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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南宋时期温州瑞安（后迁居永嘉人），孝宗淳熙五年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江淮制置使，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是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1130—1200），字元晦，学者尊称晦翁。徽州婺源人，后迁居福建建安。高宗绍兴十八年进士，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著作众多，是道学派领袖。 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叶适任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这时朱熹与林栗发生政治学术论争。先是朱熹与林栗议论北宋邵雍的先大象数不合，林栗斥邵雍“不知而作”， 而朱熹则推崇为“精密微妙”〔2〕。这年，朱熹为丞相周必大推荐，由江西提刑召为兵部郎官，因足疾未能视职，林栗正任兵部侍郎，乘机以政治手段打击朱熹。参劾朱熹“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累日，不肯供职”。〔3 〕叶适虽不是御史之类的言官，却上书为朱熹辩护： 臣窈见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职间，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论怪骇，莫测其故。……暨栗劾奏熹文字传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参验，然后知其言熹罪，无一实者。……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则无实最甚，利富所系，不独朱熹，臣不可不力辩。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传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4〕。 叶适认为，“谓之道学”是“阴废正人”的手段，是打击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稍慕洁修”的士大夫。斗争结果，林栗贬为泉州知州。朱熹乞祠，除直宝文阁主管嵩山崇福寺。 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病亡，因其子光宗不主持丧礼，引起宫廷政变，赵汝愚与韩侘胄拥立光宗次子赵扩为帝，是为宁宗。叶适因参与其事，升为国子司业。不久，赵汝愚进位右丞相，与韩侘胄争权。赵引朱熹自助，将朱由潭州知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升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为了打击韩侘胄，在经筵侍讲时向宁宗面诉孝宗葬地不吉利，要求改葬。同时，指使门人詹元善（体仁）和叶适到左丞相留正府中争论此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考异”条说： 会治山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会朝士议于其家。刘（德秀）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休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先至矣。……二人方并席交谈，扯臂笑语，刘至，颜色顿异。须臾，留相出，詹、叶相顾厉声而前曰：宜力主张绍兴非其地也，……有蔡元定（蔡季通，朱熹大弟子）深于郭氏之学，识见议论无不精到，可决也。 和叶适一起去相府的詹元善体仁，是叶适早在太常寺的同事兼好友。叶适《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林（湜）公墓志铭》说：“余昔与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续炬纵语。”这位詹元善体仁又名张体仁，是个道学观点极端顽强的人士。淳熙十三年陈亮与朱熹进行“王霸义利之辩”时，陈亮《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比见陈一之国录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谈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舍座不与共坐。”〔5〕 这两次政治斗争，叶适都站在朱熹这边，而且和张体仁这样一个道学观点非常顽强的人“续炬纵谈”、“扯臂笑语”，可见叶适和朱熹等道学人士的关系是亲密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叶适走上仕途，有赖道学人士的提携；叶适的学术思想，则源出于洛学，与朱熹等道学人士同一渊源。叶适之发解和参加省试，均得道学人士吕祖谦的照拂，〔6 〕高中进士第二名，走上仕途。 在学术思想渊源上，永嘉学派源出于程颐的洛学。叶适最密切的友人是陈傅良。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学者称止斋先生。温州瑞安县人。他是同郡薛季宣、郑伯熊的学生。薛季宣是永嘉事功学派的创始人，但其学出于程门弟子袁溉。陈亮说：“吾友陈傅良君举为余言：‘薛季宣士隆（亦作士龙）尝从湖襄间所谓袁道洁（袁溉之宇）者游，道沽盖及事伊川’”。〔7〕郑伯熊则私淑于北宋周行己， 周行己是程颐早期的学生，是个将伊洛之学传播于温州的学者。郑氏在南宋前期洛学受压时，亦曾“首雕程氏书于闽中”，〔8〕因此， 叶适的学术渊源与朱熹是相同的，朱熹是程颐再传弟子李侗的门人。 同时，叶适青年时期在金华一带“游学”，又曾受教于吕祖谦。叶适《月谷》诗云：“昔从东莱吕太史，秋夜共住明招山”〔9〕。 以后，曾多次写信向吕氏请益。《叶适集》中今天虽只保存给吕氏的一封信，但也可见端倪。叶适《与吕丈书》说：“去冬之书，辄自陈道。大抵以乍出坑谷，忽见天地日月，不觉欣跃惊诧，过于高快。自接报赧，盖用力其间，乃知天地尽大，日月尽明，缉熙工夫无有穷已……向时平实之语，乃今始知味矣。更惟有以进之，不胜颙俟。〔10〕这说明叶适是受过吕祖谦较深影响的。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县人，他是与朱熹、张栻齐名的道学家，他曾和朱熹合著《近思录》，帮助朱熹写作《伊洛渊源录》。 由上述这些因素可知，叶适早年既是朱熹、赵汝愚政治集团中人士，思想上又受到洛学的较深影响，这在他学术思想上也有所反映。例如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非常尊崇《大学》、《中庸》，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或称《四子》），使与《五经》并列。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11〕。叶适当时也很推崇《大学》和《中庸》。他说“《大学》之说备矣，始止于善，终明于德，不待外物而自为正。……孔氏没百有余年，子思、孟轲继之，其说自亲亲敬长之心达之于天下，虽匹夫匹妇可以能行焉，而不若此其备也。”〔12〕这些话完全像个道学家的口吻，也说明叶适早年并未摆脱洛学的影响。 最近笔者撰成《叶适年谱》承邓广铭先生赐寄《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下简称《文粹》）的叶适三篇佚文中有关“道”和“物”、“知”和“学”的观点，与叶适晚年所写文章的观点有所不同，可以窥知叶适早年思想与朱熹道学思想的有其近似之处。 《文粹》一书，据邓广铭先生考证，当刊刻于叶适死后的理宗在位之后期。〔13〕此时，理学如日中天，极为兴盛。所以书商刊刻《文粹》，亦选一些与理学思想相近似的叶适文章。这倒便于使我们知道这三篇佚文是叶适早年的作品，更可证明他早年仍未能摆脱吕祖谦、郑伯熊的影响。 如三篇佚文中之《君子学道则爱人》，叶适有“道超于形器而备于全体”一语，这和他晚年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14〕有些不同。永嘉学派自薛季宣提出“道则常存于形器之内”后，〔15〕他的学生陈傅良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器便有道，不是两样”。〔16〕叶适晚年是服膺并坚持薛、陈这一“道在形器之内”的观点的。 又如知和学的问题，叶适晚年强调学而知之，反对二程、朱熹的“圣人生而知之”的说法。叶适在晚年所写的《叶岭山房记》中说：“夫书不足以合变，而材之高下无与于书，此为不知书者言也。使诚知之，则非书无以合变，而材之高下，固书之浅深系焉。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于圣，以是书也”。〔17〕他认为人的才能高下决定于教育。可是这三篇佚文中之《夫子毋意必固我》，就有“虽圣人生知天纵，其于道体不假修为，至其积习成德。或者私念入以为主，则亦有专精固滞之病随之。圣人之心，广大无物，顾以是病窒于其中，求其合彼我一涂而廓然于大同之域亦且难矣，而况学者之去圣人，等伦相绝之甚”，这里承认“圣人生知天纵”、“学者之去圣人，等伦相绝之甚”，与上面晚年所说“其高有至于圣，以是书也”，就有所不同。可见叶适早年思想是有与朱熹道学思想相通之处。 可是，事实是错综复杂的。年长叶适20岁的朱熹，门户之见森严，他始终认为叶适思想与他有某些分歧之处。早在淳熙十二年（1185），朱熹在答陈亮的一封信中谈到叶适，“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曾答得。……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18〕绍熙五年（1190）叶适在荆州任湖北安抚司参议时，因闲暇无事，读佛经数千卷，其间曾致书与朱熹，朱熹答书说： ……世衰道微，以学为讳，上下相徇，识见议论日益卑下，彼既不足矣。而吾党之为学者，又皆草率苟简，未曾略识道理工夫次第，便以己见抟量凑合，撰出一般说话，高自标置，下视古人。及考其实，则全是含胡影响之言，不敢分明道着实处。……如来书所谓：“在荆州无事，看得佛书，乃知世外瑰奇之说，本不能与治道相乱，所以参杂辩争，亦是读者不深考尔。”此殊可骇，不谓正则乃作如此语话也。〔19〕 叶适致朱熹书，因己失佚，无法知其究竟，但叶适在同年十一月为友人范仲艺所作《觉斋记》，似可见叶适之意是：“夷夏之学，不可以有乱也。”〔20〕朱熹虽是援佛入儒，又是辟佛的，所以对叶适来书所说“（佛教）本不能与治道相乱”，表示不安。而此信值得注意的是“吾党之为学者”。这表明朱熹承认叶适是“吾党”之人，不过论说稍有分歧尔。所以南宋时学者大都认为叶适与朱熹“犹是同中之异”。 〔21〕 二 叶适批判、反对朱熹理学是在他的晚年，也就是59岁罢官回到永嘉之后。这时叶适经过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和悉心研究经史之后，认识到道学的错误，并使自己的事功思想体系正式形成。因叶适少年家道贫寒，16岁就在温州乐清县白石小学塾教授童蒙，20多岁“游学”婺州，以谋生计。到他29岁考中进士，家庭和个人生活才免受冻馁。丁忧服满后于32岁出仕，59岁罢官回永嘉，中间还有两次贬斥和大病，他的前半生可说忧患频仍，实无暇专心读书。直到他晚年回永嘉老家后，才“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以吕氏《文鉴》（即《宋文鉴》）终焉”〔22〕。写了《习学记言序目》，开始对道学作深入的批判。所以，这部《习学记言》被南宋后期道学家真德秀目为“此非记言，乃放言也”〔23〕，认为是狂妄的言论。 叶适晚年对道学的态度大大改变了。他在《答吴明辅书》中说： 垂谕道学名实真伪之说。《书》……言学修而后道积也。《诗》……言学明而后德显也。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24〕 从此信可以看出叶适晚年对朱熹道学的态度和早年有所不同。过去他认为道学之名，“郑丙倡之，陈贾和之”，意在“阴废正人”，打击“稍慕洁修”的士大夫。现在知道是实创自朱熹等道学家自己，意谓自己是继承孔孟道统，故能以道致学。他批评朱熹这种说法不合于古代圣贤以学致道的本旨。 叶适晚年反对朱熹道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二： 一、经过长期的社会政治实践和参加开禧北伐后，政治关系上与道学集团逐渐疏远。 叶适是一贯主张抗金的爱国学者。早在淳熙十四年任太学博士时，曾向孝宗上书说：“人臣之义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指徽宗、钦宗被俘死在金国）未报，故疆之半未复。”〔25〕朱熹早年也主张抗金，但以后却逐渐消沉忘却复仇之义了。朱熹向孝宗所上的《戊申封事》提到当前六项急务，唯独没有讲到抗金和恢复失地。反说：“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26〕而叶适则始终主张抵抗外侮，在晚年的《习学记言序目》中还说：“今日存亡之势，在外而不在内。”〔27〕正确地认识到在当时形势下，只有认真做好抗战准备工作，恢复中原，才能救北方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能减却南方人民向金贡纳岁币之苦。 嘉泰元年（1201）韩侘胄筹划北伐，为了团结朝野人士，“伪学”党禁开始松动，叶适被任为湖南转运判官，他大病初痊，即赴长沙上任。次年党禁正式解除，过去因伪学罢官的，一律官复原职，已死者追赠原官。朱熹已于庆元六年（1200）病死，亦追赠原官。叶适改任泉州知州，因叶适向有“大仇未复之言”，很受韩侘胄重视，不久即升任兵部侍郎，开禧二年四月改任吏部侍郎。这场北伐战争初期获胜，后因四川吴曦叛变，宋军失利。同年六月，金兵进犯淮南，长江下游地区告急。叶适虽然不同意韩侘胄草率用兵，曾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的战略方针，不为韩侘胄采纳。但大局危急，叶适带病出任建康府（今南京市）知府兼沿江制置使，负责长江下游防务。这期间，金兵前锋一度进抵建康北岸，城中震动。叶适沉着处置，一面妥善安顿难民，一面招募健儿配合官兵进行夜间偷营劫寨，终于迫使金兵北辙。接着他改兼江淮制置使，在江北建立堡坞多处，安辑流民，屏障建康，对南宋国防作出重大贡献。 这年十一月，礼部侍郎史弥远勾结皇后杨氏和皇子赵侂严等人，阴谋杀害了韩侘胄，向金求和，使开禧北伐以失败告终。史弥远为巩固自己权势，保持苟安局面，将大批支持北伐的爱国官员予以罢官或放逐，叶适亦被免职。同时，则大批引用道学人士，道学大盛。朱熹赠官赐谥，配享孔庙，这些都说明叶适后期在政治上与道学集团关系疏远，彼此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了。 二、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和强调义理的道学派的对立，终使叶适晚年批判道学思想。 上面讲过，朱熹是崇奉邵雍的《易》学象数之学的。其学出于北宋建国初年的方士陈抟，陈得道家修炼之图，创为太极、无极、河图、洛书、先天、后天等说。周敦颐因其说而稍变易之，著《太极图说》。邵雍精于数又稍变易之，著《皇极经世书》。朱熹著作《周易本义》，篇首冠有九图，又作《易学启蒙》，说明图书之义。他认为“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28〕叶适对朱熹等奉为“宗旨秘义”的“太极”提出批评说： “易有太极”，近世学者以为宗旨秘义。按卦所象唯八物，推八物之义为乾、坤、艮、巽、坎、离、震、兑，孔子以为未足也，又因《彖》以明之，其徽兆往往卦义所未及。……独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也？……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又言“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则文浅而义陋矣。〔29〕 这里，叶适指出朱熹等道学人士所谓渊源于《易》的“太极”，是孔子著作中没有的，是杜撰。并认为道学人士将《易》作为孔子所著，本身就有错误。他说：“言‘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亦无明据。《论语》但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而已。’《易》学之成与其讲论问答，乃无所见，所谓《彖》、《象》、《系辞》作于孔氏者，亦未敢从也”。〔30〕今天，《十翼》非孔子所作，已成定论，历史证明叶适之说是正确的。 叶适早年对朱熹、二程是尊敬的，可是晚年则直斥二程之说为非。例如《习学记言序目》中《礼记·大学》说：“程氏言：‘格物者，穷理也’。……若穷尽物理，矩矱不逾，天下国家之道已自无复遗蕴，安得意未诚、心未正、知未至者而先能之？……疑程氏之言亦非也。” 二程、朱熹为了使自己心性之说得到正统地位，他们利用唐代韩愈、李翱等人所创造的道统说，加以修改，谓古代圣贤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递传至孔子，孔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二程吹嘘自己兄弟得孟子之传。朱熹则在孔子与子思之间加进曾子，并自谓继承二程之学。他们利用道统说的目的，以正统自居，借此作为排斥其他儒家学派的手段。叶适则明白指出：“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31〕道学家主张曾子传孔子之道，其依据是曾子以忠恕释孔子一贯之道（《论语·里仁》），及临死对孟敬子言君子所贵之道（论语·泰伯》）。叶适认为曾子重内轻外，执精略粗，于孔子一贯之道不合。他说：“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32〕又说：“按曾子殁后，语不及正于孔子，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不可也。”〔33〕叶适的批评确是合情合理的。 最后，叶适认识到道学的心性之说很多来自佛学思想。叶适揭露二程将佛学思想引入儒学说：“本朝承平时，禅说尤炽，儒释并驾，异端会同。其间豪杰之士，有欲修明吾说以胜之者，而周（敦颐）、张（载）、二程出焉，自谓出入佛、老甚久……于子思、孟子之新说奇论，皆特发明之”。〔34〕朱熹也是吸取佛学思想来丰富自己的心性之说的。他承认：“某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35〕所以佛教学说对他影响颇大。他的《伊洛渊源录》就是仿照真宗时编写的禅宗史《景德传灯录》写的。 叶适认为二程、朱熹授佛入儒的做法，是混乱了儒学的本旨。他说：“佛之学入中原，其始固为异教而已，久而遂与圣人之道相乱。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胜之，卒不能有所别异又自同于佛者，知不足以两明而学失之略也”。〔36〕指责二程、朱援佛入儒的做法是“中国之人实自乱之也。” 在南宋洛学盛行之时，叶适早年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在政治上有过联系，因此彼此思想有近似之处，这是事实。但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政治实践和悉心研究经史，终于在政治上彼此疏远，在思想上认识到道学的错误及危害。叶适晚年对道学所作的批判，深中其弊，诚如现代经学史家周子同先生在《朱熹与当代学派》中说：“按初期浙学，如陈亮之粗疏，陆傅良之醇恪，其功力与辨难，自非朱熹之敌。但自叶适之《习学记言》出，不仅与朱、陆二派鼎足而三，而且有将破坏朱氏全部哲学之势。”〔37〕这是中肯之谈。 注释： 〔1〕何隽：《叶适与道统》，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论文， 第17页。 〔2〕《朱子大全》卷三七《答林黄中》书。 〔3〕《宋史》卷三九四《林栗传》，同书卷四三四《叶适传》。 〔4〕《水心文集》卷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 〔5〕《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下列《陈亮集》增订本， 均省去“增订本”三字）。 〔6〕《陈亮集》卷二七《与吕伯恭正字书》：“廷栻揭榜， 正则（叶适）、居厚（徐元德）、道甫（王自中）皆在前列。自闻差考官，固己知其如此。……正则才气俱不在人后，非公孰能挈成之。” 〔7〕《陈亮集》卷二三《伊洛礼书补亡序》。 〔8〕《攻媿集》卷九五《陈傅良神道碑》。 〔9〕《叶适集》卷六。明招山在婺州武义县， 吕祖谦曾在此教授生徒。 〔10〕《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七。 〔11〕《朱子语类》卷一○五。 〔12〕《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七《进卷·大学》。 〔13〕《陈亮集》卷首《陈龙川文集版本考》。 〔14〕《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皇朝文鉴一·四言诗》。 〔15〕《浪语集》卷二三《答陈同父书》。 〔16〕转引于《朱子语类》卷一二○。 〔17〕《叶适集·水心文集》卷十。 〔18〕《朱子大全》文三六《答陈同父》（第七书）。 〔19〕同书之五六《答叶正则》（第四书） 〔20〕《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 〔21〕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九四《赵虚斋注庄子内篇序》。 〔22〕《习学记言序目》附录孙之弘序。 〔23〕《四朝闻见录》甲集《宏词》。 〔24〕《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十。 〔25〕《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五《上殿札子》。 〔26〕《朱子大全》文十一。 〔27〕《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三《唐书六·列传》。 〔28〕《朱子语类》卷九四。 〔29〕《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周易四·系辞上》。 〔30〕同书卷三《周易三·上下经总论》。 〔31〕〔34〕同书卷四九《皇朝文鉴三》。 〔32〕〔33〕同书卷十三《论语》。 〔35〕《朱子大全》文三十《答汪尚书》（第二书）。 〔36〕《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李氏中洲记》。 〔37〕《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179页。 责任编辑：高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