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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孔子的人口思想

http://www.newdu.com 2017-12-09 《齐鲁学刊》1996年02期 佚名 参加讨论

    人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从古代开始就有一些思想家探索人口问题。孔子当然也不例外,孔子的人口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本文拟就孔子关于人口问题的言论进行简要剖析。
    孔子从“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的观点出发,十分重视增加人口。他的这一主张,其产生有多种因素,他继承了殷商以来“奉先思孝”的思想,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而要做到孝,最基本的就是蕃衍子孙,世代相传,不绝祖祀,“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同上)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朱熹等人进一步发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得到治理的标准。春秋末年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兼并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各国都热衷于增加人口,以补充兵力和劳力,扩大税源。人口的多寡便成为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论语·子路》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孔子对卫国人口的众多表示赞许,表明他认为人口多预示国家兴盛。因此,他建议诸侯国的统治者要以吸引他国百姓来归作为施政目标,如:“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同上)而要吸引他国百姓来归,国君必须讲“礼义”,推行‘仁政”。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同上)这一思想后来在孟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挥,成为战国时期流行一时,而为商鞅卓有成效地推行的“徕民”政策的先声。
    孔子的“仁政”包含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与人口关系特别密切的是“富而后教”的主张:“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同上)孔子的“富”当然不可能是全民的共同富裕,而是各人按其等级地位占有相应的财富。尽管如此,他要求给平民百姓以相当的物质生活条件,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这毕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提高人口质量问题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办私学公开讲学的教师,主张人无贵贱贫富,都应当受到教育。对此,孔子是身体力行的。他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先后教过的学生有3000人之多。他要求学生首先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然后才谈得上学习文化知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过,孔子对文化知识的学习也十分重视。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即使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如果不学习文化知识,这些本来是好的道德品质也都会产生恶劣后果。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知识才能和道德风尚,进而提高整个人口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人口构成问题上,孔子与春秋以来“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襄公九年)的传统划分不同,并不将“劳心”、“劳力”作为划分的唯一依据,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划分,除了取决于他们“劳心”和“劳力”的不同外,还取决于他们是否维护旧的等级制度和追求个人私利。为此,他提出的标准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即使是“劳心”者,如果一味追逐个人私利,不顾统治阶级的公义,也只能归入“小人”一类。因此,他要求读书人“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他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的论断,更为2000多年来我国许多知识分子轻贱体力劳动,崇尚清高,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孔子对于人口构成的这种划分,模糊了人口的阶级构成。与“劳心”、“劳力”的划分一样,对后世的影响都是消极的。
    作为“仁”的根本的“孝弟”,在孔子的人口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打算用“孝”来维护亲属血缘关系,“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里,“孝”包含有生育传嗣的内容;如果没有后代,祖宗的祭祀就会结束。“孝”当然也包含有“养亲”的内容,但孔子的“养亲”不仅仅是赡养,如仅限于赡养,他认为这是动物也能做到的,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那么,怎样做才称得上“敬”呢?服劳先食是不够的,“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他在回答子夏时说:“色难”。这就是说,“承顺父母颜色”最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才称得上是“孝”。他在回答孟孙时又说:“无违”,只有不违背双亲的意旨才叫做“孝”。当然,“无违”与“色难”都是“敬”的表现。从这方面说,孔子提倡养亲,敬亲,对人口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出于生育传嗣的需要,孔子的“孝”又带有重男轻女的消极因素。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追寻起来,男尊女卑的观念自然并非孔丘首创,早在父权制确立之时,这一观念便已萌芽。不过,早期重男轻女观念经过孔子的肯定,后世统治者就利用这位“圣人”之言,给男尊女卑搞出许多繁琐的规定,随着封建制度的渐趋没落,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也就越来越多。
    与“孝”相联系,孔子还主张重丧。他认为子女应当为死去的尊亲服丧三年,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根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这一主张,在《礼记》中被进一步发挥,对于人口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可以看出,孔子虽没有形成系统的人口学说,但这方面的言论是很多的,其中既有消极的东西,也有合理的成分,而且影响都很大。对此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第一,他的增加人口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不合时宜,但在当时地广人稀缺乏劳力和兵源的情况下,这一认识是可取的,我们不应苛求古人;第二,在增加了人口的条件下,他的“富之”、“教之”的言论,既有关心民众生活的思想,又有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认识,这些就是现在看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三,孔子思想中当然也有消极的东西,如传宗接代观念、贱视体力劳动和轻视妇女等等思想,都是应加以否定的。
                                                                                                                                      责任编辑: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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