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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所说的《训典》，亦即文王之临终遗书，就是今日之清华简《保训》。 舜如何摆脱在历山务农的困境，并谋求向中土发展自己的事业呢？ 周文王之所以在遗书中一再向姬发提及“中”字，我认为指的就是“中土”。 直至目前为止,对《保训》释读的分歧所在,关键仍在一“中”字。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一文中认为,“中”字系指思想观念的“中道”而言,并引《论语·尧曰》中之“允执其中”及《尚书·大禹谟》的相关篇什以证其说;同时指出:“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 高嵩松先生不同意李先生对“中”字的释读,认为:“从下文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来看,显然,这里的‘中’绝非形而上的‘中道’。”他与吴从周先生一样,都将“中”看成是假借字,读为“众”。高先生认为:“这样解读,此篇内容无不文从字顺。众即民众,从简文不断提及‘求众’、‘得众’、‘假众’、‘归众’来看,周文王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本思想。”(高嵩松《清华简<保训>篇的“中”是指“中道”吗?》,载《上海书评》2010年7月26日) 。 高先生等人将《保训》篇之“中”释读为“众”,显示周文王在遗言中以“民众”观念和“民本思想”训诫姬发,这亦属思想观念的范畴,难道不也是“形而上”吗?何况在周文王的相关文献中,“众”与“中”各有其字,毋须假借,不能混淆。在周文王的时代,在社会政治观念的范畴里,“众”指民众,“中”喻公平公正,即所谓“允执厥中”,言为“中道”,未始不正确。但问题在于,周文王这种“民本思想”和“中道”观念的政治说教,在《逸周书》的《度训》、《常训》、《允文》、《小明》、《程典》、《文儆》、《文传》诸篇中,多有涉及,相信他的政治接班人对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已经滚瓜烂熟。因此,在周文王临终之际,他以郑重其事的方式,以书向姬发交代政治遗嘱,我认为他显然不会讲那些平日一讲再讲有关“民众”和“中道”的大道理,因为这并不符合殷周之际的政治形势和周文王晚年积极筹划伐纣、准备取中土而代之的历史事实。而这显然才是周文王临终务须交代的心头大事。 拙著《两周史论》中有一篇专论周文王的文章,里面论及文王在西岐苦心经营四、五十年,其仁政德治令天下归心。而纣王则倒行逆施,诸侯、百姓乃寄厚望于文王,皆曰纣可伐矣。因此,至文王后期,所谓“应天顺人”,积极做好伐纣的准备,并采取巩固西北、东征伐纣的战略,于是自陕出甘,征服密须,震慑犬戎;继之南下伐邘、伐崇,旋即建酆邑为王都。《诗·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酆”,可为之证。 而伐崇之举,令殷纣君臣大为震惊,因为崇是殷商之与国,伐崇表示周文王与殷纣分庭抗礼的决心。其时殷纣之暴虐无道天怒人怨,大失民心,而且又正用兵于东方,无力西顾。因此,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利好因素毕集于文王一身。当他正要筹划集合天下诸侯力量共同伐纣,以实施其东进取商而代之的计划时,不幸病卒于毕郢。(见郭伟川《两周史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