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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爱国 自然观（或天道观）是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这一研究中，几乎没有人会提到王阳明。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并把《大学》“格物”诠释为“格心”，因而其哲学被称为“心本论”，似乎他只讲“心”的存在，而否认自然界事物的存在，排斥自然知识。其实，王阳明只是从道德的方面讲心与外物的关系，以为道德修养的关键在于“心”，因而要求“格心”。王阳明讲亭前格竹，不得其理反而劳思致疾，并不是他看不到竹子的自然生长之理，而是在他看来，研究自然之物并不能明了道德之理。他还说：“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显然，他还是承认可以“格得草木来”，只是在他看来，草木的知识无法达到“诚得自家意”，上升到道德的心性层面。可见，王阳明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然界事物的存在，忽视自然知识，而只是认为自然界事物、自然知识与人的道德修养并无直接的关系。因此，只能说王阳明在道德心性修养方面忽视自然知识，而不可以为他完全否认了自然界事物的存在而排斥自然知识。 王阳明虽然从道德心性修养的方面强调“格心”，要求把握心中的天理，但是又认为，仅仅于此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认知天下事物，包括自然界事物。他说：“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传习录下》）在王阳明看来，圣人首先应当“本体明白”，然后再去认知天下事物；同时，“本体明白”，只是“知个天理”，不等于知得天下事物；而天下事物，包括自然事物，是非常复杂的，“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传习录中》）。王阳明还说：“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传习录上》）一方面，如果没有道德心，即使掌握了丰富的自然知识，也没有意义；另一方面，自然知识也很重要，不可全然不理，但道德心与自然知识二者是有先后之分的。由此可见，王阳明在从道德修养方面讲“格心”的同时，还从更广阔的角度强调自然知识之重要。 事实上，王阳明是很重视自然知识、重视天道的。他曾说：“古之君臣，必谨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气运，以警惕夫人为。故至治之世，天无疾风盲雨之愆，而地无昆虫草木之孽。”（《气候图序》）认为君臣治国，应当研究天道，遵循天道，以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关于天道，王阳明也曾有一些论述。他指出：“天地一元之运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分而为十二会；会分而为三十运；运分而为十二世；世分而为三十年；年分而为十二月；月分而为二气；气分而为三候；候分为五日；日分为十二时；积四千三百二十时三百六十日而为七十二候。会者，元之候也；世者，运之候也；月者，岁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运，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谢，气化人物之生息终始，尽于此矣。月，证于月者也；气，证于气者也；候，证于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气为立春，为雨水；其候为东风解冻，为蛰虫始振，为鱼负冰，獭祭鱼之类；《月令》诸书可考也。”（同上）王阳明的这段关于“元”、“会”、“运”、“世”、“年”、“月”、“气”、“候”、“日”、“时”的天道观乃至自然物候变化的论述，吸取了邵雍的天道观以及历代历法家的思想。 王阳明于龙场悟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忆说》”（《年谱一》）。在这里，王阳明以为从外部事物中求取道德之理是错误的，但并没有否认外部事物有其自身的道理。王阳明的《五经忆说》在对《易经》的《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的诠释中，也表达了对于天道的看法。他说：《恒》，所以亨而无咎，而必利于贞者，非《恒》之外复有所谓贞也，久于其道而已。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无不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滞而不通，止而不动之谓也。是乃始而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周流而不已者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昼而夜，夜而复昼，而照临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四时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复春，而生运不穷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这一论述反映了王阳明的天地周而复始、循环无端、常久不已的天道观，亦可看出他实际上承认自然界事物有其自身的道理。 虽然王阳明有一些关于天道和自然知识的论述，但是，他更强调的是道德的方面。他说：“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传习录中》）儒家经典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天道和自然的知识与思想，作为儒家学者，王阳明不可能不对此做出诠释。《尚书》讲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讲舜“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包含了古代天文学知识与思想。王阳明的诠释，在认同这些知识与思想的同时，更强调从道德的方面加以发挥，以为更为根本的在于“敬授人时”，在于“仁民之心”。所以，在王阳明的著述中属于道德方面的内容较多，而属于天道自然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但这并不说明他否认自然界事物的存在，排斥自然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的后学罗洪先是一位有成就的地理学家。罗洪先曾经指出：“儒者学在经世，而以无欲为本。惟无欲。然后出而经世，识精而力钜。”（《明史·罗洪先传》）正是在这一理念引导下，他“甘淡泊，练寒暑，跃马挽强，考图观史，自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战阵、攻守，下逮阴阳、算数，靡不精究”，并且还编撰了《广舆图》，被科学史家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在我国地图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杜石然：《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下集“罗洪先”）。此外，明末清初以阳明学为宗的黄宗羲不仅精通天文历算，而且对西方科学也有深入的研究，撰著了大量科学著作，形成了丰富的科学思想。这些亦可说明阳明心学与科学并不相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