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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理想层面的“求全”和在操作层面的“取偏”，就是孙子朴素辩证思维理性的表现之一。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求全”文化，追求万全，争取圆满，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在这样的“求全”文化氛围笼罩之下，孙子同样对“全”情有独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子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如“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兵不顿而利可全”，“自保而全胜”等等，可见，“全”在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更加了不起的是，孙子同时还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心目中，“求全”只能是一面旗帜，一种理想，一个口号，如果过于拘泥胶着于“全胜”，而忘记了战争厮杀这个残酷的铁血事实，将“理想”同“实际”简单地等同起来，则不免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自欺欺人了。换言之，孙子已清醒地认识到，一味追求万全之策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很难有真正的万全，更不应为追求万全、争取圆满而患得患失，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优柔寡断，以至于错失战机，与成功失之交臂。 正因为孙子早已将这层关系明了于胸，所以他在高举“全胜”这杆大旗，理念上汲汲追求万全之策的同时，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一直磨砺“战胜”这把尖刀，注重“取偏”的实效，特别强调突出重点，剑走偏锋，主张集中兵力，发挥优势，寻找突破口，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克敌制胜，“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指出战略家最大的过错，在于不分主次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由此可见，在“兵圣”孙子那里，理想上求“全”与操作上重“偏”是高度统一的。孙子真正明白了“舍得”这层道理，得与失是辩证的，舍得舍得，说到底是有舍才有得，所以孙子强调五“不”：“途有所不由，地有所不争，城有所不攻，军有所不击，君命有所不受”，决不能为求“全”而大包大揽，决不应为“全胜”而放弃“战胜”，一切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正合，以奇胜”。应该说，孙子这种剑走偏锋的思维方式充满深邃的哲理精髓，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其所体现的精神旨趣，正与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理念相吻合。 很显然，孙子有关“求全”与“取偏”平衡统一的辩证思维，反映了理想与实际的统一，终极目标与阶段任务的统一。这在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可以说，《孙子兵法》的价值集中体现在它的辩证思维上，和《老子》一样，它充满鲜明的超常思维与逆向思维特征，善于在合理中发现不合理，在正常中发现不正常。如既强调健全法制、制定规章的重要性，“修道而保法”，又主张超越法纪、超越制度，“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既提倡军队统一号令、令行禁止，“令素行”、“一人之耳目”，又推重机断指挥、不唯上令，“君命有所不受”。既肯定爱护民众，关心民众的必要性，“视卒如爱子”“唯民是保”，又反对无原则的爱民、汲汲于讲求廉洁奉公，认为“廉洁”“爱民”会成为导致军队覆灭、国家危亡的祸因。表面上对立的事物，合在一起恰恰能成为最大的合理，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正一反谓之道”。这种善于反向思考事物利弊得失的思想方法论，无疑是《孙子兵法》一书留给我们的最佳资源。它具有时空的超越性，是《孙子兵法》中的精华之所在，也是其具有当代启示意义的象征。读《孙子兵法》的重中之重，就是发掘和借鉴它的思维方式，为提升自己的能力创造条件。 总之，要真正读通这部兵学经典，第一是必须回归原典，真正了解和把握《孙子兵法》近6000字的含义、思想内容、逻辑体系;第二要放开视野，以深厚历史文化知识作为支撑，避免出现将“伐交”误读为从事外交角逐之类的问题;第三要跟中国漫长的军事史结合起来，看看它的一些原则是怎样运用到军事领域的，是如何帮助将帅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叱咤风云的;第四要比较地学，跟其他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六韬》《黄石公三略》等兵学名著进行综合对比地学习。第五要借鉴西方近现代军事理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中西军事文化交流融通的前提下，前瞻性地学习、研究和弘扬。第六，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有重点地学，体认它辩证能动的思维方法，掌握它的超常思维、逆向思维，增强我们的聪明才智，在人生事业中争取主动权，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方面结合起来，读懂《孙子兵法》肯定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运用《孙子兵法》也必然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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