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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 曾经是传统社会读书人必读书和传统教育核心文本的《论语》，今年来在一些高校的课程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比如在我服务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中文系都开设了《论语》的课程，而且成了常规课程，几乎每个学期都有，但学生还是踊跃选修，我曾在一个学期同时开两个班，选课学生近五百人，但仍然有许多想修这门课的同学未能如愿。问题并不在于今天的学生对《论语》还有如此的热情，也不在于这足以证明《论语》自身的价值，因为这都不重要。《论语》作为不朽的经典，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它的魅力和价值。对于关心现代教育的人来说，问题在于：《论语》对于今天的教育，是否仍然具有它对于传统教育同样的意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如果《论语》对于现代教育具有不同于它对于传统教育的意义，那么是什么样的意义？这是当代从事儒家经典教育的人不能不深究的。 儒家的基本教育理念 很显然，很少会有人认为《论语》对于现代教育具有它对于传统教育同样的地位。一方面是孔子本人和《论语》都不再具备他们在传统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现代教育的理念、目的、方法和任务，也迥异于传统教育。传统教育当然有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科举当官等实用或实利的一面，其末流也的确是如王韬所言：其“所学者章句，所业者文词，所志者科名耳。其于当世之利害，钱谷兵刑之实务，漠然置之度外。”但儒家传统教育的理念却是将此实用的考虑排除在外的。儒家之学乃“为己之学”和“成己之学”，其根本目的，却如朱子所揭示的：“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礼禄而已也。” 儒家的这个基本的教育理念，是建立在对人性和人生目的的根本理解基础上的。古人早就看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恶欲者，心之大端也。”故孔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十三》）；孟曰：“人之异禽兽者几希。”这当然不是否认人有善良天性，而是说，如若不学，即未经学习教化，即便是出于善良天性也未必就能行善。夫子六言六蔽之教即指明这一点。《论语》以《学而》开篇，《荀子》以《劝学》起首，似非偶然。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对儒家教育理念的根本考虑有这样的概括：“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化未先务。至于孔子，述作大备，遂启万事无穷之传。其传果何欤？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今夫目视而耳听，口言而足行，以至于食饮起居之间，谓道而有外夫是乌可乎？虽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毫厘之差，霄壤之缪，此所以求仁之难，必贵于学以明之与。” 而《论语》一书，正是孔子实践这样一种教育理念的记录。它并不抽象谈论义理，而是从实人实事出发，寓义理于实人对实事的具体应对判断和抉择中。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日常生活中指点宇宙人生的大关节。根本目的，不是传授一般知识，而是通过对具体事情、具体处境的点拨，使学生得以通过日常立身处世的种种行为，人格境界得到提升，成己成物，达于大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三十二》），学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活动，而就是人生的实践活动。学习的过程就是人生完善的过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六》）。在传统教育的语境中，《论语》所教是一个人（仁）字，学者所学，也在这个人（仁）字。学习的目的是变化气质，成就人生。故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现代教育理念 《论语》在传统教育中的意义，的确是与现代教育的目的格格不入的。作为一种体制，现代教育只能是现代性体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适应现代性体制发展和物质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作为理念，现代教育理念又不能不是现代性理念的一部分，它必然以现代性关于人的理念为其哲学基础。现代性的人的观念是由17世纪西方哲学家奠定基础的。这个基本观念就是人是欲望或利益的动物，人生的目的就是使用理性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个体的自我是绝对的原则和绝对的本质，与之相比，人的社会性、多样性和复数性都是次要的。人既然在本质上是与他人分离乃至对立的，当然与自然界就更是这样的。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只是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体，他人也可以是我们的客体，只有我才是主体。人生在世，就是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以尽可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对付世界、对付自然、对付他人，成了人生的主要任务和目的。 如果说传统教育是一种内向性教育，教学者都向内用力，致力于内心的丰富和完善以及人格境界的提升的话，那么现代教育绝对是外向性教育，受教育者不断向外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和能力，再不会将向内用力看作是教育的一部分。 总之，无论作为制度还是作为理念，教育在现代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的目的、视野和任务都从内转到了外，从人转到物，从德性转到知识，从行为转到技能。而它的根本原则，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的现代性的总原则——有用性。这个原则控制了现代人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支配着一切其他制度，包括教育。现代教育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附庸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普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尽管口头上还会将道德修养、人格培养之类的目标作为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但那已经是虚应故事，实际上都是以使学生掌握将来能找到一个职业为实际的指导方针，无论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还是教学目标，无不以此为圭臬。 《论语》作为通识课 以现代教育的理念、目标和宗旨来衡量，《论语》对于现代教育不但没有它对于传统教育的那种意义，极端言之，简直就没有什么意义。现代教育要求向受教育者提供客观的知识，尤其是专业知识，俾使受教育者在未来的人生中可用于谋生。但《论语》却根本不能提供什么专业知识。现代教育要求教给学生以谋生的技能，《论语》当然更不能提供这样的技能。现代教育也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知识面，以使他们对今天的世界和人类社会有一大致的了解，《论语》所说的一切似乎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时代。今天很少会有人认为它像普通的教科书那样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它充其量是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文化史的文献。教学《论语》，就像教学《水经注》或《十七史商榷》一样，教者教的是历史典籍，学者学的也是历史典籍，目的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与时俱进的学者，可以用《论语》教授学生管理智慧或商战技巧。但一般来说，只有把《论语》的学习变成纯粹知识的学习，它才可以为现代教育体制所容纳。 《论语》似乎也不难做到这一点。作为一部起源古老的经典，对于现代人来说，《论语》在辞章、义理、考据三方面都有大量的问题，教师自可像教授一般难读的典籍那样，按照让学生掌握客观知识的要求来教授《论语》，即根据前人留下的大量注疏，疏通文字，兼及考据和义理，使学生能大致读懂《论语》表面的文字意义。这是现代教育教授古典文献的一般做法，不仅仅限于《论语》。这种教育方式只是让学生能了解所学的文献大致说些什么，符合现代教育传授知识和掌握知识的要求。 对于现代教育来说，这样的知识有用吗？回答是，当然有用，并且，正因为是这样的知识，才有用。首先，对于那些将来想当文科教师或从事人文研究的人来说，这样的知识可以转化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而对于大部分并不想从事人文教育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来说，这种知识至少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眼界和知识面，开阔他们的思路。对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没有直接的好处也有间接的好处。所以，《论语》既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专业课来教，也可以作为通识课来教。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专业课教授的内容自然是专业知识，而《论语》显然不可能是像理论物理或解剖学这样的专业知识，也不可能是像文字学或史料学这样的专业知识，甚至也不可能是像文学史或某个断代史那样的知识。总之，它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理由容当后论。那么《论语》如果作为通识课又当如何？ 应该说，通识教育是针对现代教育的弊病而出现和被人们提倡的。如前所述，现代教育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再着眼于人本身的全面发展和提高，更不关心人格的培养与完善，而只是以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人员为能事，把人作为器具来培养。这就使得学生综合素质下降，知识单一狭隘，缺乏道德理想和判断能力，缺乏人文教养和关怀。对未来固然毫无憧憬，对人类伟大的过去也没有任何兴趣。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外，对其他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技能娴熟，思想贫乏。这样的教育，是不可能担当“人格的塑造者，价值的批评者和文化的守卫者”的责任的。人们试图以通识教育力救此蔽。 也因为如此，通识教育其实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它只是希图补充它和改善它，而不是改变它。因此，它不可能不在各个方面受到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的制约。通识教育的目的表面上是通过通识教育增加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人格，开阔学生的知识面，克服学术的分裂和过分专业化，等等。然而，在具体做法上，仍然是以传授客观知识为不二法门。因为提倡通识教育的人，对教育的理解就是传授知识：“教育意味着教学。教学意味着真理。”美国教育家哈钦斯（RobertMaynardHutchins,1899-1977）对教育的这种理解是很多提倡通识教育者立论的前提。因此，通识教育归根结底仍然是传授知识，只是传授的是专业以外的知识。“它不仅向学生介绍最基本的知识，而且也让学生知道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知识在学校以外生活中的应用。”但是，在实际上仍然是以客观知识传授为基本模式的通识教育中，《论语》必然只是一个知识对象，而不是学生成己成德的途径，如它在传统教育中那样。 《论语》对现代教育的根本意义 但是，《论语》作为知识对象，其价值就非常有限了。按照马一浮对《论语》内容的概括，《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此三问目所涵盖的内容基本不属于知识的范畴，要把它们作为知识来教，就完全改变了它们的性质。《论语》的许多内容涉及的是天理人心、政道治道、道德判断、人格修养，人们当然可以按照现代的教授习惯将它们作为知识来教。但“君子不器”、“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思想，作为纯粹知识来教的话，成了什么？还有它们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吗？ 当然，人们可以从解决《论语》辞章考据方面的问题着眼来教学《论语》。但这是现代教育的态度，而非传统教育的态度。问题肯定不在现代还是传统，而在于我们要从《论语》学什么？《论语》的价值究竟何在？辞章考据方面的问题不解决，的确有碍对《论语》义理的掌握。但若不从辞章考据进于义理，《论语》自身价值如何体现？《论语》的价值究竟在于义理，还是它辞章考据方面产生的问题？唐文治先生当年给无锡国学专修馆拟定的学规有言：“要知吾馆所讲经学，不尚考据琐碎之末，惟在揽其宏纲，抉其大义，以为修己治人之务。”这难道不应该被今天的经典教学者（包括《论语》的教学者）奉为圭臬吗？ 当然，并不只是《论语》这一部经典难以适合现代教育，多数儒家经典乃至其他某些经典，都有这样的问题。问题当然不在经典，而在于现代教育本身。如前所述，现代教育理念是建立在人与自己的世界、与他人、与自然界对立两分，也就是主客体二分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让学生掌握日后他们能认识世界、控制世界、征服世界的知识和技能。教者教这些知识与技能，学者学这些知识和技能。至于知识和技能以外的东西，要么把它们归约为知识和技能，要么完全放弃，不闻不问。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现代人（主体）总是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这就造成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局面。外在的知识掌握得越多，自己失去得越多。并且，知识也越来越向实用知识和技能倾斜和嬗变，“无用的”知识如甲骨文和音韵学的知识，越来越边缘化，如没人出来像保护珍稀物种那样加以保护的话，难免归于消失的命运。在此情况下，强调反求诸己，推己及人，由明心见性而万物一体，而天人合一，以正诚修齐治平为旨归的儒家经典，如《论语》，要么不伦不类，成为知识学习的对象；要么完全被排除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之外。 然而，《论语》无法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并不证明它对于现代教育毫无意义。恰恰相反，这证明它对于现代教育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管对孔子和《论语》看法如何，无人会否认《论语》的经典地位。所谓经典，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百世而不磨。《论语》之所以为经典，并不在于它包括了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这样所谓的道德金律或道德训诫，而在于它体现的思想和精神对于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包括如何看待教育。 儒家重视教育，也因为教育首先应该是人道教化，而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德为学习目的；六行为学习途径；而六艺则为学习内容。这“三物”充分说明古典教育的教化性质。 教育与学分不开。什么是学？古人认为：“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学之为觉（悟），说明学首先不是去追求外部的未知领域，而是觉悟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但它不是一个闭门思过，冥思苦索的过程。“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三十一》）这表明学首先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从实人实事的实行（包括自己的实行）中，时时处处有所觉悟。儒家当然从典籍中学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二十五》）。这说明孔子并不排除对文献典籍的学习，他自己就在这方面用力至深至勤。然而，他对于古代典籍文献，决不是把它们作为客观知识的对象来掌握，而是把它们作为教化和启悟的途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阳货·九》）。这最后一句也不是表示了解有关草木鸟兽的客观知识，而是蒙培元先生所指出的：是“运用‘诗’的移情作用，学会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受大自然的丰富多样性，体悟自然界的生命，体悟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因为如此，孔子对古代文献典籍的解释在受过现代教育的研究者看来，完全是任意发挥，不管文本的本义，完全没有任何“客观性”。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概要数他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解释了。可这恰恰表明了孔子对于文献典籍的态度。对文献典籍的学习目的不仅仅在于“客观”掌握它的内容，更在于从中把握我们存在的可能：“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阳货·十》）今之教学《诗经》者或许能详其名物训诂，又能进而言其义，然不能“为”，在夫子看来，终是枉然。 在现代教育影响下，今天人们很少能理解夫子的立场了。在现代教育者和研究者的眼里，《诗经》只是知识对象，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知识的唯一标准是正确，正确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如果把人与他的历史以及历史产生的一切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人是认识主体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客体的话，上述看法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如果将人与其人文世界和自然世界视为一体，如中国古人和西方古人的话，上述看法的有效性主张就不是无限的。人固然可以把他的周围世界视为认识对象，但事物对我们并非只有成为认识对象这一种可能。如果不把人视为孤立的主体，而视为有机世界的一个有机分子的话，那么万事万物未尝不就是人自己的种种现实和可能。 《大戴礼记·哀公问》引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又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此所以天人合一，成己即所谓成物。作为宇宙万物中最活跃的分子，人自身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世界的完善与否。从古至今，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自然界的种种问题都与人有最大的关系，更不用说人类世界的种种问题。既然世界的种种问题取决于人，那么反求诸己，通过改变和提升人自己来改变世界，不是解决人类种种问题和危机唯一可行的道路吗？而这不就是《论语》的基本出发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孔子和《论语》就决不仅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论语》不应该是知识对象，而是成己成物的途径。 德语“教育”一词为Bildung，出于“培育、成长”的意思。而中文“教育”的“育”字，也有“培育、成长”的意思。人类向来把教育视为自我成长和提高的途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成德。例如在柏拉图那里，体育的目的首先不在强身健体，而在于培养学生勇敢坚忍的德性。然而，在现代教育中，学习和扩充谋生的知识和技能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虽然没有一个现代教育的代言人完全放弃传统成己成德的教育理念，但基本上是束之高阁，或仅是说说而已，并不实行。而且，在目前流行的教学体制下，成德之教很容易变成知识的传授和灌输。《论语》的教学不但不应该是简单的知识传授，也不应该是流行意义上的道德教育。那实际上是像灌输知识一样的灌输道德戒条，而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真正的道德教育，即古典意义的道德教育其实是人道教化，它不是通过灌输和传授，而是通过生命实践。 现代教育向《论语》提出了挑战：如何不成为知识的对象而成为学生成德成己的途径。反过来，《论语》也向现代教育提出挑战：如何保持教育传统培养教化人的功能，而不至于蜕变为职业培训。这里涉及的显然不仅仅是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如何教学《论语》的纯粹方法论问题，而是教育的根本理念问题。这才是《论语》对于现代教育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