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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出关学的学风特质。关学的传衍不同于其他地域学派，它不是集中在思想的承传上，更多是在学风的承继上，这是学界对其存在争议的根源所在。也正因为此，对其学风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当前学界对关学学风的研究多是采取整体或历史的视角对关学学风进行宏观的揭示，这种研究模式便于总体把握关学的学风，但却以普遍代特殊，遮蔽不同时期关学的学风特质。众所周知，关学从宋至清末民初，历宋、金、元、明、清、民国初年等时期，总体上具有“重气学”“重性命”“重礼教”“重实用”（刘学智）的共同趋向，但实际上每个时期则各有差异，尤其是在学术范式转换，朝代更迭之时表现更为突出，如明代关学复振张载之学，更重气学，清末民初之关学则深受维新运动影响，更重实用等。基于此，对关学学风的研究需要改变以往宏观的研究方法，从两方面予以展开：一是阶段或整体的关学学风是不同个体展现出的共性，因此必须研究关学个体人物所呈现和代表的关学学风，以便为整体研究积淀基础；二是着重深化和揭示不同时期的关学的学风以及与关学总体学风的关系。 要加强关学价值的现代阐释。学贵有用，学术的使命就在于经世致用，失去这一导向便无生命活力，必然成为列文森所说的“博物馆的陈列品”。关学绵延八百余年，它不是死的文化遗产，而是活的精神存在，仍具有穿越时空的超越价值。以往学界因为多聚焦在关学思想的阐释上，对其现代价值少有揭示或揭示不足。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其核心要旨在于教化，因此，未来研究应该更多地对关学的现代价值进行揭示和转换，以期古为今用。在硬件层面，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关学史上的关中书院、横渠书院等关学历史遗迹，如何将其原本承担的教育功能进行现代转化，如何将其建设成为新的宣讲教化场所等都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关学乡贤的宗祠、墓葬、乡约、家训、族规、故居等的现代教化功能研究亦须提上日程，如《吕氏乡约》在当代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价值等；在软文化层面，则需深入提炼关学的核心精神和价值，尤其是关学自始至终贯彻如一的礼教精神、务实精神、担当精神等，探究其移风易俗的功能以及其在“三个陕西”（富裕陕西、和谐陕西和美丽陕西）建构中的价值则需进一步的深入阐释。 总而言之，关学虽然是发源于陕西的地域性儒学，但却在与思想史上不同学派融通交流中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派，自南宋之后，学者常常以濂洛关闽描绘学界便是明证。因此，在《关学文库》已然出版和发行之时，应该转换视角、挖掘新的时代课题，从文献、经学、思想、学风和价值相分而又连为一体的视域对关学展开系统、深入、全面的研究，以期使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焕发新的生命活力，赋予新的时代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