会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这一时代的问题需要加以思考，并能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思想方案。同时，由于现代化是一股巨大、持久而广泛的现实力量，整个社会的人心亦因之而变得复杂，需要哲学为我们的时代提供精神的稳定器。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也在增大。现代世界的秩序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主导的力量建立起来的，整个世界的秩序、思想基础均是由近现代欧洲的文明与哲学思想奠定的。多极化的世界需要调整一些旧的不合理的秩序，这也需要中国文明与中国哲学的参与。因此，现时代中国哲学的任务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的，一是对世界秩序与规则的调整与修正而言的；而对于中国社会自身而言，一是作为一种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一是与大众的精神生活相关的人心安定和精神信仰问题。 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与文明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育得极其充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与欧洲极不相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问题。当欧美现代化已经实现，世界格局已经成型之后，中国如何去实现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呢？对于这个问题的现实回答，实际上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如何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打交道的问题，既要让社会主义的中国拥有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富裕，同时又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公平、平等。从马克思哲学的观点来说，即在当代中国的社会里如何不让人成为物的奴隶，这是一个实质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主要的哲学问题。 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任务，也是当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性质方面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地方，也有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同的内容。对于这些相同的内容部分，不同学者的具体认识不尽相同，但应当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在我看来，追求合理性，应当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共识之一。合理性的要求充满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要求。因此，“祛魅”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当代的中国社会，既要祛悠久传统以权威自居之魅，也要祛现代科学技术代表绝对正确之魅。要求并呼吁社会以合乎理性的方式面对一切事物，是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的一项使命。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哲学是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门学问。这可以理解为，哲学既没有科学那么具体、实证，也没有宗教那么神圣，有不可质疑的绝对，如上帝等。但哲学却既有科学的求真精神，又有宗教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与信仰的责任。今天中国的哲学学科，恰恰既要摆脱传统经学的教化意味，通过现代的大学教育与媒体宣传，以理性方式教育人们，又要为人们建设精神家园服务，帮助人们建立合乎理性的信仰。因此，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想象力，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这些问题，能够提供给大众可供选择的哲学方案。因此，当代的中国哲学不仅需要理性的分析、批判，解构旧的、不合时宜的诸神形象，同时也要能够提倡可供选择的、“现实的乌托邦”（罗尔斯语）方案。 二、两种“痛苦”与哲学筹划未来的能力 实现现代化，即将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转化到现代的工商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上来，是当代中国人的“天命”。所谓“天命”，即你不得不进入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1840年，整个中华民族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面前的失败就已经昭示了这一真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政治上结束了这种受欺侮的历史，但经济生产方面并没有摆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的影响。当中国人经过近三十年的曲折摸索之后，重新以政治自主的方式回到现代化生产-生活的世界潮流之中，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每个人，其实都以不同的方式分享着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天命”。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光荣，同时也有不能不承担的痛苦。今天的中国人，既承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痛苦，也承受着发展的不充分所带来的痛苦，同时还要承受刚一发展就面临资源与环境约束的痛苦。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真实情况。如何理性地看待发展与发展的不充分以及发展的硬约束所带来的痛苦，用理性的方式来筹划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时代给每个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要面对的真实问题。 所谓发展带来的痛苦，即是当前的中国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式实现现代化所带来的一些痛苦。从哲学的角度看，主要是计算理性、工具理性成为压倒性优势，价值理性严重缺位。早期社会主义建设中崇尚的大公无私的道德理想、共同富裕的经济理想与社会理想，在市场经济生活中逐渐退隐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社会经济的活力，但也带来了社会心理的失衡。尤其是在富裕起来的一些人当中，并非都是通过正当的劳动致富的，这就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在法治缺位、制度与规范滞后的市场经济初期，因为经济利益的诱惑，做人要诚实等基本道德原则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在社会主义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预先提供一些理论准备与思想准备，那些富裕起来的人也不知富裕后要干什么，能干什么？旧的价值规范部分地失效，新的价值理想又未很好地建立起来，因而在一些生活领域里出现了价值真空，产生了信仰危机。市场经济的原则让金钱的现实力量表现得比较赤裸裸，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拜金主义风气。不仅如此，环境污染，社会各种资源分配不公，特别是一切都需要依照经济效益原则来重新安排一切劳动活动，劳动的神圣性被极大地降低，人在劳动中获得意义的价值感也因之而丧失。在一些被赋予较多精神要求的行业，如医院、教育的行业，因为突出了利益的优先性，基本的人道关怀被巨大的利益诱惑所取代，形成了今天社会生活中挥之不去的痛。 再者，由于社会的发展，即由传统的封闭的早期社会主义生活形式变成今天的相对开放的生活方式，我们有了一个可以比较的外部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并不是全部的外部世界，只是那些欧美发达国家，而且甚至不是这些发达的欧美世界的真实生活的全部，而只是其中好的东西。然后，用这些可欲的、好的东西来比照我们真实生活中不如人意的、不好的东西，这样的比较会让生活中的不如意一下变得十倍、百倍地令人难受。向往更好的生活这本身并没有错，但这种错位式的比较会产生很多偏激的情绪，以至于会向现实生活提出很多不切实际的要求。 所谓不发展的痛苦，即是我们的现代化程度还没有达到发达欧美国家的程度，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还保留着种种传统的因袭包袱，以及因为经济贫困无法落实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法治社会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司法公正的问题还并未达到群众满意的程度。至于其他方面的公正，如教育公正、医疗公正等，也都是当前社会的突出问题。从地域的角度看，东西部的发展程度还有很大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从整体上看在缩小，但在局部地区还在加速扩大。因此，我们还不能用现代西方的发展的极限理论来限制我们社会的发展，而必须加快部分地区的发展速度。当前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将富强、民主放在首位，就与当代中国社会从整体上看还是欠发达的实际状况相适应。 欧美社会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苏联与当代中国则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地方在于，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调配资源，同时又努力地避免资本主义通过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劳动者。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强调经济交换主体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承认合法的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而在哲学精神层面强调人的独立自主性，承认每个人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的自由，要求所有具有正常理性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有限度地承认合法、合理的个人财产占有之外，还特别强调共同的社会生活目标与共同的社会理想，个人的自由不仅受到法律的保护与限制，同时还受到社会主义道德的约束。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哲学，既要继承欧洲17、18世纪以降的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又要吸收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批判的思想，提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哲学理论与文化理论。 三、极限制约与互联网时代的哲学创新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与欧美十分不同的国际环境。在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面前，中国既没有技术优势，也没有资源优势，更没有军事优势。而在现代社会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通过军事扩张的方式来实现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年里，中国可以利用的优势，如资源、人口的红利，目前基本上消耗殆尽，而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环境负担、人口老龄化问题，正在压迫并会长期地制约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速度。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将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中国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的复兴大业，前面的道路还十分漫长。 突破来自自然的硬约束——资源、环境的约束，与来自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硬约束——金融与技术，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借助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新兴技术——互联网与平台，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哲学思维的突破与创新，当是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的新阶段里实现自我创新的一个途径。近现代的工商业发展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每一次技术革命或新能源的发现，现代经济社会就会获得新的增长模式，突破旧的技术形式与能源形式。当代信息技术的突破，以及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互联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平台，再加上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都在昭示着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未能赶上第一、第二、第三波的现代化浪潮，在信息化经济与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中国虽然在整体上比发达的欧美国家甚至日本要落后一些，但不是质的差距，有些领域也有自己的优势。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将与信息化、互联网的思维发生关系，也将与清洁能源与再生性能源发生关系，当然也与机器人、生物工程有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人的自由与解放将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获得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人也将面临科技所带来的不可知的风险。尤其在虚拟、匿名的互联网世界里，人的道德责任、法律责任，大数据时代里个人的隐私权问题，都将会引发一系列的哲学思考。人类正在加速的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的冲突如何化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家的思想资源如何被激活，并对世界产生积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发展，并保持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的能力？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哲人从自己的专业与兴趣出发所要面对与处理的问题，并需要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哲学主张。而这些问题的刺激，以及相关哲学领域的尝试性回答，将会推动中国哲学的自我创新。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一些古老问题与命题将会以新的方式出现，而现实的新问题也将会激活中国传统的哲学资源，从而让传统哲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从发展的趋势看，当代中国哲学将会在更加深入与广泛的全球化时代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与机会。对于此，我个人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这些并不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全部问题之所在，而至多只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知识体系，它还有自身的任务。大学哲学系里的专家、教授们讨论一些最古老的哲学问题，用现代人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来审视哲学自身的问题，也提出一些合乎时代要求的哲学新理论，如当代中国哲学界在认识领域里，提出了广义的认识论，并提出了“转识成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等；在形而上学领域，提出了“横向超越”“具体形而上学”“仁学本体论”等新说法。这表明，哲学自身的问题也会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而会有新的答案或回答。这是我们时代的哲学以学术的方式回应时代问题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从哲学的内部推动哲学的发展。而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决不能简单地跟着欧美的同类哲学亦步亦趋，而应当用哲学的理性眼光审视国际政治秩序、政治格局，对于一些具有极大影响的国际政治哲学的命题，如“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主权说”，国际社会的现实问题如难民问题等，要用系统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理论去回应，并尝试给出更加合理的回答。 【吴根友：《中国哲学的时代任务与创新的可能性》，《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来源：学术月刊微信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