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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与“德气” ——思孟一系之气论

http://www.newdu.com 2018-04-13 《中国哲学史》,2008年 梁涛 参加讨论
    作者:梁涛
    “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如何理解“浩然之气”也一直是孟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孟子·公孙丑上》在“浩然之气”的一段文字前,又提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所以学者往往用“体之充”之气来理解“浩然之气”,或未对二者做出明确区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汉代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其说文提到仁气、义气、礼气,肯定有德气的存在。随着《五行》经文部分再次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使学者认识到《五行》的经文与说文可能并不形成于同一时期,说文应完成于孟子后学之手,反应了孟子后学对孟子思想的发展。说文的“德气”说,对我们理解孟子的“浩然之气”有重要帮助。
    一
    从文献记载来看,古人较早用来解释、说明生命活动的是“血气”一词。据《国语·鲁语上》,鲁国大臣夏父弗忌担任负责祭祀的宗伯一职,要将鲁僖公的享祀之位升于闵公之上(此事在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这是一种“逆祀”的行为,故鲁大夫展禽认为“夏父弗忌必有殃”。侍者问:“若有殃,焉在?”展禽回答:“未可知也。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据学者考证,这是“血气”一词首次见于史籍。展禽虽然认为夏父弗忌必定会有灾殃,但这主要是针对人事祸福而言,所以又承认其健康状况、寿命长短是由其血气决定的。可见,这里的血气主要指人以及动物自然生命的内在基础与动力。又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楚子使薳子冯为令尹”,薳子冯假借生病不愿接受,“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殃,而血气未动。’”这是史籍所见医家首次使用“血气”概念。一个人尽管很瘦,但只要“血气未动”,就不会危及整个生命的存在。这依然是从自然生命的角度来理解、使用血气一词的。人有自然生命便会有各种生理欲望以及由此产生的生理冲动,在古人看来,这主要也是由血气决定的。《左传·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记晏婴言:“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国语·周语中》记晋大夫随会言:“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这些都是说明听任血气的流露,就会产生“争心”、“贪而不让”,故要求“思义为愈”,治血气,并以能否治血气为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不过古人所谓治血气并不是否定血气的存在,而是使其在人身体内合理、自然地运行流动。郭店竹简《唐虞之道》说:“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养生。夫 唯 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这里的“顺乎肌肤血气之情”,最能反映古人对于血气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如学者指出的,古人认为生命在于身体内血气的运动。如果劳逸结合,生活有节制,人体内的血气就宣达畅通;反之,人体内的血气就壅聚堵塞,这样就会产生疾病。[1]所以古人又有“导血气”的说法,如《管子·中匡》借管仲之口说:“道(导)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此为身也。”《管子·内业》也说:“气道(导)乃生。”这一思想以后成为中医和养生实践的理论基础,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春秋时期,人们还认识到生命之气与自然界物质间的相互转化和影响关系。《左传·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载膳宰(厨师)屠蒯言:“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这是认为食物(五味)可以补充身体内的气,气又影响了人的意志,而意志又决定着言辞、政令,影响着社会道德的好坏。实际提出了“饮食——血气——道德”的致思路向。《国语·周语下》记载周卿士单穆公的一段话,将这种关系讲的更为清楚:“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不信,刑政放纷,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口喜味,耳听声,声味生成气。气在身体内流行、运动,影响人的视听、言论。如果视听不和,内心震动迷惑,又会影响到味的摄取,导致气的遗失和不和谐,于是产生“狂悖之言”、“眩惑之明”,并最终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味和气的作用竟得到如此肯定和强调。
    作为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也曾受到“气以实志”思想的影响。《大戴礼记·四代》载孔子言:“食为味,味为气,气为志,发志为言,发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载义而行之。”这里“味为气,气为志”与“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实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说明孔子对于“味”、“气”对于“志”的影响给予了充分重视。所以孔子对于饮食很注意节制,“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食气”指五谷之气,“人食肉多,则食气为肉所胜,而或以伤人。”(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三)孔子对于饮食也很讲究,甚至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论语·乡党》)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在于饮食是周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时被看作君子道德修养的体现,同时也因为“味以行气,气以实志”,饮食直接关乎人的意志活动。重视对食物的节制,保持气在身体内的动态平衡,有其合理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养生而言。但过分夸大“味”、“气”对于“志”的影响,便会取消“志”的主动性,发展为道家一派自然无为,反对以心使气(《老子·五十五章》:“心使气曰强。”《庄子·人间世》:“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的思想,而这恰恰是孔子反对和不能接受的。所以孔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并不在于他延续了“气以实志”的传统思想,而在于他突出了人的理智,主张根据血气的特点对其掌控、调配。“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里的“三戒”便是要对血气进行适当的节制、干预,使其纳入理性的轨道,实际包含着“以志帅气”的思想。以后孟子提出“夫志,气之帅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荀子·修身》),均是对孔子“三戒”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孔子还提出仁,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仁是自主、自觉的道德意识,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理想;仁一旦落实在生命中,便会产生崇高的使命感和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可以说,在孔子那里,仁不同于智且高于智,只是仁与气的关系如何,还是一个没有被论及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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