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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去找胡适，“胡先生很客气，他说：你读书很勤，但你的方法有危险，我看《易经》中没有你讲的那些道理”。牟宗三称自己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去看《易经》的，胡适讽刺道：“哦，你是讲形而上学的！”还开玩笑地说，你恭维我的本家（胡煦），很了不起，你可以出一本专册。 牟宗三“尽礼而退”，可回宿舍后却“压不下这口气”，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护，“大概说的话有许多不客气处”，从此将胡适得罪了。 胡适主张“小心求证”，对哲学不感兴趣，牟宗三曾选修过胡适的课，胡适在日记中评价牟“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 对于牟的信，胡适未予回复，但牟宗三后来一直无法进入北京大学系统任教。抗战时，熊十力曾给汤用彤写信，让他帮牟宗三在西南联大中谋个教职，汤回信说：胡（适）先生通不过。此时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不在国内。 1958年12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胡适招待会，胡适称牟宗三是他的学生，牟宗三当场否认，让胡适极为尴尬。 和梁漱溟分道扬镳 大学毕业后，牟宗三谋职艰难，一度在山东寿张师范教书，梁漱溟当时正在山东邹平搞新农村建设，熊十力介绍牟去梁处工作，梁提出条件：一是需在山东邹平住相当日子，二是要读人生哲学，三不是政治利用。 牟宗三大怒，觉得梁平日“以圣哲自居，何故出此鄙言”，所以见梁时，梁问：汝见云何？牟不客气地说：只此不够。梁说你只是看看表面，哪里就知底蕴，你太不虚心了。牟回道：如果事业不足为凭，也就没法判断。 梁、牟的根本分歧，在于梁漱溟中年以后对“制度优先”不以为然，认为应以养成“团体生活之习惯”为立国之本，而牟宗三讽刺这是“君子路线”，认为没有制度建设，必然“局促短浅”，所谓“新农村”，不过是“新时代说圣谕”，是“骚扰农民”。 梁漱溟自命“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牟宗三则说冯友兰是“脓包哲学”，金岳霖是“外行”，唐君毅才“水深三尺”，自己则“深可五尺”。二人都自视过高。 1945年，国共在重庆谈判，梁漱溟表现活跃，牟宗三去信批评，梁毫不客气，在原信逐条批答后寄回，犹如给学生改作业。牟宗三“将梁氏批语一一剪下，装入信封挂号璧还，以示与梁氏决绝”。 梁漱溟去世后，牟宗三撰文悼念，虽不忘指出“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但承认“他这种表里如一、始终不二的人格风范，是最令人敬仰的”。 和张君劢又闹翻脸 抗战时期，牟宗三生活极为困苦，在好友张遵骝（张之洞的曾孙）邀请下，从广西来到昆明，想找个工作谋生，却始终不能成功，在此期间，完全靠张遵骝养活。张收入也不高，牟只好又去重庆投奔熊十力，熊亲自出面向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要了一笔钱，给了牟宗三。 牟宗三一度投靠马一浮的勉仁书院，没想到梁漱溟也在此，牟等于变相靠梁谋生。牟勉强忍了半年，便转投张君劢，并一起去云南大理办学，可学校很快因政治原因被取缔。 牟宗三为生活所困，写信给张君劢，希望获得一点资助，张未回信。牟宗三从报纸上得知张君劢陪弟弟张公权（时任交通部长）在昆明视察公路，便当晚去张所住宾馆，问：我的信你收到没有？张回答说：没收到。牟宗三听出张在撒谎，“当时大怒……出而即决心与此辈断绝关系”。 好在挚友唐君毅伸出援手，将牟宗三拉到中央大学去任教，中大哲学系是轮流当系主任，轮到牟宗三时，正赶上方东美与校方冲突，以罢课相要挟，牟宗三却安排别人替了方的课，两人由此埋下矛盾。 1949年，牟宗三来到台湾，却无法进台湾大学任教，因台大班底多是胡适旧人，且哲学系主任恰恰是方东美。 牟宗三去世前，曾对弟子说：“我一生无少年运，无青年运，无中年运，只有一点老年运。”无少年运，指的应是出身贫寒，无青年运，指的应是开罪于胡适，而无中年运，指的应是谋生艰难。 理论高明难掩性格暗面 虽颠沛流离，但牟宗三留下丰厚著作，《认识心之批判》《道德的理想主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心体与性体》等，“通过心性论直接上达形而上学，不但道德形而上学完成了熊氏（指熊十力）未竟之业，而且对中国哲学的全面疏解亦由于西方哲学的功力而超过了他的老师”“牟氏把思孟—陆王心学一系的道德本体论在当代提扬到了不可再高的水平”。 傅伟勋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 对于牟宗三的“狂”，有学者认为这是他“率直”的表现，牟宗三自己则辩解说：“真正恰当意义的生活，生活如其为生活，当该是在生命中生活……而我们则是在对象上生活，是生命‘离其自己’之生活，因而陷入了痛苦之境地。” 这些说法多有溢美，遮蔽了牟宗三性格上的缺陷。 牟宗三原配王秀英，比他大3岁，文盲，与牟育有二子。牟宗三28岁离开故乡后再没回去过，离开大陆后，牟曾试图接走全家，但浅尝辄止。1958年，牟宗三又和赵惠元结婚，育有一子。 上世纪80年代，牟宗三与王秀英恢复联系，却始终未见面，理由是对双方都不好。牟宗三的儿子47年后再见到父亲，问了一个暗藏于胸中已久的问题：这么多年，您是否找过我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