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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国者,纵横之世也。”[1]各国之间都在围绕着争取盟国以对外扩张或以求自安的重大策略问题,苦心经营,“纵”和“横”的两种不同政治主张和外交政策,成为各诸侯国最敏感的争论焦点。于是一批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中的“策士”或“智士”们,奔走于列国之间,不别亲疏,唯智谋为尊,簧舌利口,“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聘其巧辞,飞箝伏其精术”,[2]从而获取功名富贵,他们便是“纵横家者流。”[3]刘向辑录的《战国策》就专门记载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攻城掠地的计谋及游说辞令,成为后世公认的纵横家书。即便是儒、墨、法、兵、阴阳诸家的代表人物,如孟轲、荀卿、墨翟、韩非、吴起、邹衍之流,在其书中的活动,也无不带有鲜明的“纵横”色彩。而“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4]是战国纵横派的开山祖师,张仪、苏秦就是他著名的学生,他的纵横家理论《鬼谷子》是纵横家理论的基石。 纵横之学往往被视为乱世之学。楚汉相争时的蒯通、三国时的诸葛亮就深受纵横之风的熏染。《旧唐书·魏征传》也载,魏征见隋末“天下大乱,尤属意纵横之说”,他以奇谋深计干谒李密、郑廷页,不获用,后投奔李唐王朝建功立业。他们的纵横术策虽不再以连横、合纵为内容,但仍以称雄图霸的政治权谋为中心。即使在王朝创立后,纵横之学依然以经世治时的王霸之道得到封建君主的青睐。如汉武帝时主父偃,“尝学长短纵横之术”,开始游说于齐、燕、中山等地不遇,后上书谏伐匈奴,官至武帝丞相。赵蕤著《长短经》,明王霸大略,唐玄宗屡次征召而未果。陈子昂“少学纵横术”,“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己”[5]也颇留意于纵横家。在《蓟丘览古》中,他缅怀“仗义下齐城”、“雄图竟中夭”的乐毅,(《乐生》)感叹“徇义良独稀”、“仗剑诚已矣”的田光,(《田光行生》)思慕“漫说九瀛垂”、“今也则无推”的邹衍。(《邹衍》)同时,陈子昂也不时提及《战国策》中鲁仲连、荆轲等侠士之事:“鲁连让齐爵,遗组去邯郸。伊人信往矣,感激为谁叹”;(《感遇》十六)“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燕太子》)鲁仲连以“奇伟亻叔傥之画策”,游说于魏、赵、齐、燕之间;[6]荆轲“好读书击剑”,也曾“以术说卫元君”。[7] 他们是骀荡一时的侠士兼纵横家,崇尚个人力量,凭借其口才、权谋和勇力,为信用他们的诸侯舒难解危,建功立业。尤其是象鲁仲连、荆轲的侠行义节对后世游侠和纵横家有深远的影响,而后世纵横家也往往把任侠击剑视作纵横术的一部分。《陈氏别传》言陈子昂“慷慨豪侠”,《唐才子传》卷一也说他“任侠尚气弋博”,但陈氏之侠不同于一般“扼腕瞑目,悲歌慷慨,使酒睚眦,杂处屠博,不护细行”之侠,[8]更大程度上与纵横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对现实政治有着强烈的参与欲望。他既表现为不安现状,明时审势,待时而出,追求功名的纵横策士的性格特征,又任侠尚义,“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三十五)可以说,陈子昂的纵横家思想是战国纵横家与侠义之士的思想,在初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与发展。 二 隋末唐初,各路义军风起云涌,争雄图霸,如此,志士豪杰就有了逞说辞辩的广阔的用武之地。魏征的《述怀》诗相当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纵横捭阖,建功立业的风尚:“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人生感义气,功名谁复论。……”这种昂扬的进取壮志,激荡着初唐诗人的心扉。陈子昂愿“以义补国”、“论道匡君”;(《喜与马参军相遇醉歌序》、《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在《谏政理书》中,诗人说得更清楚:“臣每在山谷,有愿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见也。”纵横家及豪侠义士的强烈的功名欲也使他热血沸腾。 战国纵横家们大胆地撕裂了儒家孝、廉、信的遮羞布,毫不隐晦地提出了“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9]的主张。他们奉“名”、“利”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求“扬名”为杀身的代价,公开标榜功利主义的进取精神。即使是“高士”鲁仲连,在游说聊城燕将的书信中也不废功名:“知者不背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今死生荣辱、尊卑贵贱,此其一时也。”[10]乐毅报燕王书也说:“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11]可见他们是赞赏、奉行顺时而取名利的,与儒家的义利观水火难容。 作为一个年轻书生,直面“布衣取丞相”、合纵“激怒秦王肝”的苏秦,(《感遇》二十一)以及功名显赫的鲁仲连、乐毅等人,陈子昂也迫不及待地要成名:“初举进士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子昂顾左右,辇千缗市之。众惊问,子昂曰:‘余善此。’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入宣阳里。’如期皆往,则酒肴毕具。奉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百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名满京都。擢进士第。”[12]陈子昂此播名之举与纵横策士载“千金”游说以获取名利没有实质的差别。他采取了纵横家出奇制胜的用世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 陈子昂学纵横术的目的在于“囊括经世道”,他进士及第后,曾诣阙上书,《陈氏别传》载:“时皇上以太后居摄,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问状。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他在《谏政理书》中具体表述了王霸蓝图:“思愿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鸿业,于国南郊,建立明堂”,并“立太学”,以此聚英贤,励图治,实行三皇五帝式的贤明政治。他向武则天的说教,就是“恢大唐之鸿业”的王霸策略,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特征。由于诗人富于政治幻想,别传云:“上数召问政事,言多而直,书奏辄罢之。”武则天对陈子昂的奏疏,不是“罢之”,就是“不省”、“不听”,因而诗人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无法实现。虽然如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陈子昂已经把纵横家以名利为进取的功名精神,净化为“匡救于国”(《赠别冀侍御崔司议序》)的王霸大志。 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在政治上受挫之后,陈子昂就想通过杀敌报国来实现。“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感遇》三十五)急切地驰骋边塞,是诗人功名精神的形象写照。但在武攸宜军中,曾“屡献奇计”而不听,“子昂知不合,因钳默下列。”[13]诗人要求建树奇勋的意志遭到冷酷的压抑。随着一次次努力的失败,陈子昂终于认识到怀利器而沉沦、汲汲济世而遭弃的残酷现实,锐意进取的热情渐渐消退。诗人发出徒然的叹息:“雨雪颜容改,纵横才位孤。空怀老臣策,未获赵军租”;(《答韩使同在边》)“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近。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最后不得不“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卧病家园》)为现实污浊而郁闷,只好遁入道家的境界中加以消解,无可奈何地抛却激励自己勇于进取的纵横家及纵横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重要的并不在于对纵横家的认同、弃掷,而在于对纵横家的熔铸与改造,包容了厚重了人生感悟。 为此,《战国策》中礼贤下士的燕昭王为诗人津津乐道。燕昭王为报齐入侵之仇,思才若渴,敬贤如师,筑台置黄金于其上,以招致天下贤能,于是郭隗、乐毅、剧辛、邹衍纷至沓来。“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燕昭王》)今遗迹虽存,而霸图消歇,令人怅然。陈子昂睹物思人,慨叹不遇明时,赍志难酬,只好在战国纵横家身上审视着自己,以渲泄怀才不遇之幽愤。 三 从唐至清末,关于陈子昂的人格历代研究者争论纷纷,毁誉不一。陈子昂死后,卢藏用在《陈氏别传》、《陈伯玉文集序》中,对其人品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有“大名,而不以矜人”,“刚断强毅”,重交友。直到五代时期人们对其人格仍是倾慕与肯定的。但从北宋至清末,有关诗人是“忠唐”还是“党周”,是“不贰之臣”还是“不知节义廉耻”的谄媚之徒,成了喋喋不休的焦点论题。由于陈子昂依附武周集团,在李唐王朝与武周集团之间,人们一以贯之地把封建正统论作为衡量诗人人格的标尺,具有浓厚的封建政治伦理色彩。从“五四”至今,虽然摆脱了以封建正统观评人的桎梏,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诗人的人格评价不断进步、深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以诗人复杂的思想意识作为理论依据,细致地多角度地揭示其人格面貌,还尤待于进一步拓展。在这里,我们不妨用纵横家的思想来观照其人格。 纵横家的哲学依据是阴阳转化论,他们把自然界阴阳转化生万物的理论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用阴阳来区别社会事物,从而产生“变动阴阳而利导之”的功利性的社会观。《鬼谷子·捭阖》曰:“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人生的追求归根到底就是使自己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就是变动阴阳,因势利导,促阴转阳,最终使自身变阳。《鬼谷子》把这种促阴转阳的努力称之为“捭阖”,即“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为此,纵横家要求把握阴阳趋动的时机,他们对“时势”的尊重,远远超过战国其他诸家,所以《战国策》中明时审势为“百事之长也”、“百世之一时也”、“此百代之一时也”、“时不可失”的议论,比比皆是。纵横家们认为“时势”如何,关系着进退、事情成败,乃至国之存亡。而有利的时势却又难遇,因此他们注意审时度势,待时而出。加之他们争逐名利的人生哲学,这都在陈子昂的人格上烙上难以抹去的印迹。他不时地叨念着“遵养晦时文”的话语(《感遇》十一),以便养晦待时。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载,麟德元年底(664年),武则天已垂帘听政,“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683年,高宗死后,武则天以皇太后身分临朝称制,连中宗、睿宗也得仰其鼻息。至此陈子昂已登第三年,诗人为登上仕途,明辨时势,第一次诣阙上书,就热烈拥护武则天执政:“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贤,协轩宫之耀,军国大事,遗诏决之。唐虞之际,于斯盛矣。”(《谏灵驾入京书》)不久,陈子昂守麟台正字,后升任右卫胄曹参军。他先后上《为乔补阙庆武成殿表》、《为百官谢追尊魏国大王表》、《谏用刑书》和《答制问事八条》、《谏刑书》、《上益国事》、《上蜀川事》等,虽论列国家大事,勇敢地指陈时弊,但又无不在颂扬武则天。如此,陈子昂由近臣而变为武则天的宠臣顺理成章。 特别是陈子昂为武则天登基称帝不停地上表献颂。690年,武则天称帝时,他接连写下《上大周受命颂表》、《大周受颂四章》,开口“圣母神皇陛下”,闭口“陛下至圣大明”;不是“今天命陛下以主,人以陛下为母”,就是“陛下不应天,不顺人,独高谦让之道,无所宪法,臣等何所仰则,敬冒昧万死固请”;并把天上的云,地上的鸟都作为劝进祥瑞,所谓“非我天子,庆云谁昌”,“非我圣母,庆云谁光。庆云应矣,周道昌矣!”陈子昂可谓诚心地大献颂词。联系纵横策士们明时而趋利的特征,陈子昂依附武周集团,以实现自己的王霸大志,是别无选择的。从纵横家的立场看,这是审时明智的抉择。而纵横家为博取功名,往往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太注重建立做人的准则,也无须建立真理的信念,也不必履行政治道德的原则,苏秦就以不信、不廉、不孝之臣自命。[14]少学纵横术的陈子昂也必然受此濡染。我们从纵横家的思想逻辑看待陈子昂,其言行又显得自然而然;其人格多表现为纵横策士的品格特征,是其思想使然。后世对他的嘲笑和谩骂皆脱离了陈子昂自身内在的思想基础,未免苛求于他,是不公允的。 四 关于陈子昂诗文的具体问题,前人已多有论述,但战国纵横家文对其创作的影响却鲜有论及。在此,我们考察一下陈子昂诗文的纵横家风格。 战国纵横家重计、重时、重利,思想敏锐,长于辩难。他们在游说前往往明了形势,讲求捭阖,做到成竹在胸。因此他们的游说辩辞高瞻雄视,气势非凡;文象恢宏廓大,文情激越挥洒,文势奔放跌宕,显示出劲健的阳刚之气。如《秦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苏秦始将连横”、“张仪说秦王”章;《齐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章;《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章;《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章;《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章;《韩策一》“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章;《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章,等等。这些都是刚健文风的佳作,构成了《战国策》刚健文气的主流。故清人朱鹤龄《战国策钞·序》说《战国策》文“雄深峭健”;清人张士元《书战国策后》也说《战国策》文“质健”。陈子昂爱鬼谷之学,曾纵横燕楚,而张仪、苏秦对鬼谷先生的课业最为精通,《战国策》中张仪、苏秦的说辞虽多为后辈纵横家拟作,却都是典型的纵横家文。可以说《战国策》雄深劲健的文字对陈子昂诗文的刚健风格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而强烈的功名心和自负情结就是沟通战国纵横家文与陈子昂诗文的气势和力量的基石。 就其诗歌创作而言,在理论上陈子昂要求诗歌具有“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炼,有金石声”(《修竹篇序》)的遒劲之势,其诗歌创作在其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刚建的主导风格。具体表现为: 其一,意象恢宏廓大。纵横家的哲学精髓,就是将人事置于阴阳变化的宏观构架中,审视社会、人生。发之于诗,则意象阔大。向来为人称道的《登幽州台歌》,感叹能任贤的燕昭王已成过去,而能任贤的后者还未见到,用“前”“后”的时间与“天地之悠悠”的空间,构成历史悠久,宇宙无穷的深广的时空环境,气象苍茫,意境广袤。《蓟丘览古》俯仰天地古今,在绵邈、亘远的背景上,思慕贤者,反衬出诗人对功名事业的执着精神。又如《修竹篇》后半:“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遂偶云和瑟,张乐奏天庭。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信蒙雕斫美,常愿事仙灵。驱驰翠虬驾,伊郁紫鸾笙。结交嬴台女,吟弄升天行。携手登白日,远游戏赤城。低昂玄鹤舞,断续彩云生。永众仙逝,三山游玉京。”把夸张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结合起来,诗境开放,冲破时空的限制,气势雄浑,风神俊逸。 其二,慷慨激荡。为了增加游说的力量,战国纵横家铺陈其事,夸张其理,征引古今,使他们的说辞具有铺张扬厉、慷慨雄隽的风格。曾谙“纵横术”的陈子昂,也博引铺排,以古明今,气度豁然。如《送魏大从军》:“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孤寒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借春秋时晋大夫魏绛喻魏大远征,又以“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霍去病暗励,希望魏大效法扼六郡之雄的东汉良将赵充国和勒石铭功的东汉名将窦宪,建功立业。同时也表现了诗人从戎建功的慷慨情志,风格遒壮。还有人们议论颇多的《感遇》诗,或写时事,或吊古伤今,或明志抒怀,或思乡念友,大多意调旷达奔放,豪气纵横,表现出诗人坚毅刚强的性格。 关于陈子昂诗歌渊源的问题,或认为师法汉魏,或认为出于《庄子》,大多认为渊于阮籍。应该说陈诗渊源是复杂的,我们知道文学源于现实生活,陈子昂的诗歌固然扎根于初唐现实社会文化的环境,但纵横家的风格也不能不是他诗源的重要因素。 陈子昂的散文多为章奏书疏、序文等。他一踏上仕途,便连上章奏,言及军国大事,力图以政治见解得到武后的赏识。其言辞汪洋恣肆,激情澎湃,具有纵横家遗风。 战国纵横家长于说理,贵生动形象、深刻剀切,往往力避抽象、肤浅。他们傲视天下的豪气,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其说辞论势充沛,激越昂扬。如《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章,载庄辛警说襄王奋发治国时,连用蜻蛉、黄雀、黄鹄、蔡圣侯四层比喻,由小至大,连续递进,反复讽说,语气逼人,精辟警策。陈子昂在《感遇》二十一中也提及这种论势:“蜻蛉游天地,与世本无患。飞飞未能止,黄雀来相干。穰侯富秦宠,金石比交欢。出入咸阳里,诸侯莫敢言。……”并揣摩、效法。诸如《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谏用刑书》、《上益国事》、《上蜀川事》等等,无不激越纵论,铿锵有力。虽议论时政得失,却有着强烈的生动性和感染力。难怪康熙皇帝读了他的《谏雅州生羌书》后有“言蜀用兵利害,警切动听”之论;读了《上军国利害事三条》后,赞其“洞达人情,可谓经国之言。”[15]纵横家文的风格在陈子昂笔下得到发扬。 大概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后世论者有的把陈子昂的人格与文格割裂开来,更注重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如宋晁公武说他:“虽无风节,而唐之名人无不推之。”[16]但从纵横家角度而言,他的人格与文格是如此地交融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战国纵横家文与陈子昂诗文相比较,不难看到,陈子昂的诗文丰富并发展了战国纵横家的风格。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M]. [2]刘勰.文心雕龙·论说[M]. [3]汉书·艺文志[M].其文承刘向《别录》、刘歆《七略》而来. [4]史记(苏秦列传)集解[M]. [5][13]卢藏用陈氏别传[M]. [6]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M]. [7]史记·刺客列传[M]. [8]册府元龟[M].卷八四八《总录部·任侠》. [9]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M]. [10]战国策·齐策六·燕攻齐取七十余城[M]. [11]战国策·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 攻齐[M]. [12]全唐诗[M].卷八十三. [14]战国策·燕策一·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M]. [15]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三集[M]. [16]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M].卷四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