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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因上疏救援南京科道员戴铣、李光翰，御史簿彦徽等，被宦官刘瑾矫旨陷害，贬谪至贵州龙场驿。在身处万山丛中“瘴疬之区”的龙场，王阳明将生死荣辱、成败得失置之度外，“皆能超脱”，“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心自足”，于是默记《五经》证之于心，“莫不吻合”，此即是阳明心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龙场悟道”。正是象征心学端倪的“龙场悟道”，证实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发端于贵州，滥觞于黔省。从正德初年王阳明讲学龙场、贵阳开始，经过弟子门生的培育灌溉和继承弘扬，到嘉靖、万历年间，贵州涌现出一批心学名士，形成了王门后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学派——黔中王门。时值龙场悟道500周年历史因缘之际，总结黔中王门后学研究成果，（究其得失），一方面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行基础的梳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一学术象征意义事件本身的纪念。 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编撰的《明儒学案》六十卷，按地理人文分类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粤、泰州等七大学派，突出了近百位王门后学的事迹和语录，基本上反映了明末王学崛起的概貌，为后世对明末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和倾向性的指导。遗憾的是，《明儒学案》遗漏了贵州王门后学这一部分重要内容，一度使黔中王门隐晦不彰。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泰和郭子章巡抚贵州期间，遍访贵州文人墨迹，著成《黔记》六十卷，不仅收录了黔中王门后学的不少史料，而且特为代表人物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作《理学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百年黔中王学进行了总结。清康熙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687—1691），德州田雯巡抚贵州，历经勘查访问，著有《黔书》上下卷，亦录进了黔中王门后学的事迹。特别是清道咸同光时期莫友芝、莫祥芝、黎庶昌及民国年间宗孝忱，近人李独清等对黔中王门后学尤其是孙应鳌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为后世研究黔中王门后学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热潮提供了原典文献资料保证，使这一学派在学术界成为不争的事实。下面从黔中王门的源起与形成和孙应鳌、李渭等代表人物的研究两方面综述近十余年的研究成果。 一、黔中王门的源起与形成研究 贵州作为王阳明悟道之地，独得心学风气之先，首传心学正脉，随之书院遍布，文教大兴，人才鹊起，从而使贵州得以摆脱长期以来的文化停滞状态，贵州学术思想遂笼罩于阳明心学之下，黔中王学（“黔学”）于是诞生。以此为契机，贵州本土学者形成了贵州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地域性儒学派别——贵州阳明学派。他们继承和发展阳明心学思想，并以贵阳、都匀等地为中心，先后掀起几次讲学高潮。他们数代相传，延绵百年，覆盖全省，成就斐然，蔚为大观，堪与其他王门学派比肩并立。因此，王阳明被历代学者尊奉为“黔学之祖”，贵州也被当今学术界称为“王学圣地”。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以王阳明心学诞生及其在黔讲学活动，黔籍弟子“得阳明之和”的陈文学、“得阳明之正”的汤伯元，以及“理学三先生”马廷锡、李渭和孙应鳌等为研究对象，简略梳理黔中王学的源起、发展、成熟过程，并扼要分析了他们各自的思想特点[①]。 黔籍学者遗憾黄宗羲《明儒学案》未列黔中王门一案，大力论证其存在的理由和实存性，谭佛佑《论黔中王门》中的“黔中”之名，相对于“浙中”、“江右”等诸门。王阳明及其后学弟子在贵州传学，使王学于黔省后续有人，从而黔中王门得以确立。其弟子的学术思想和传学活动，作者一一列述如次：汤伯元与陈文学的著作多已散佚，难窥见他们的思想全貌，从零星的文章看出，陈文学以“取求放心是教言”为教授诸生的根本，且“珍重”先师之教。王杏倡办阳明书院并建立阳明祠，宗旨在于“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先范以睹也；思先生之思而精蕴以传也”。马廷锡在贵阳城南渔矶构筑“栖云亭”，静坐讲学三十年，南方学者负笈请学者云集。教诸生以“默坐、存心、体认”六理为宗，“妙契圣贤之经旨”，大讲“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时人认为：“人于先生之泽，知其汪洋于天下，而不知入于江右为独深；知其涵濡江右，而不知于贵阳为独至。”可见王门后学江右与黔中两派相较比肩，各具特长。李渭教诸生，主张以“不欲”为根本，“以学为圣人”作目的；必须从孔子主张的“毋意”入手，达到孟子提倡的“不学不虑”的境界；同时强调为学切不可间断。其居官处乡，或论政或讲学，“无一言不出于正，无一事不究其实”，故神宗赐联称他为“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黔中王门地位最高、影响最大、成就最著者当推孙应鳌。他一生官居高位、遍交名流。主张“圣明之曰仁”，故“以求仁为宗”，他认为求仁之法是“以尽人合天为求仁之终始”，毕竟“仁者，天地之心，须时时以此激昂。不失了我的心，便不失了天地之心”。孙应鳌强调师道、师职，明确指出这是“成己成物”的必然，教导诸生学以为世用，至能“为名臣”，“为名儒”，终成“治天下之大器”。其学术成就在宋明理学和黔中王门中均有极高的地位②。 《明儒学案》遗漏贵州王门后学这一部分重要内容，刘宗碧在《贵州的王门后学》中认为，其原因主要是资料佚失所致。然而可幸的是，贵州王门后学的事迹、文章并未完全泯于史籍。作者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综合研究，不仅论及贵州王门后学存在的确凿事实，而且进一步分析它的理论特点和学术成就，从纵向和横向的不同层面，展示贵州王门后学的理论价值和学术风貌。文章从贵州王门后学产生和形成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出发，论述阳明心学在贵州开花结果，涌现出一批心学名士，如马廷锡、孙应鳌、蒋见岳、陈尚象、余显凤、吴挺、李渭、冉宗礼、胡学礼等，以及他们以贵阳、清平、思南、都匀等地为中心，“以一个学术整体的形式出现在王门学子之中” 的情况。其代表人物中，尤以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三人为最。他们三人的学术倾向互不相同，然皆宗阳明之学，共扶伦理纲常的总目标则是相通的，其共同特点有以下三方面：放眼全国，不存门户之见；以德为宗，直揭知行本体；弘扬心学，勇于创新。这些特点在其余贵州王门后学的著作中也时有发现。贵州王门后学不仅促进了贵州省内的文化教育，在提高省内民众文化素质、学术水平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全国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有的还传入日本，其学术价值是众所公认的。要言之，“贵州的王门后学，紧随全国的形势，在明末一段时间内非常活跃，它们的队伍整齐、著作丰富、义理又有创新，其在省内和国内的影响客观存在，理应在晚明思想史中占一席地位”①。 黔中王门的存在，贵州学者多有提出，已是不争的事实。张坦在《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一文中另辟蹊径，以黔中王门后学的活动为线索，从继承师道、发展心学和创办书院、传播心学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一曾被忽视的地域学派，解决王阳明心学体系在黔中王门后学的继承、发展、传播以及对贵州书院建设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就继承师道、发展心学而论，王阳明在龙场悟出“圣人之道，吾心自足”，黔中王门对此可说是深得其契，其代表人物孙应鳌教导乡梓后学时就说：“心若有主，不拘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全是其宰运用，是我制外；心若无主，不拘应事接物，读书作文，全无安顿去处，是外制我。”循着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和“天人合一”学说，孙应鳌指出：“此心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者也，不知充其心以尽天地万物之大，失此心矣。”“天地之所以为天地，浑然唯此元气也……元气之虚灵之在人者为心，一也。”由于吾心担当了天下国家和天地万物，所以，孙应鳌继承了王阳明“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的精神，提出“独立不惧，真是在我，天下非之而不顾也”。孙应鳌对“吾心”学说的继承、丰富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的易学研究上，他在《淮海易谈》中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外无道，其实体备于人，人外无道。”“《易》者何也？以著天地万物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理妙于人心，故《易》著天地万物之理以明心也。”“《易》之象，心象也；用易者，心用之也。”“故《易》有圣人之道者，谓心也。” 孙氏“借《易》而讲学”，既继承了王学传统，唯心所造，亦随己发挥，发展心学。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矫程朱理学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之弊，黔中王门诸子不仅继承其优良传统，另一代表人物李渭更将“知行合一”直接标榜“先行”，于王阳明又进一步，并身体力行、笃实履践，成为王门行动派的代表。阳明心学的最终完成，体现在他的“致良知”说上，如何“致良知”，王阳明认为应该通过“静坐省察”和“事上磨炼”两种工夫。“静坐省察”的慎独工夫，马廷锡可谓得其真传，于贵阳“栖云亭”静坐体察讲学达三十年之久。孙应鳌也主张“致功扼要，在诚意慎独”。“事上磨炼”工夫上，黔中弟子汤伯元、李渭、陈尚象、孙应鳌等在事攻方面都有继承和阐扬，他们不但继承阳明的学问，更继承了他的为人。从创办书院、传播心学方面来看，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讲学文明书院发其端。继之王杏于贵阳建“阳明书院”，立祠奉祀阳明；蒋信建“正学书院”；邹元标讲学“鹤楼书院”；马廷锡“构‘栖云亭’于会城南渔矶上”，又主讲于文明、正学二书院；李渭构“求仁馆”，讲学于“为仁堂”；孙应鳌先后建“南明精舍”，辟“正学书院”，筑“筑旦草堂”，建“学孔书院”，创“山甫书院”，皆在其中开坛讲学等等。“有明一代，自王阳明在黔开风气以来，其黔中弟子创办书院三十余所，传播心学，化民成俗，对贵州文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②]。 黔中王门的成立，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但具体诸子及其师承关系还没人系统梳理，李迎喜《黔中王门系统考》从论述黔中王门的缘起入手，较系统地按历时脉络考述了第一、二、三、四代黔中王门弟子及他们的生平履历和主要思想主张，并作“黔中王门系统表”如图，使黔中王门后学体系一目了然，历历呈现[③]。 (注：王艮为泰州学派创始人，王畿为浙中王门，邓以赞为江右王门，三人皆不属于黔中王门。按：李渭、陈尚象所传弟子为笔者根据原文增补) 事实上，黔中王门后学不仅局限于古代特别是明末，而应该延伸到当今的贵州学界。正是居处王学圣地的当代贵州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举阳明心学研究大旗，掀起了一场阳明心学研究的热潮，既做出了积极推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贡献，也创作出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理论价值的科研成果[④]。李友学《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一文指出，阳明心学诞生于贵州。王阳明谪黔期间，不仅在“龙场悟道”，创立心学，而且创办龙冈书院，主讲文明书院，使黔中数百诸生最先受到他亲授心学，奠定黔中王门基础。作者在文中胪列了黔中王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宗鲁、汤伯元、马廷锡、孙应鳌、李渭等的著述，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线索的方便。除了上述本籍学者之外，外省来黔做官或谪贬贵州的王学门人尚有蒋信、徐樾、胡尧时、邹元标等，也纷纷倡办书院，大力宣扬王学，为黔中王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从孙应鳌“以仁为宗”的宇宙观，“天地之用为我用”的境界，以发展、时中和协和为核心的方法论以及为政不必固守陈规，应因时变革的主张；马廷锡主静，反观修习以领会理气、心性、人我贯通合一的心学极高境界；李渭“先行其言”，即行在知和言之先的重行功夫主张看出，他们三人的学术旨趣互不相同，各有特色，可也从中归纳出黔中王门在思想理论架构上具有共同特点。作者进一步较详细地介绍了当今贵州研究王学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阳明学研究从举办学术研讨会、编辑论文集、主编丛书、撰写著述等方面来看，基本反映了贵州学术界研究王学的学术水准和概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和国际研究王学的水准和动向”。当今贵州王学研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学术研究与大众普及相结合，通过多形式、多角度、多层次的方式让王学走向社会，使广大民众在多种活动中认识王学，了解王学，“使阳明文化为现代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⑤]。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西部开发的时代背景下，贵州有些学人意识到黔中王门作为文化资源的运用。肖先治与王路平的《黔中王门与阳明文化旅游圈》便是其中代表。文章指出贵州阳明文化圈缘起于王阳明谪居黔省期间。王阳明龙场悟道和贵阳传道，以及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在贵州弘扬传播心学，使贵州阳明文化圈得以形成。这一文化圈的基本特色是阳明遗迹众多、书院文化发达、文史资料丰富、祠观庙宇多彩、古代建筑精美、岩崖洞穴闻名、灵山秀水奇异和石林石桥独特等，这些都是贵州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基于此，作者提出贵州阳明文化旅游圈开发建设的构想：首先是建立宣传论坛，提高知名度，扩大旅游市场。其次是成立协作机构，进行科学规划，协作经营，联合开发，打造成为中国阳明文化旅游中心。第三，设立相应基金会，多方筹集资金，形成良性滚动发展。第四，改善旅游设施。第五，开辟旅游专线。第六，建设以贵阳为中心的文化旅游圈等。作者认为“贵州文化旅游业要大发展，首先不能忽视阳明文化这张牌”[⑥]。王路平在《西部大开发与“黔中三宝”研究》也强调：“贵州不仅要注重开发自然经济资源，而且还应该注意寻找和开发历史人文资源。”作者所言“黔中三宝”，即黔中王学、佛学和易学，是贵州传统文化中的奇葩，至今仍是形上智慧的资粮。从黔中王门诸子的绍述中，作者认为“开发王学特别是具有原创性和根源性意义的黔中王门这个宝库，对于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贵州易学最著名和最有哲学意蕴的当数孙应鳌的《淮海易谈》，集中代表了孙氏的易学观，作者总结其易学特点，主体揭见《孙应鳌易学思想初探》等文，待后详述，兹不赘言。要言之，该文主旨在于强调传统文化特别是“黔中三宝”与当代贵州实际相结合，“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价值，从而有力地为西部大开发服务”[⑦]。 二、孙应鳌、李渭等代表人物的研究 明末大儒孙应鳌（1527—1584），字山甫，号淮海，贵州清平人。嘉靖进士，先后任江西按察佥事、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湖北佥都御使、户部右侍郎、礼部充经筵讲官、国子监祭酒等职，曾起用刑部右侍郎，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卒后御赐祭葬，赠太子太保，谥文恭。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晚明黔中王门大师，海内群以“名臣大儒”推之，“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孙氏的道德文章和官职任履在明代贵州乃至全国都有崇高地位，然《明史》无传，如《明儒学案》未立黔中王门一样，使历代学者特别是黔籍学人孜孜以求其原因。 自《明史》定本刊布以来，黔省学者纷纷致疑其中没有孙应鳌的专传，认为于事理、史例不合。究其无传缘由，清代贵州学者莫友芝、莫祥芝、黎庶昌等，民国如皋学者宗孝忱，近人黔籍学者李独清等皆归之为“史迹百不存一二”，亦即都认为孙应鳌的史迹材料未能进入《明史》编纂者的视角。但据刘汉忠《关于明史无孙应鳌传及有关考证》考查，《明史》无孙应鳌传，并不是出于其史事材料缺略的原因，而是与《明史》纂修问题有关。事实上，在明末清初编著的多种明代人物传记类著作中，都列有孙应鳌的传记，其他史籍如《明实录》等也有孙氏政绩之记载，甚至万斯同手订的四百十六卷本《明史稿》“第三百十八卷确有孙应鳌传”，根本原因是明史总裁王鸿绪进呈篡改万氏明史稿的《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二百八卷，将孙应鳌传删掉，最终修订为今本的《明史》，自然就无法看到列在原存于万氏明史稿中的孙应鳌传了。造成《明史》无传的事实缺憾，后世学者通过搜集史籍材料，既有撰写孙氏传记加以弥补者，如冒广生《拟明孙应鳌传》，又有广搜孙氏著述刊刻者，如莫友芝、莫祥芝、黎庶昌及孙氏后人等，还有辑录孙氏散佚的文献碑帖者，如宗孝忱《长安碑林孙文恭公遗刻记》和该文作者所见其它典籍未收未录的佚文目录[⑧]。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考述孙应鳌的相关文献典籍。著录于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二十三艺文，由明代黔中王门后学陈尚象撰的《南京工部尚书孙应鳌墓志铭》，成于孙应鳌卒世当年的季冬之前，是最早形成孙氏传记的文字，其中所记有些事迹是其他传记未记的，于孙氏履历尤显珍贵。孙应鳌有《左粹题评》十二卷，学界历来不知其详，颇多混淆，作者深究历代相关典籍，从与该书相关的人物著述和孙氏交往两个方面旁征博引、翔实考订，梳理氏著的来龙去脉。作者还发现，《黔诗纪略》所录孙应鳌的诗与其他书籍收录的相比勘，文字有不少出入，建议进行编辑诗文集时，文字勘比，择善而从是编纂者不可不察的事实。另外还特别引录了未见于《黔诗纪略》的孙应鳌诗数首[⑨]。 孙应鳌著述等身，与其他黔中王门后学相较，流传后世亦夥。刘宗碧等整理点校的《孙应鳌文集》，收录了孙氏哲学代表著作四种，为研究黔中王门后学提供了易于检读资料之便。其中《淮海易谈》是作者用心学观点研究阐发《周易》的专著，体现了作者“心为太极”、“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的心学世界观和“尚变”、“时中”、“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四书近语》是作者用心学观点解释阐发儒学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专著。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心性本体论、格致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和诚敬、慎独的修持观。《教秦绪言》是作者为关中学子立下的教条，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幽心瑶草》是作者对贵州清平“学孔精舍”学子的勉励和训导，反映了他有关论心、论学的基本观点。就黔中王门后学著述的整理点校来说，正如常征在该书“序”中所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点校、出版《孙应鳌文集》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理应积极支持。贵州学术界、出版界，责无旁贷地应该主动承担整理、点校、注释、出版贵州历史上学者名家著述的任务。”①事实证明，该点校本成了后来研究孙应鳌者最常征引的版本。 就哲学思想来考察，吴雁南《“吾心原非空寂”与“用世为本”——孙应鳌哲学思想析评》从论证孙应鳌“不愧是阳明学术的传人”出发，评析其“吾心原非空寂”与“用世为本”的哲学思想。文章首先阐述孙氏“寂感体用”一原，“本然之心原非空寂”和“寂感体用”之间感用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强调“这位心学家的学说带有实学的倾向”。“用世为本”思想则体现在他倡导着实践履，落实用功的“实理”、“实心”、“实行”、“实功”的“笃实”之风与经世致用方面；其治学和教育理念“以能用世为本”作鹄的，要求士人实心学圣人，士子矢志于实学，“贵能订古而适用”。与当时学人相较，孙氏的经世思想格外突出，这正是其哲学思想的“最大的特色”。吴雁南的结论认为：“孙应鳌不仅在阳明心学的演变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且开启一代‘经世致用’的早期启蒙思潮之风气，这是很值得肯定和重视的。”[⑩] 众所周知，孙应鳌的最高哲学成就在于以心解易，以易证心的易学形上体系方面。贵州学者在孙氏易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具有较高价值和水准的学术贡献。王路平《孙应鳌易学思想初探》不仅较详细地阐述孙应鳌易学思想的易理即人心的本体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方法论，体用一源、即用是体的体用观等哲学本体和工夫问题，而且还初步归纳出其易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为：第一，属于义理易学中的心学派。一方面继承义理学派解《易》求理的传统，强调“易者，心也”，“心之象，便是《易》之序，心之变，便是《易》之辞”，所以其解《易》即是“心用之也”。进而第二个特点是“以经证心，以心证悟”，不拘于传统训律，不死守书本，随己发挥，强调“《易》不可为典要”，敢于破圣言，非经典，这是孙氏以心学解《易》的一大特点。第三，直接肯定宇宙本体与伦理道德原则的同一性，是中国伦理型的易学哲学[11]。作者在《论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易学的特点》等文[12]中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这一论点。要言之，“孙应鳌易学是以心学释《易》，以《易》证心学，从而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易学体系，在明清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晚明心学派易学的代表”。作者严守唯物唯心的哲学区分理路，强调孙氏的主观唯心主义性质[13]。“易者，心也”，即“易即心”说孙应鳌是如何发挥阐扬的呢？黄富源研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周易》一书包括天地万物及其原则。孙应鳌的“《易》即心”说便是从这个传统观念引发出来的。作者指出“《易》即心”说的基本思想有二：一是“《易》即天地”，即《易》同于天地万物，而人的“德性本然之知”亦“同天地万物”，且“能立乎天地万物”。若依此义言，则《易》之言天地万物犹言人的“知”，知就是心，所以《易》即心。一是“中”即“天地之道”，圣人法此道，其精神境界便“合天地万物而为一体”。所谓“《系辞》或言圣人以见天地，或言天地以见圣人”，即指此而言。一般人若欲达到圣人的这种境界，则需下一番格致修养功夫，所以说“致知则得《易》”。从这个基本思想可以看出，孙应鳌“《易》即心”说 “其实只是一个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问题”。其具体表现在“大”和“中”及其二者的关系上，“必知大然后能体《易》，必知中然后能用《易》”，结合起来，就是一种“合天地万物而为一体”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又称为“仁”，即“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则仁”。通过“体仁”（主要讲 “求诚”以超道德意义）以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孙应鳌“《易》即心”说“沿袭”了南宋陆象山门人杨简（慈湖）的“《易》即己”说[14]。孙应鳌的另一重要哲学观点是“以求仁为宗”，陈奇指出，孙应鳌阐述的仁，既是一切伦理道德准则的根本，是最大的德，又具有超社会道德的意义，还具有包罗万象的蕴含，是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这个仁，也就是心：“即心是仁，即仁是心，心外无仁，仁外无心。” 所以，他的心学又可以称为仁本心学。其落脚点不仅是个道德修养问题，也反映了他的仁政思想，在肯定内养功夫的同时，更为强调笃实践履的外在功夫，主张学要以经世致用为本[15]。 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既表明孙应鳌易学与王阳明易学之间的承接渊源，也体现了前者对后者在继承中的创新特点。卢祥运从《周易》旨归、玩《易》谈《易》、以《易》证心三个方面梳理剖析，指出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的思想脉络和内在理路多有共通传接之处。从总体上看，他们都依循以心学释《易》和以《易》证心学的治《易》模式，就具体而言，二者在体用观、方法论以及对《易》宗旨的理解方面，都有许多相近和类似的地方[16]。从作者的分析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孙氏易学与王氏易学之间的承续和发展关系，也凸显了后者对《易》经的独到见解和对易学发展的特殊学术贡献。 孙应鳌不仅是哲学家，在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也有不凡的造诣。他以“仁”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儒家传统文学观，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仁”是治学治文的根本；一是坚持重质轻文、文道合一。他以王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对儒家传统文学观作了多方面的阐述，其新建树在于：一方面，就文学的表现来说，从本于“理”转变到本于“心”；另方面，就文学的境界来看，从要求“正”，发展到既“正”且“大”。在文学观上，孙应鳌虽然受到明代“复古派”时代思潮的影响，接受其基本观点，但却能够卓然自立，独创新解，对后人多有启发和教益。具体表现在声色万象，总归于心；知故识新，变通化裁；时势才志，自然而然；欣赏创作，殊途同归等四个方面。质言之，孙应鳌以儒家思想、封建伦理道德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受王阳明“心学”的熏陶，心学成为他的全部哲学基础，其文学观也就处处呈现出“心即理”、“心即物”、讲性讲命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加上明代文坛复古风气炽烈的时代背景，其文学观也就有了一定的复古倾向[17]。孙应鳌创作了近千首诗歌，就内容说，有反映他个人志趣、情操、人格方面的；有反映社会现实，揭露和批判丑恶现象，同情人民疾苦的；有反映边关战争，抨击海外侵略者的；有反映祖国壮美山河，歌颂家园生活的；有反映亲朋好友情谊，互相应和唱酬的；还有反映日常生活中个人心绪，对某种事物独特情趣的。涵涉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可从诗歌中看到时代的变化，社会的某些特征，又可以看到作者的经历和心迹，了解到他的创作活动和基本经验。就形式说，古体诗、近体诗、民谣、歌行、乐府、七言、五言、四言以及杂言诗都有；语言上，有古奥生僻、用典堆砌的，有平易浅近、接近生活口语的，有一韵到底或频繁换韵的；有严格诗律、平仄韵辙符合规范的；有不受诗律束缚、任其挥洒的；有接受传统创作方法、技巧的，也有显示个人创造、个人风格的[18]。可见孙应鳌的诗歌创作思想内容之广博和艺术特色之多样。 正是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新近由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王路平等集体撰著的《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专著得以公诸于世。本书是第一部较全面系统介绍和研究孙应鳌思想的学术专著，亦是黔中王门后学个案研究的开创之作。作者们对孙应鳌的家世、生平、著述及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渊源作了较全面的考察，从政治、哲学、伦理、易学、美学、教育和文学等众多思想层面进行梳理、论述和阐发，既从原典文献和相关资料出发，又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既有旧课题的延伸，又有新领域的拓展，无疑于孙应鳌研究和黔中王门后学研究均做出了积极的学术贡献。如作者所言：“本书力图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努力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以求真求实求准的学风去研究孙应鳌这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深入剖析其富于心学特色的思想体系，既明确指出其具有的时代局限性，同时又充分肯定其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对时代的积极作用、对贵州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以及对今天的借鉴意义。”[19]此书的出版无疑是孙应鳌研究的一次大总结和新突破，必将对黔中王门后学研究起到推动和鼓舞的作用。 除了孙应鳌之外，黔中王门后学诸子的专人研究还不多见。张雁南《黔中理学名儒李渭生平事略》一文介绍了李渭受教于家庭，为官以廉洁，醉心于心学等一生的行略[20]。由敖以深执笔论及李渭对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研究指出：一、继承了王阳明的“为圣”思想，以“必为圣人”为最高宗旨；二、继承了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认为“学贵在于进德”，强调“无欲”；三、继承、发展了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标榜“先行”，强调“先行其言，行在知先”；四、继承了王门弟子以创办书院传播心学的途径，并兴学黔中，招徒讲学，加速了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传播。作者认为李渭在心学领域的主要成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继承和发展了阳明心学[21]。 余怀彦则讨论了王阳明与席书的关系，指出王阳明称席书为“豪杰之士，社稷之臣”，“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为难，非独近世之所未见也”。足见阳明先生对席书的首肯和敬佩。席书为政直言敢谏，进贤举能，颇有政声。他在贵州任提学副使期间，延请王阳明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并以师礼事之，传播“知行合一”主张，既奠定黔中王门之基，亦开贵州学术风气，厥功甚伟[22]。 以上即为1990年代以来黔中王门后学研究的大体情况。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虽然尽量收录黔中王门后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力求较全面地反映这一领域包括诸子专人具体思想研究的程度和概貌，但一方面囿于学殖浅薄和咫尺之见，挂漏之处在所难免；一方面为了行文避免重复和逻辑顺畅，使读者更了然当前的研究状况和理路，虽经眼的少许成果亦未提及，相信博雅明眼君子已鉴知。 【参考文献】 [①] 张明：《王阳明与黔中王学》，张新民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129页。 ② 谭佛佑：《论黔中王门》，蒋希文、吴雁南主编：《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505页。 ① 刘宗碧：《贵州的王门后学》，《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另揭载于蒋希文、吴雁南主编：《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29~441页。 [②] 张坦：《黔中王门——一个被忽略的地域学派》，《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3期。另揭载于蒋希文、吴雁南主编：《中国贵州王阳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42~453页。 [③] 李迎喜：《黔中王门系统考》，王晓昕、李友学主编：《王学之魂》，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267页。 [④] 具体情况可参见本文作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阳明学研究”的综述性梳理未刊稿。 [⑤] 李友学：《黔中王门是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派》，王晓昕、李友学主编《王学之魂》，第236~252页。 [⑥] 肖先治、王路平：《黔中王门与阳明文化旅游圈》，秦家伦、王晓昕主编：《王学之路：中国贵阳’99阳明文化节暨王阳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471页。 [⑦] 王路平：《西部大开发与“黔中三宝”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5期，另揭载于王晓昕、李友学主编《王学之魂》，第268~284页。 [⑧] 刘汉忠：《关于明史无孙应鳌传及有关考证》，《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2期 。 [⑨] 刘汉忠：《孙应鳌生平、著述的再考察》，《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 ① 刘宗碧等点校：《孙应鳌文集》，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⑩] 吴雁南：《“吾心原非空寂”与“用世为本”——孙应鳌哲学思想析评》，秦家伦、王晓昕主编：《王学之路》，第268~280页。 [11] 王路平：《孙应鳌易学思想初探》，秦家伦、王晓昕主编：《王学之路》，第281~297页。 [12]王路平：《论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易学的特点》，《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作者另有《论孙应鳌易学本体论的特点》揭载于《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试论孙应鳌易学的本体论》，（《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5期）等诸文论域和观点基本相同。 [13]王路平：《孙应鳌易学思想初探》。 [14] 黄富源：《简析孙应鳌〈淮海易谈〉中的〈易〉即“心”说》，《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4期。 [15] 陈奇：《论孙应鳌的“仁”本心学》，《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另以《黔中王门与孙应鳌的“仁”本心学》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合编的《学者笔下的贵州文化——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9页。 [16] 卢祥运：《从王阳明“玩易”到孙应鳌“谈易”》，《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期。 [17] 王强模：《论孙应鳌的文学观》，《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8] 王强模：《论孙应鳌的诗歌创作》，《黔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19]王路平等著：《明代黔中王门大师孙应鳌思想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20] 张雁南：《黔中理学名儒李渭生平事略》，秦家伦、王晓昕主编：《王学之路》，第299~305页。 [21]王晓昕、李友学主编：《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60~465页 。 [22]余怀彦：《王阳明与席书》，王晓昕、李友学主编《王学之魂》，第175~183页。 责任编辑：卞文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