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春秋》经文,只是片言只语,这只能是《鲁春秋》的“标目”或“索引”,而不能也没有取代《鲁春秋》之内文。从先秦诸子的各家文章看,诸子与各国“行人”引述《春秋》所涉之史事者不少,他们并非仅据《春秋》经文之片言只语发论的,他们是读了原著的。左丘明之所以能写出《左传》来,把“经文”所涉史事交代得头头是道,就证明了原始史料的存在。 我们知道,在简牍时代,书册翻检很艰难,孔子读《易》,尚且“韦编三绝”;读“史”,更易脱简。有此一本“要目”在手,何等方便!孔子编辑这个“标目”,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原因在此。 第二,今天,我们从新闻史的特定角度去看《春秋》经文,还会获得另一层重要启示。 从文化史的特定角度看,它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春秋笔法”“一字贬褒”“为尊者讳”“直笔”等词语的真实含义,它可以帮我们解开古籍阅读中的许多死结。比如“为尊者讳”之“讳”,通常作“回避”“绕开”讲,甚而当作“闭口不提”解。其实不是这样,孔子只是希望说得委婉一点而已,决不是不提某人某事。正如人们讳言“死”而说成“去世”“逝世”一样,一旦解开了这个“曲笔”,也就无所谓“讳”了。何况,前引“天王杀其弟佞夫”句,矛头直指“天王”,根本就不“讳”。 历史是“过去时的新闻”,新闻是“现在时的历史”。新闻先行,而后有历史;新闻累积,而后成史书。中国人重历史,更重新闻,特重“即时新闻”。上古的史官,其实就是一批新闻记者,而且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实况记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