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语：沙龙现场】 原标题：清末改革中的张之洞：“学人”还是“政治家”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历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通常，张之洞被视为“政治家”，作为晚清督抚大员，他积极推动清末体制内各项改革，在军事、制造、矿物等洋务事业之外，文化建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 4月12日，北京大学的陆胤、社科院的李细珠和王达敏及北京社科院的季剑青等作客东方历史沙龙，围绕陆胤的新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展开了诸多讨论。 近代文学史上有一个诗派叫“同光体”，“同光”即指清代“同治”、“光绪”两个年号，诗派代表人物有郑孝胥、陈衍、陈三立、沈曾植等，他们主张学宋诗，将学问用到诗歌中，也就是说他们主张回归经史之学，将典故应用到诗歌中。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诗人实际出名于光绪以后，同治年间他们尚未成名，其诗亦未能自成一体，那么，“同光体”为何以“同光”为名?“同光”对其意味着什么? 陆胤说，上述问题是促使他进行张之洞研究的偶然因素，他在追踪这些人的学术师承和遇合机缘的过程中，发现“同光体”诗人都与张之洞有关系。另一方面，张之洞身上“政治家”和“学人”的双重身份也是促使他选择张之洞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1909年张之洞去世，日本记者采访梁启超，要他说几句盖棺定论的话。梁启超说，张之洞不算什么政治家，说穿了是个“学人”。他以为张之洞的问题就是身处政治家的位置做了学者的事。李鸿章也有类似的评价，说张之洞做了二十几年外官，还改不了翰林清流的“书生习气”。 然而，钱穆对张之洞的评价则截然不同于上述说法。钱穆批评张之洞的《輶轩语》《书目答问》是陋而杂，其实是凭着官声耸动学问，“算不得一个合标准的学者”。 如此一来，张之洞究竟算“学者”还是“政治家”?作为晚清督抚大员，其身份的两重性，对他在清末体制内推行的文化建设有何影响?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不同，咸同军兴以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靠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打下局面，而张之洞则是从科举正途上来，经过“清流”时期的议政，最终外放为督抚。相较于军功督抚，张之洞的“清流”经历和学术兴趣，使其主导的政治改革更多了一些文化关怀。 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固有的传统“政(政治)”“教(文教)”都日渐崩溃。自同治年间“同文馆”之争开始，晚清朝廷有关中西学术孰优孰劣的讨论一直都未停止。不过，基本上形成的共同观点是，采取西学的同时必须保存“中学”。于是，西学主导的近代学术以种种方式得以引进和转换，成了时代之大趋势。然而，何谓“中学”，如何保存“中学”，朝廷督抚大员之间的意见则出现了微妙的差别。 在陆先生的新著中，他将立足于东南一方的张之洞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分为两类论之。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张之洞与袁世凯有诸多合作，主张相同，另外也有些许差别。比如就二者推行的文教事业来说，袁世凯一派的文教重视普及，推广“简字”，甚至在军队中推行拼音字母，其幕府中的学务多是古文学者，更偏重“文”的传统。张之洞则更看重“经”的传统，具体来说，在张之洞推行的文教事业中，偏重于训诂小学，而远于诵读创作，这与其圈中学人偏重经史、考据一致，其幕府中也多是考据学统的学者，主张以重“经”保留中国传统价值。 对此，沙龙活动嘉宾李细珠教授、王达敏教授则提出了不同看法。李细珠教授早在十几年前即做过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的研究，从他研究政治史的经验来看，他以为分学者督抚和军功督抚之别，或许可理解为获得督抚身份的正途和异途。督抚大员在清末推行新政中是主导力量，如此明确地区分出此二者，是否会离历史事实更远呢?在李教授看来，张之洞、李鸿章之间的对峙、纷争主要是权力斗争，背后直接相关的是利益，相较之下，原则似乎并不如利益更重要。 王达敏教授同样以为南北对峙、清流浊流对峙的区分可能带有一定的刻意性。在他看来，张之洞、袁世凯二者之间同大于异，他们对西学、洋务的态度，南北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虽然东南张之洞一派重经史和北方北洋袁世凯一派重古文，的确能找到这样的表述证据，但也未必是绝对的差别。袁世凯幕府中的吴汝纶，就曾表示自己根本不适合做“文”，他对自己的儿子说，等我死以后，刻书要刻我的经史之作。袁世凯幕府学者确实比张之洞幕府学者更重古文，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是以经史为基础的。 最终，面对时代之洪流，二者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且不论张之洞一系与袁世凯一系之间存在的差别是否可明确分为两边“对立”来谈，但毫无疑问的是，陆胤将张之洞置于近代学术史中讨论，所谈的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些人在唱和诗词、赏花饮酒、学术争论等日常交游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群体交锋、议论的场合，进而影响了其圈内的组织者、政治庇护者——张之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