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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荣晋 内容提要：《老子》是一部道家的哲学名著，是没有争论的。但是，《老子》是不是一部兵书，我国学者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作者认为《老子》也是一部兵书。主要论点：《老子》中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精彩的用兵之道，如在战争论、战略论、战术论中；《老子》中所阐发的战争论，提出的一系列的军事谋略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为中国历代兵家所推崇。因而作者断定老子对于中国兵学有开山之功不为过；所以，《老子》既是哲学名著，也应是一部兵书。 关键词：《老子》；兵书；兵家 老子与兵家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问题。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从思想源渊上，固然与齐国姜尚“多兵权与奇计”、《管子》中的“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等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它也与先于他的《老子》有着相通之处，即兵家从《老子》一书中吸取了某些兵略智慧和思想，也是不可否认的。 要探讨“老子与兵家”这一课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老子》是不是一部兵书？（二）《老子》一书中有哪些“用兵之道”？（三）老子与兵家到底有哪些思想联系？只有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从理论上阐明老子与兵家的关系。 一、《老子》也是一部兵书 《老子》是一部道家的哲学名著，是没有争论的。但是，《老子》是不是一部兵书，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老子》一书中，确有许多篇章是讲用兵之道的，既有战争论的思想，也有用兵的战略与战术问题。所以，自古至今，有不少学者都把它视作一部兵书。《隋书·经籍志》兵家类著录中，就有“《老子兵书》一卷”。唐宪宗朝议郎王真在其《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叙表》中，指出《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于言兵也”。他把《老子》八十一章皆视为兵书而加以阐扬。北宋著名学者苏辙在某《老子解》卷二中，亦指出：“……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也是把《老子》一书视作与管仲、孙武无异的兵书。南宋郑樵在其《通志略》中，再一次将《老子》著录於兵家。清初哲学家王夫之认为，《老子》既言兵，理应为“言兵者师之”、“言兵者之祖”。中国近代魏源亦把《老子》视为“兵家之言”，“言兵之书”，而加以推崇和发挥。在《老子本义序》中，他说：“有黄、老之学，有老、庄之学。黄、老之学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动称经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礼家之言、兵家之言。”在《孙子集注序》中，又说：“《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於斯见兵之形。《孙武》其言道之书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勇名，无勇功。’吾於斯见兵之精。”所以，“子之於《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訄书·儒道第三》中，认为《老子》一书简要地概括了古代兵书之要旨；指出：“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老子》既然讲兵家韬晦谋略，它为后世兵家所法，是理所当然的。 自唐代王真至近代章太炎，把《老子》视为一部兵书，几成定论。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又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力先生在《老子研究》中指出：“或疑《老子》为兵家言：兵家所谈多攻城略地之术，老子斥争、非战，即战矣亦唯为客而不为主，退尺而不进寸；有城可攻而不攻，有地可略而不略，此其异一也。兵家尚智用术，《老子》弃智忘术，此其异二也。兵家或作老子语，老子必不作兵家语。盖一尚自然，一重功利，其根本观念既异，何由得其同哉？老子以非战为要义；其不得已而战，战而胜乃余义耳。世人不知戒争而独昧昧然强橝其战胜之术。弃其要义，宝其余义，诚所谓买椟还珠者已。”（《道用》第二节《非战》）华钟彦先生在《评有关帛书〈老子〉的论述》（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中，认为《老子》八十一章中的辩证法思想虽对兵家有指导作用，但其言行涉及言兵者只有十章，其中积极言兵者只有五章，故无论从数量与质量上都无法承认《老子》是一部兵书。李泽厚先生在1984年《哲学研究》第4期上虽然承认《老子》“与兵家有密切关系”，但是，“《老子》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讲兵的书”，决不能说“《老子》书的全部内容或主要论点就是讲军事斗争的”（《孙老韩合说》）。1991年8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子通》一书作者古棣、周英先生承认“老子那里有战术思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老子同《孙子兵法》相比，只是“纸上谈兵”、又过于“简单、抽象”，故“把老子作为兵学家，大讲老子兵学，那是不对的”。张松如、邵汉明先生在《道家哲学智慧》（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中，赞成李泽厚先生的看法，认为“尽管《老子》的某些论述与兵家的许多观念有某种相通或相似之处，并且对后世兵家理论的发展也确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老子》不能算是一部地道的兵书，《老子》的着眼点在其宇宙观和人生观”。老子关于论兵的一些说法，只是“其宇宙观和人生观的直接注脚和说明。”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仍坚持《老子》是一部兵书的看法，并且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证。七十年代初，翟青先生撰写《老子是一部兵书》，发表在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中，认为《老子》一书直接谈兵的有十几章，哲理喻兵的有近二十章，其它各章也都贯穿了对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发挥。他认为，肯定《老子》是一部兵书的看法是很精辟的。著名道教专家王明先生在《论老子兵书》（载《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198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肯定“道家与兵家往往相通”，指出：“《老子》是先秦一部道家的著名哲学著作。它里头有不少章节是论用兵的，包括一些战术思想和战略思想的概括。”“它总结了古代兵家丰富的经验，确有卓越独到的见解。”因此，“把《老子》做为一种兵书”是可以的。邹丽燕先生在《〈老子〉与〈孙子兵法〉的关系》（载于《老子与中华文明》一书，1993年10月，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认为《老子》“包含丰富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中许多言论，“明显与《老子》思想相似”，从这个角度“视《老子》为一部兵书或兵法，是可以接受的。” 在我看来，《老子》虽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既含有深刻的道本体论思想，也含有丰富的的辩证法思想，更富有精采的人生哲学。但是，它所阐述的辩证法思想确为兵家的军事辩证法提供了哲学根据，它所论述的战争观、军事战略和指挥策略等思想，也都成为中国后世兵家之师，产生过重大的历史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把《老子》视为一部兵书，是有充分道理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二、老子的用兵之道 从古至今，许多著名学者所以肯定《老子》是一部兵书，因为在《老子》中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精彩的用兵之道。 （一）战争论 老子的战争论，主要集中于《老子》第三十章、三十一章中。“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这是老子关于战争的基本观点。老子面对春秋末年的频繁战争，他对战争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张“以道佐人主”，“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老子》八十章），反对以兵力称强于天下。为什么反对“以兵强天下”呢？主要理由如下：1、“其事好还”。（《老子》三十章）还者，危也，险也。朱谦之释曰：“其事好还，谓兵凶战危，反自为祸也。”即无事用兵，专以兵强天下，必有不良之报复。所谓“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者是也。这是从战争的社会后果而言的。2.破坏社会生产。老子指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即他认为军队驻扎过的地方，黎民遭难，农田荒芜，荆棘丛生，战争之后，必有荒年出现，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又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於郊。”（《老子》四十六章）即认为由于天下有道，故无战争，即可使战马退役以施粪；天下无道，战事频繁，连怀胎的母马也要被征用，只好生驹于郊野。这是从战争的经济后果立论的。3.老子反对“以兵强天下”，还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据。他根据“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七十八章）的矛盾转化论，在军事上，必然会作出“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的结论，因为在他看来，若恃强而穷兵黩武，是不会取胜的。“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他看来，“物壮则老”是一条合于道之运行的客观规律。谁违背之，谁就会加速其灭亡。基于此，老子把战争视为人人都厌恶的“不祥之器”。既然它“非君子之器”，所以，“有道者不处”（《老子》三十一章），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老子虽然反对“以兵强天下”，但是他也主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抵御外敌、平定内乱等）还是可以用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河上公称老子为“俭武”论者，并非不用“武”，只是俭用“武”，老子是一位相对的反战论者。他认为即使“不得已而用之”，也要持“恬淡为上（最高原则）”的态度。“恬淡为上”这一命题，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三层含义：1.“胜而不美”，即不以用兵杀人为美乐之事。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在老子看来，兵器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并非君子使用的东西；如果在“不得已”情况下而用之，也不要在取胜之后当作一桩美事而得意洋洋。如果以取胜为美乐之事，那就是以杀人为快乐；乐于杀人的人，是不会得志于天下的。所以君子要持“胜而不美”的态度。2.“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既然在老子看来战争是“凶事”而非“吉事”，那么“杀人之众”就应“以悲哀泣之”，战胜之后，亦应“以丧礼处之”，切不可弹冠相庆。3.“果而勿强”。老子认为不得已而用兵，一旦取得战果，就应该适可而止，没有必要继续逞强以谋取霸权；如果继续以兵逞强，炫耀武力，就会走向反面。他说：“善有果而已（止），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目满），果而勿伐（自夸），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老子》三十章）在这段话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曰“果而已”，即在战争取得一定战果后，就应“穷寇勿追”，切不可以兵逞强、穷追不舍，杀人不止。“穷寇”是否追杀，是视战机而定，有时可以“穷寇勿追”，有时就要“穷寇必追”，切不可将它凝固化，死守不变。二曰“果而勿强”，亦即文中所说的“四勿”（“勿矜”、“勿伐”、“勿骄”、“勿强”）“一不”（果而不得已），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一旦战争取胜，容易滋生骄傲情绪，就会由胜利转向失败，这是一条为古今中外的战争所证明的真理。 （二）战略论 1.“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 老子从“不争而善胜”的观点出发，在战略上，提出了“善为士（将帅）者，不武（不尚武）；善战者，不怒（不激怒）；善胜敌者，不与（不短兵相接）”的命题。这里所谓“不武”，即是“不以兵强天下”，提倡“以道佐人主”。范应元释曰：“古之善为士者，不尚武勇；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道佐人主”，则以“不争之德”胜之。所谓“不怒”，即不被激怒。宋常星释曰：“两军对敌，而轻出于怒，必有轻用其锋，而致败者，此不善战者也。善战者，不以力屈人、而能以德屈人，何尝用怒！”只要善其谋而后行，不怒而兴师，不愤而为战，即为“善战者”。这和孙武说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完全是一个意思。所谓“不与”（一曰“不争”）即是两军不对斗，不短兵接刃。肖天右释曰：“不与争者，不战而善胜，不争而善成也。故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总之，“不武”、“不怒”、“不与”，皆是“不争之德”在兵战中的不同表现。既然战争是“不得已而用之”，那就要尽力排除武力去解决，尽可能地采取非军事方式去解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老子》六十八章） 2.“守柔曰强”（《老子》五十二章） 所谓“守柔曰强”，是老子肯定柔中有强，柔能胜强，柔能转化为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战略思想。 在战略选择上，老子以“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思想为指导，大力提倡“守柔曰强”的战略思想。这一命题，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根据“贵柔”原则，他对战争中的主与客、进与退、攻与守、强与弱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主张不为主而为客，不进寸而退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哀兵必胜。他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主动进攻），而为客（被动防守），不敢进寸（进攻别国领土），而退尺（退守本国领土）。’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老子》六十九章）在这段话中，含有如下谋略思想：①老子从“不争之德”出发，在战争的主与客、进与退中，主张“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使自己变成“为客”一方，“退守”一派。这仿佛是一种消极防守，实际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谋略思想。正如宋代叶惠卿在《道德真经传》中所说：“主逆而客顺，主劳而客逸，进骄而退卑，进燥而退静。以顺待逆，以逸待劳，以卑待骄，以静待躁，皆非所敌也。”②所谓“行（行阵）无行，攘（举起）无臂，扔（对抗）无敌，执无兵（兵器）”，是说在战争中不摆阵势，不举臂膀，不与敌人相抗，不持兵器，这与《孙子兵法》所说的‘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是一个意思。实际上这是一种“以柔胜刚”的谋略思想。③所谓“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是老子告诫战争指挥者在两军交战中，切不可“轻敌”，因为轻敌是会丧失“吾宝”的。什么是“吾宝”呢？“吾宝”即老子的“三宝”。什么是老子的“三宝”呢？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柔慈），二日俭（俭约、不敢放侈），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在老子看来，“慈故能勇（勇武），俭故能广（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众器官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三者之中，他尤贵“守慈”，因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六十七章）故“圣人以慈为宝”（苏辙语）。正因为轻敌会丧失吾宝，所以两军对战中应切记“祸莫大于轻敌”。这也是老子的“守柔”观念的一种具体表现。④“抗兵相若（相当），哀者胜矣”，是说在两军相抗、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悲哀、哀痛、悲愤的一方必胜。王弼释曰：“哀兵必相惜，而不趋利避害，故必胜。”严灵峰亦释曰：“两军相当，哀者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老子看来，强兵固然可以取胜，但强兵易犯轻敌之毛病，故有时哀兵也可以取胜。所以，他一再告诫治军者切莫轻敌，可谓是一条不易之则。 从“守柔”的战略论出发，老子认为在战争中的敢（勇）与不敢（怯）、利与害诸矛盾是相互转化的。他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老子》七十三章）王弼释曰：“俱勇而所施者异。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这就是说，勇敢则活本是一种美德，但勇敢到鲁莽不顾一切的人则会战死的；怯弱不战则死本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有时也有“勇于不敢则活”的事。正如范应元在《道德经古本集注》中所云：“柔弱者勇于不敢而不争，则因以活身。”“此敢与不敢两者，世或以敢为利，而因以杀身，则是害也：世或以不敢为害，而因以活身，则是利也。”正因为此，老子在战争中，大力提倡“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的“崇柔”精神。 （三）战术论 老子根据“柔弱胜刚强”的战略原则，在战术上，他提出了两个有名的论点：一曰“以奇用兵”，二曰“欲擒故纵”。 老子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这里所谓“以正治国”，即是“以道治国”或是“以道莅天下”，即是“治大国若烹小鲜”。反对“以德治国”、“以法治国”、“以力治国”，因为这些都是与“无为而治”相对立的“有为而治”，是不合乎“天道”的。但是，老子深知“治兵”不同于“治国”。在兵战中，老子肯定“正”与“奇”是互相转化的，所谓“正复为奇”（《老子》五十八章）者是也。他根据“奇正之变”的规律，主张“以奇用兵”，突出一个“奇”字。认为只有善于根据战争实际情况，以奇异之谋用兵，方可以弱胜强，取得战争胜利。 老子认为，在多变的战争中，歙与张、弱与强、废与兴、取与予诸矛盾虽是相互对立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必先有张之、强之、兴之、予之，然后才会有歙之、弱之、废之、取之。他说：“将欲歙（收敛）之，必固（姑且）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与）之，是谓微明。”（《老子》三十六章）这是一种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认为只有在战争中，善于运用这种“欲擒故纵”战术的人，才是真正懂得“微明”之道的智者，保证取得战争胜利。 从老子上述的用兵之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始终贯串着“柔弱胜刚强”的精神。老子的用兵之道，都是建立在“贵柔”（“守柔”）哲学基础之上的，他的用兵之道一刻也离不开这一“贵柔”精神，都是这一“贵柔”精神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按照“柔弱胜刚强”的规律运行的。他论证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七十八章）又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老子所阐发的“不以兵强天下”的战争论，“不武”、“不怒”、“不与”和“守柔曰强”的战略论，以及“以奇用兵”、“欲擒故纵”的战术论，都是由“柔弱胜刚强”这一总的原则而引伸出来的，都蕴涵着深刻而精采的辩证法思想。 三、老子与兵家 如上所述，老子依据他的哲学思想阐发了他的独具特点的战争论，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谋略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为中国历代兵家所推崇。如果说，老子对于中国兵学有开山之功的话，那么孙武则在老子兵学的基础上，有继承也有修正，使老子兵学更加系统化，完整化，而成为中国兵家鼻祖。清代著名学者俞樾肯定“兵家源于道德”（《诸子平议·补录》）是很有道理的。著名学者江瑔也看到了老子与兵家的思想联系，指出：“老子之言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此即兵家饵敌之策也。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即兵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道也。……大抵道家之术最坚忍而阴鸷，兵家即师其术以用兵。”《读子言》由此可见，兵家源于老子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孙武及其兵家从《老子》中吸取了哪些“用兵之道”呢？ 在战争论上，孙武与老子有同亦有异。孙武虽然吸取了老子的“祸莫大于轻敌”的思想，肯定了“夫帷无虑而易（轻）敌者，必擒于人”（《孙子兵法·行军篇》）的道理；吸取了老子的“善战者，不怒”的思想。提出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的观点。但是孙武对于战争并不一味地消极反对，而是以认真而慎重的态度对待之。他是一位慎战论者，而不是反战论者。他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极力反对轻率用兵。他一再要求“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火攻篇》）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而消极反对之，而孙子则以为“兵者，国之大事”而积极对待之，两人对于战争的态度是有原则区别的。 老子“不以兵强天下”和“兵者，不祥之器”的观点，对于后世兵家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中国历代兵家在论述用兵之道时，都不同程度地从老子的反战思想中吸取营养。诸如：范蠢深受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思想的影响，主张不以兵争天下，不可以先行用兵。他说：“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国语·越语下》）《尉缭子》卷二《武议》篇亦持同样的看法，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黄老帛书》发挥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的思想、认为兵战既不可随意用之，亦不可多次用之，只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方可用之。如果“兴兵失理，所伐不当”，其国必亡。指出：“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日纵心欲。此胃（谓）〔三凶。昧〕天〔下之〕利，受天下之患。抹（昧）一国之利者，受一国之祸。……有国将亡。”（《经法·亡论》）《百战奇略》作者也肯定战争是“逆德”、兵为“凶器”，极力反对“好战”。指出：“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实不获而用之。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征讨不止，终至败亡，悔无所追。然兵犹火也，弗戢，将有自焚之患。穷兵黩武，祸不旋踵。故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卷十《好战》）唐代著名学者李筌在《太白阴经》中亦发挥老子的思想，把兵视为“凶器”、把战视为“危事”，提倡“不得已而用之”。那种“阴谋道德，好用凶器”的做法，他是坚决反对的；而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万民之害”的战争，他是赞成的。唐代赵蕤在《长短经》中，既肯定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的思想，他也称赞举义兵以救乱诛暴。他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长短经·兵权》）“圣人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黄老帛书》作者继承老子的“穷寇勿追”的思想，大力提倡“功成而止”。他说：“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天地之道，不过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央（殃）。”（《经法·国次》）认为讨伐不义之国，一旦取胜就要停止进攻，如果征战不已，功成不止，就会“国危破亡”，“身有其殃”。《黄老帛书》的观点，虽说有片面性，但其中亦不乏合理之处。《吕氏春秋·论威》篇十分称赞老子的“胜而不美”的思想，认为“举凶器、行凶德”而用兵本是不得已之事，故战胜之后，切不可炫耀武力。当赵将孔青大败齐兵，“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筑起两个京观）”时，赵臣宁越依据老子的思想则建议：“不如归尸以内攻之。”《吕氏春秋·不广》篇作者评曰：“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以力胜，用文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实践证明，这种文武并用，攻城与攻心相结合的策略思想是相当成功的。 在战略论上，孙武发挥老子的“不争而善胜”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选择论。他把用兵之道分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指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这较之老子的善战者“不武”、“不怒”、“不与”之说，要具体得多，要完整得多，要科学得多。鹖冠子进一步发挥孙武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用兵之道，提出“大人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所谓“用计谋者，荧感敌国之主，使变更淫俗，哆恭憍恣，而无圣人之数。”“所谓因人事者，结币帛，有财货，闭近人复其口，使其所谓是者，尽非也：所谓非者，尽是也；”“所谓战克者，其国已素破，兵从而攻之。”——“此所谓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鹖冠子》卷下《武灵王第十九》）。诸葛亮十分推崇孙子的“上兵伐谋”的思想，认为“智者先胜而后求战，暗者先战而后求胜”（《便宜十六策·治军第九》）。他所谓的“以谋取胜”，既包括以智慧谋取敌人，又包括以心战瓦解敌人。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南征教》）唐代李筌发挥孙子的“上兵伐谋”的思想，亦主张以计谋取胜。他说：“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 老子提出的“守柔曰强”的战略思想，对于后世兵家影响颇深。《六韬》作者认为“以弱击强者，必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六韬》）卷五《豹韬·少众》）。《淮南子》作者根据老子的“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的思想，主张“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而应之以张”（《兵略训》）。只有如此用兵，方可以弱胜强。《黄石公三略》作者亦继承老子的“守柔”思想，认为在战争中“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上略》）。唐代王真认为：“强大者有道，则不战而克；小弱者有道，则不争而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第三十三章）为什么有时兵强则不胜呢？因为“夫兵者，所谓凶险之器，斗争之具，所触之境，与敌对者也。故兵强则主不忧，主不忧则将骄，将骄则卒暴。夫以不忧之君御骄将，以骄将临暴卒，且败覆之不暇，何胜之有哉！”（《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第七十六章）所以，治兵“能守其柔之道，必终得其强大矣”。王真也主张用兵“不敢为主而为客”。他说：“夫兵者必以先举者为主，后应者为客也。……进少退多者，美师而不陈，即自无征伐矣。故曰‘行无行’也。既无征行，即我之师徒抱义以守，何攘臂之有哉！”（《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第六十九章）他还以儒家观点解释了老子的“抗兵相若，哀者胜矣”的命题，认为：“凡言哀者，慈爱发于哀诚之谓也。荐上存慈爱之心，不失使臣之礼，下输忠勇之节，尽得事君之义，即何向而不胜哉！”（同上） 在战术论上，老子的“以奇用兵”的思想多为后世兵家所继承、所发展。“三十六计”、“七十二策”、“百战奇略”、“奇略千条”等，都是“以奇用兵”策略思想的智慧结晶。孙武在《孙子兵法·势篇》中全面地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主张“奇正相生，以奇制胜”。他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老子、孙武的“奇正相生”、“以奇取胜”的战术思想，对于后世兵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历代兵家所推崇，战国孙膑认为要想战胜强敌，就要“让威”，即要“辟（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膑兵法·威王问》）即可胜之。他还对“奇正之术”作了具体说明，指出：“刑（形）以应刑（形），正也；无刑（形）而制刑（形），奇也。……足以静为动奇，失（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发而为正；其未发者，奇也。奇发而不报，则胜矣。”（《孙膑兵法·奇正》）他把奇正之术与兵之示形联系起来，是十分可贵的。尉缭根据“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提出了“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子》卷四《勒卒令》）。《六韬》作者在《奇兵》篇中，还具体地论述了二十六种“以奇用兵”之法，以此造成有利形势，战胜敌人。曹操深谙“以奇用兵”之道，不仅对“奇”与“正”的内涵作了具体说明，指出：“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孙子兵法·势篇注》）而且还对如何运用“奇正之术”作了具体规定，如我众敌寡，“以十敌一、则围之”；“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孙子兵法·谋攻篇注》）。若敌我势均力敌，则“善者犹当设奇以胜之”。（同上）敌众我寡，则“高壁坚垒，勿与战也”，“引兵避之也”（同上）。然后伺机而动，战而胜之。李筌在《太白阴经》中，规定“正者，名法也；奇者，权谋也”。所谓“奇”，具体是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凝其诈，”“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沈谋》）唐代李靖认为“奇正在人”，“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奇正之术虽变化无穷，其大者有四：①“正面交为正，侧面袭击为奇”；②“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③“前向为正，后却为奇”；④“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等。“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李卫公问对》卷上）。从上论述中，可见老子的“以奇用兵”思想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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