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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清华的曾国藩 冯友兰回国后，谋职颇不顺，只能在刚成立的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当教授。 1925年9月，冯友兰给胡适写信，说：“近见报载教育部将设国立编译馆，未知果能办成否……若有机会，甚望先生为图之也。”信末落款为“学生冯友兰鞠躬”，可谓谦恭已极，但胡适似乎并未帮忙。 推测原因有二：首先，求胡适谋职的人太多，他与冯友兰并无深交；其次，冯友兰口吃，胡适认为他英文糟糕。 此后几年，冯友兰均漂泊不定。 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入京，蒋介石派他的秘书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同年9月，冯友兰被清华大学聘用，冯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此后他长期在清华，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离开。 当时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均靠外资，故教员能按时领到工资，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做学问，是令人向往的职位。此前冯友兰已在燕京大学任教，但他嫌弃“教会学校(指燕京大学)出身的人有一种教会味，其精神面貌跟中国人办的学校出身的人有显著的不同”。 在清华，冯友兰展现出善于处事的长处。1930年，清华学生发起“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罗的亲信杨振声、张广舆等纷纷离去，冯友兰却扛过了“倒冯”风潮，此后梅贻琦当校长，冯友兰又成了梅的亲信，冯友兰也被人戏称为“清华的曾国藩”。 被鲁迅称为“安分守己” 1930年，冯友兰将刚完成的《中国哲学史》送给胡适，胡很快回信，对《老子》写作时间这一问题提出异议。 冯友兰认为《论语》早于《老子》，因为：首先，“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其次，“《老子》非问答体”；其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 胡适认为这三点均不能算是证据(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胡适的说法是正确的)。 冯友兰撰文公开回应胡适，对于第三点，竟称“我是引用傅孟真(傅斯年)先生说”，胡适认为冯这是“丐辞”。 对于胡的质疑，冯友兰再度公开答复：“我并非考据家……我的贡献就是指出现在所有证《老子》一书晚出的证据，若一一看起来，都是不充分的证据。但合起来，却是很强有力的证据。”此辩法已近乎无聊。 1930年后，冯友兰学术成绩不断，他在清华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成为梅贻琦、叶企孙之后的第三号人物。胡适此前因《中国哲学史大纲》闻名，冯友兰的哲学史研究后来居上，令二人关系微妙。 1934年，冯友兰到英国讲学，经法国、瑞士、德国后到苏联访问，最后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国际哲学会议。回国后，冯友兰突被何应钦部下特务捕去，原来特务们得报告称有中共代表赴俄，带回重要信息，误认为冯友兰就是中共代表。经清华校方斡旋，第二天将冯放回，何应钦并电令相关人员道歉。 一个多月后，鲁迅在给友人信中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联大校歌究竟是谁写的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由于清华实力最强(1937年时，联大全校共有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南开只有20人，清华占教师总人数的50%)，故冯友兰出任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联大当时矛盾重重，学生在搬进新宿舍后不久，三位校长巡视，蒋梦麟认为不宜居住，张伯苓则说学生应该接受锻炼，蒋反驳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则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蒋梦麟曾给胡适写信：“有时不免痛责兄(指胡适)与雪艇(王世杰)、孟真(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我发狠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冯友兰曾将联大形容为旧社会大家庭，下面各房都有私房，却都靠着大家长活。冯友兰等人艰难维持局面，体现出教育家的风采。 北大文科不甘心被清华压制，罗常培等人多次写信邀请胡适回国重振北大，胡适未予回应。此时冯友兰亦出言不慎，一次有人拿论文《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请教冯友兰，冯说这个题目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指胡适)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冯甚至在课堂上也公开这样说。 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还是联大校歌的词作者，此前人们多误认为是罗庸，但据《朱自清日记》，1938年10月30日，校歌委员会接受了罗庸所写歌词，可到1939年6月14日，校歌委员会又决定改用冯友兰写的歌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