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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

http://www.newdu.com 2017-12-09 家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兵者,诡道也。孙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一语道破了战争是一门灵活多变的艺术,战争艺术的基础则是谋略。《孙子兵法》不仅蕴涵着中国古代丰富的谋略思想,而且揭示了谋略的基础、基本原则和最高境界。这些思想经过数千年战争实践的检验,对当代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谋略的基础——修道而保法
    谋略作为一种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艺术,贯穿于整个军事行动的始终。但是,运用谋略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克敌制胜。只有符合战争规律所规定的各项客观条件和要求,谋略才能在指导战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孙子曾以脱离了战争所需的经济基础和实力,谋略就变得毫无意义为例,深刻地指出尊重战争规律对于谋略的重要性。“夫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意思是说,如果军队疲惫、锐气挫伤、军力耗尽、国家经济枯竭,那么诸侯列国就会乘此危机前来进攻,那时即使有足智多谋之人,也无法挽回危险的局面。可见,尽管孙子十分重视谋略,但却清醒地意识到,通过谋略获取胜利是以尊重战争基本规律为前提的。
    谋略必须“修道而保法”,但是“道”和“法”并非简单或部分的道理和法则,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所有条件和规律。孙子进一步总结了战争谋略必须尊重和满足的战争规律和条件。“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日将,五曰法。”所谓“道”,“令民与上同意也”,哪即政治上争取国内上下团结一致所谓“天”,“阴阳、寒暑、时制也”,即天气等自然条件所谓“地”,“高下、远近、险易、广狭、生死也”,即作战地形等地理环境因素所谓“将”,“智、信、仁、勇、严也”,即智慧、诚信、仁慈、勇敢和严明等将帅应该具备的品行所谓“ 法”,“曲制、管道、主用也”,即军队的编制体制、组织管理等。孙子从“ 道”、“地”、“天”、“将”、“法”五个方面总结了战争胜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归纳起来无非是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在物质方面,战争获胜的条件取决于天气、地理、环境、时机、物资、编制、组织等环节。在精神方面,决定战争获胜的因素主要有政治、团结、将帅、士气等。只有这些基本条件全部得以满足,将帅才可以充分发挥其智谋, 通过谋略最终战胜对手。
    谋略作为指导战争的艺术,来源于实践,依赖于实践。孙子深刻地揭示了谋略与实践条件、谋略与战争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指导现代战争具有一定启示。同西方相比,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历来重视“上兵伐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兵贵胜, 不贵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谋略艺术的运用,注重提高指导战争的艺术以获取战争的胜利,比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等。但应该看到,谋略只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方面,它要受到战争实际条件和战争规律的制约。特别是在当代,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世界军事领域迎来了一场以信息化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军事革命。这场新军事革命日益凸显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并对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军队思想乃至谋略艺术提出了创新的要求。因为军事高技术的运用,使战场变得日益“透明”,攻方和守方的行动日趋“暴露”,“善攻者”和“善守者”的谋略必须遵从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才能保证己方在现代战场上的优势。
    综上所述,“修道而保法”就是要求面对军事变革的现实,提高战争指导艺术必须尊重现实军事条件和客观规律。现代军事实践证明,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作战思想等方面较为先进的国家往往能够在战争中占据优势。正因为如此,只有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科学的编制体制和军事思想,尊重现代战争的客观规律,谋略才能成为掌握在将帅手中的有力武器。
    二、谋略的基本原则——因利而制权
    在满足战争实践各项客观条件、尊重战争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孙子提出“因利而制权”的思想,要求作战指挥员凭借有利于己的条件,灵活应变,掌握作战的主动权。“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初之山者,势也”。意思是说,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往往能够运用各种条件和规律造成有利于己的态势,而不是苛求于部属和兵力在战争过程中使用的谋略也是随着条件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是无穷无尽的战争谋略就是将各种条件结合起来,造成像圆石从高山上滚下一样的态势。在孙子看来,战争谋略的基本原则就是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和规律,发挥其最大效能,形成有利于己的态势,从而影响战争的最终结果。
    面对诸多现实的战争条件和规律,谋略这门艺术的作用就在于实现战争要素的最佳组合,做到“因利而制权”。然而,如何才能实现“因利而制权”呢?孙子提出了两条重要的实现途径。其一,“兵因敌而制胜”。孙子认为,“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意思是说,用兵作战没有固定刻板的战争态势,没有一成不变的作战方式,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可谓用兵如神。可见,谋略没有现成的模式和固定的方法,需要根据战场形势、战争条件、作战实力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尽管谋略千变万化,但基本的原则就是“因利而制权”。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谋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要素的作用,从而在战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二,“避实而击虚”。孙子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意思是说,用兵的规律就像水的流动一样,从高处流向低处战争的胜利就是由于避开了敌人强大的地方而攻击其脆弱的部位。这种谋略实质是要求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以十攻其一”,避开实力强大的敌人,集中兵力打击其“软肋”,以自己的优势对抗对手的劣势,从而把握战争的主导权。孙子“因利而制权”的谋略思想体现出一条普遍的原则实现战争各要素的优化组合,才能在战争中创造有利的态势,最终获取胜利。这一基本原则对于指导现代战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孙子指出,“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善于作战的将帅往往善于利用战争条件,就像把滚圆的木头和石块放在险峭倾斜的位置一样,能够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战争态势。在新军事革命的冲击下,信息化时代的战争在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作战方法、作战样式、编制体制、军事思想等方面实现了全面的变革,整个战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战争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利用这些新的战争要素,创造有利的战略形势。其中,值得重视的就是两大原则:灵活主动原则和集中原则。所谓灵活主动原则就是依据战争出现的新情况和新态势,灵活利用各要素,把握战争主动权。战争形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只有“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才能始终保持战争各要素的最佳组合,形成有利的态势。而所谓集中原则就是集中打击的能力,对付敌人的薄弱环节。孙子曾总结过,“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阀,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在现代战争中,狭义上的兵力集中已经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但是,打击能力的集中仍然是现代战争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只有通过“避实而击虚”,集中优势力量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 才能做到化被动态势为主动态势, 最终实现战胜对手的目标。所以, 对于在实力上处于劣势的一方而言,重点发展自己的“杀手铜”,集中自己的优势力量对抗敌人, 是一条实现“因利而制权”的重要途径。
    三、谋略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
    谋略是在尊重战争规律、符合战争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战争要素,实现“因利而制权”的战争艺术。而这门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认为, “是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百战百胜不是最高明的, 不经过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才算是最高明的。同时,孙子又指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兵作战的上策是用智谋取胜敌人,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使对手屈服,再次才是运用兵力作战,最后的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可见,在孙子看来,谋略的最高境界在于圆满地实现军事战略的目的,同时又高于战争这种直接的暴力手段。实质上,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已经超越了单纯意义上军事战略的范围, 而泛指一种使用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实现军事战略目的的最高艺术。
    当然, 理解“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澄清两种认识上的误区。第一种认识,妄图通过“不流血”实现打败敌人的目的。战争的实质是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暴力手段。既然是暴力手段, 就不可避免地要“流血”。孙子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在这里,区分了最高境界的谋略与战争这两种手段。孙子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 并非赞成“不流血”的战争,而是提倡达成谋略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各种非战争途径实现战胜敌人的目的。第二种认识,“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排斥战争。孙子提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一方面,他肯定“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指挥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优越于战争手段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战争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视战争对于谋求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 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 不可以不认真对待。可见,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使用战争手段解决战略问题并非矛盾,只不过它们是不同战略层面的战略选择。
    信息化战争形态的逐步确立为在战争中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实际上,孙子早在两千年前就意识到信息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他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 必成大功。此兵之要, 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等等,其主旨就是强调战争中的信息主导权,对于取得战争胜利具有重要作用。在现代战争中, 随着高技术武器的出现, 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 一种新的作战样式—信息战开始崭露头角。所谓信息战就是以信息为主要武器,通过打击、摧毁和干扰对手的信息系统,从而达到影响、制止和改变对手的战略决策,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作战样式。与传统的火力战相比,信息战并非直接采用火力打击等暴力手段,而是主要通过信息打击等“软”杀伤, 破坏敌人的指挥控制系统,削弱和瘫痪敌人的作战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 这种现代作战样式的出现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基础。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就是要求运用各种非暴力手段实现军事战略目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趋紧密, 对战争的制约因素也越来越多。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往往受到政治、外交、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就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提供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仅仅是谋略的一种最高境界,或者是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最佳途径,而并非是唯一手段和最终手段。在国际格局错综复杂的今天,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民族问题和宗教矛盾依旧突出, 仅仅依靠“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艺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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