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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至汉代，可和乐而歌者已屈指可数，然而这却没有并影响到《诗》的蓬勃发展。其中玄机，《通志》一语道破：“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其根源正是汉《诗》承袭孟子、重视《诗》的文本价值阐发的结果。首先，汉代四家诗均呈现出注重训诂的鲜明特色，其中尤以鲁诗和毛诗最为代表。鲁诗关注字义、“为《诗》训故”（《汉书·艺文志》），不仅在对《北山》等诗的解读上承袭孟子释义，并且在《大雅·灵台》《文王有声》等篇章的解读上，完整继承了孟子“以德行仁者王”的观点；“《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欧阳修《诗本义》），《毛诗故训传》不仅诗义阐释内容、方式与孟子多有相合，而且明确将“显明王之政教”（郑玄《毛诗故训传》）作为诗义阐释的根本主旨；韩诗虽不重训诂，但其解《诗》也是从《诗》义阐发入手的。 二、“迹熄诗亡”：孟子与汉代核心诗学观念 汉儒解《诗》用《诗》的王道政教意图也与孟子多有关联。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观点，把《诗》视为王道政教历史的载体。这一观点也被四家诗纳入其诗学价值体系之中，并被作为《诗》义解读的第一要义。 鲁诗“《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史记·孔子世家》）的“四始”说恰恰对应着周代王道发展从初兴到兴盛，继而中衰、没落的四个过程，而这正与孟子的“迹熄诗亡”说若合符节。鲁诗“四始”说被认为是鲁诗乃至整个汉代四家诗的纲领性观点，其对孟子的承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迹熄诗亡”说对汉《诗》的影响作用；此外，齐诗的“四始”“五际”说虽然“专以阴阳之终始际会推度国家之吉凶休咎”，然而也同样采用了以具体《诗》篇对应王道盛衰具体过程的方式，来展现其以《诗》“述王者之命运政教”（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的意图；韩诗《关雎》“为王道之原”的观点则以《诗》之首篇对应王道社会源头的方式，与孟子以王道终结对应《诗》学式微的做法遥相呼应；《诗·大雅序》不仅在诗旨阐释上与王道制度密切相关，而且将其对三十一篇《大雅》的旨意阐发连缀在一起，恰恰就成为周朝从初建至衰落的发展简史。而《诗谱》中《诗》三百的时段分布也重点集中在几个关乎周朝王道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文王、成王、幽王、平王、桓王时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