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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末期，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成为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朝鲜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可称为帝王学标本的《大学》在以多样形态发展的过程中，被朝鲜的政治指导者视为教材。朝鲜时代的学者栗谷撰述的圣学教科书《圣学辑要》对《大学》进行再解释和学问上的发展。《圣学辑要》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基础，分为"修已"、"正家"和"为政"，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大学》所体现的单纯层次的修己治人，被发展为非常具体的政治和人生的实践指南。尤其是把具有模糊意义的儒教理念表现为实际人生的现实，使朝鲜儒教得以体系化。这就体现了所谓以"正"为核心的政治，追求持续性人生的矫正教育。 在韩国历史上，朱子学是在高丽时代末期传入的。引入中国性理学的人物是安晌(1243-- 1306)。他于1289年到中国元朝的燕京，第二年3月回国时，带回了所抄写的《朱子全书》，开始研究朱子学。由安晌引入朱子学之后，朝鲜在中国儒学的绝对影响下得到发展。特别是由朱子完成的儒学，作为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向往的是圣学。圣学是指为成为圣人而学习的学问。同时，也是为成为圣王而学习的学问。 从现代意义上讲，是培养最高领导者的学问。其第一步是学习《大学》。朱子把《大学》视为圣学入门书的理由是，儒教在记述追求学问的大体方法的同时，前后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在把这种儒教采纳为社会运营基本的朝鲜《大学》成为企望圣学的知识社会的核心经典。特别是栗谷的《圣学辑要》，正如栗谷本人在序言里所阐明的，是以《大学》为基本而记述的。换句话说《圣学辑要》是以《大学》为基础而阐述的，作为圣学和君王学的教科书，是朝鲜性理学的完结本。从肃宗开始，该书被正式向国王进讲;到了英祖时，对国王的政治思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栗谷的《圣学辑要》里记录修己的学问过程是非常简单的。然而深究起来的话，却是非常复杂和费解的。这是因为就像到目前为止所谈论的一样，以《大学》为主干编辑《圣学辑要》的过中，把多样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问题放在日常生活考虑的缘故。特别是帝王学-圣学的学问体系所揭示的更是如此。 《圣学辑要》所深化的《大学》相关内容，如果从修己的角度来赋予意义的话，可以整理如下: 第一《大学》'三纲领"在《圣学辑要》'修己总论"里得到整理，并预告了学问的深化。如果说《大学》"经一章"讨论了三纲领的话，《圣学辑要》则追加《中庸》的第一章而构筑了圣学。 第二，对《大学》八条目中属于修己的部分进行了具体的扩展。八条目中"修己"是指"格物一致知一诚意一正心一修身"的五个条目。这被替换为"穷理、正心、检身"，通过"恢德量、辅德、敦笃"，以获得进一步补充的形态得到发展。 第三，特别指出了《大学》里所忽视的"立志"。然而，在《击蒙要诀》和《学校模范》等栗谷的著作中，处处都体现了立志是学问的首要核心。 第四，在三纲领的体系里，用"修己"的功效来解释"止于至善"的境地。由此可知，栗谷从功效的角度进行整理，从而使"修己"的体系得以系统化。以这种修己为基础，栗谷充实了"修己治人"的儒教逻辑，把"治人"深化为"正家"和"为政"。 总而言之，栗谷的《圣学辑要》把《大学》体现的单纯层次的"修己治人"非常具体地发展为人生的实践指针。尤其是把具有模糊意义的儒教理念体现到实际人生的现实中，把朝鲜的儒教加以体系化了。这体现了所谓以"正"为核心的政治，追求持续的人生矫正教育。（本文节选自《朝鲜对中国儒学的接受—以栗谷李珥的<圣学辑要>为中心》，作者申昌镐） 本文来源：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