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顺先 解题：此文是我于1995年12月在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召开的"明代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主要是从李退溪的《三经释义》和《四书释义》入手，揭示李退溪对中国儒学经典的继承、发展和传播及其对当时的朝鲜与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本文后编入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出版的《明代经学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又于《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公开发表。1999年6月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入《国际儒学研究》第七集中，1999年3月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选编入《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创新》文集内。此文还传至韩国，被《退溪学报》等摘要报道，产生了较广的学术影响。 李退溪名滉，生于朝鲜李朝燕山君七年（1501年），卒于李朝宣祖四年（1570年）。由于当时中朝两国是非常亲密的友好邻邦，中国的文化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朝鲜的一批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学习中国文化和汉字。李退溪从六岁起便读《千字文》，十二岁便读《论语》，十七八岁便独立钻研程朱理学。由于他能潜心学习，深刻领悟，常常表现出一般人不能达到的水平。他淡泊仕途，虽多次被授予高官要职，但仍以教学和实践儒家"为圣"、"作贤"的思想为己任，孜孜不倦地把研究和宣传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哲学，看作是终生的目标，使他成为"朝鲜之朱子"和"东方百世之师"，"上以继绝绪，下以开来学。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退陶先生言行通录·实记》卷一，见《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5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增补退溪全书》（四），16页，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 李退溪对儒家经学的研究，除散见于一些书信及与学生和友人的答问之中外，集中在他所写的《三经释义》、《四书释义》和《启蒙传疑》三部书中。 一、《三经释义》和《四书释义》 《三经释义》是对儒家最早的三部经典的解释。在《三经释义》中，李退溪对《周易》、《尚书》、《诗经》的各章及其中主要段落、词句和某些字的读音都用古汉语和朝鲜语进行了解释，通过这些解释，以阐述儒家这三部经典的本义和李退溪本人对这些经典的见解。《四书释义》则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阐释。据李退溪的学生琴应埙说：李退溪的《三经释义》和《四书释义》，是李退溪"聚诸家训释"和"门人所尝问辩"，再加上他自己的"研究"而写成的。虽然他写成的原本，在1592年日本丰田秀吉派兵侵略朝鲜李朝时被战火焚毁，但由于当时距李退溪去世只有二十多年，他的一批学生基本健在，再加上当时政府官员崔监司瓘等人的提倡，认为李退溪的这些"释义"对继承和发展儒家经典有重要的意义，并拨给了印刷此书的经费，因此使琴应埙等能顺利地从当时李退溪的学生手中，搜集传写的《三经释义》、《四书释义》草本，而加以整理、校订、刊行，遂使此书得以流传于世。 现在流传下来的《三经释义》、《四书释义》，虽然不是李退溪的手稿原本，但它们直接来自聆听过李退溪亲自讲授的学生的笔记稿和抄录本，并且我们从此书对一些词句进行解释时提到的书中，完全可以看出李退溪在写作此书时的思想脉络，以及其对儒家这几部经书的理解和认识。他在"诸家训释"中，主要参考的是唐代孔颖达注疏的《周易正义》（魏王弼、韩伯康注），《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毛诗正义》（汉毛公传，郑玄笺），以及宋代程颐的《易传》、《易系辞解》、《尧典舜典解》、《书说》、《诗新解》，朱熹的《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古易音训》、《诗集传》、《诗序辨》、《四书集注》，朱熹的学生蔡沈注疏的《书经集传》等。李退溪根据这些注疏家的训释，结合当时学生的一些提问，以及高丽王朝、朝鲜李朝时一些学者对这些经书的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具有如下两个鲜明特点。 （一）既重视宋儒成果，又能采纳汉唐注疏的合理之处 李退溪是朝鲜李朝的"东方之朱子"，他的思想体系主要是继承和发展朱熹的思想，所以在解释《周易》、《尚书》、《诗经》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时，基本上是沿袭了宋儒程、朱的见解。例如：《周易·无妄》中六二爻的卦文"不耕获"，按《周易正义》的解释是："代终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尽臣道也，故利有攸往。"唐孔颖达对这条卦文的注释是："六二处中得位，尽于臣道，不敢创首，唯守其终，犹如田农不敢发首而耕，唯在后获刈而已。……为臣之道，不为事始，而代君有终也。……为臣如此，则利有攸往；如不如此，则往而无利也。"《十三经注疏》，39页，《周易正义》卷三，中华书局，1980。 这就是说，无妄卦的六二爻所处的地位是中，犹如做人臣的一般官吏一样，他只能按君主的意旨办事，这样便有利于他保住官位；否则，便是不利。对这条爻辞的解释，到李退溪写《周易释义》时有如下三种：（1）不耕耘而要收获；（2）不是耕耘而收获；（3）不想耕耘而收获。对这三种解释，怎样判断呢？李退溪说：读此爻象，必须先辨清程颐《易传》的开始、中间、末尾三处对此爻解释的文字不同，然后再根据朱熹的《周易正义》对此爻解释的要旨和此爻文字去体会，也许才能辨别清楚。在这里李退溪提出了解释这些儒家经典含义的原则，即遵循宋儒程、朱的见解。接着李退溪又说：上面说的"不耕获"是程颐《易传》中"不耕而获"之意，应从这个说法。第二、三两种看法虽然不同，但实际意义基本相同。对程颐在《易传》中对此爻象的解释，如果这样去理解，恐怕是不妥当的。从朱熹《周易本义》中讲，"应是耕而不去考虑收获"《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38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增补退溪全书》（五），137页。，这才是为臣之道。这反映了李退溪在君与臣、国家和个人、义与利等关系上，遵循的是宋儒君逸臣劳、先国家后个人、先义后利的原则。 再如对《周易》益卦六三爻辞中"有孚中行"《十三经注疏》，13页、53页、54页。的解释，唐孔颖达说："六三以阴居阳，处下卦之上，壮之甚也。……若为求益，不为私己，志在救难，为壮不至亢极，能适于时，是有信实而得中行，故曰有孚中行也。"《十三经注疏》，13页，53页、54页。孔颖达是从此卦所处的地位来推知《益卦》六三爻含义的。他说：如果你占卦，得到《益卦》的六三爻，而你要去做的事又是"不为私己，志在救难"，在行动上不过分而能做到"适于时"，这就是"有信实而得中行"之道。李退溪在解释"有孚中行"这句话时，则说：有孚中行，就是"胸怀诚信之心，持守中正之道"《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372页、377页、389页、405页、492页；《增补退溪全书》（五）82页、123页、130页、147页，（三）202页。。他用简练的语言，在汉、唐人注疏的基础上，把"有孚中行"的主要含义概括了出来。接着他又在这句话后，用程朱的思想，对当时流行的两种说法进行了比较和研究，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说："中行"一词，现在有两种解释：（1）持守中正之道；（2）持守中正之道，谨慎行事。按："中行"犹如"中道"。因此朱熹的《周易本义》中，有"合于中行"的说法。《益卦》的六三爻，程颐的《易传》中也有"合于中道"及"不合中行"之文。此传中"行得中道"的"行"，不是"中行"的行，因此第二种说法不对。《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372页、377页、389页、405页、492页；《增补退溪全书》（五）82页、123页、130页、147页，（三）202页。持守中正之道，并不等于谨慎行事，而是一种"不为私己，志在救维"，"心怀诚信之心"，"能适于时"的做事原则和行为。李退溪的这些解释，既沿袭了宋儒重义理的思想，又吸取了汉、唐人注疏的成果。 （二）在汲取宋儒和汉、唐注疏成果的基础上又有独立见解 李退溪虽尊崇宋儒，但他并不拘泥于宋儒所有的见解，而是在汲取汉、唐、宋儒注疏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在注释《周易》、《尚书》、《诗经》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时，在不少的地方，既不脱离前人的基础，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见解。例如，对《周易》乾卦初九爻中"潜龙勿用"这句话的解释，据唐孔颖达疏，是："此爻居第一之位，故称初，以其阳爻故称九。潜者隐伏之名，龙者变化之物，言天之自然之气，起于建子之月，阴气始盛，阳气在下，故言初九潜龙也。此自然之象，圣人做法，言于此潜龙之时，小人道盛，圣人虽有龙德，唯宜潜藏，不可施用，故言勿用。"《十三经注疏》，13页、53页、54页。孔颖达是根据此爻中代表"龙"的阳气正处在阴气的包围之中而无法施展其才能，推断出得此卦的人，时机未到，只能潜藏，不可施展。到李退溪时对这句话的解释则有两种：（1）不宜施展才能；（2）不要被使用。李退溪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而应当是时机尚未成熟，还不可能施展才能。接着他又对乾卦九二爻"利见大人"的解释提出异议，他说："利见大人：有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按：圣人无自私自利之心，所以这么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太拘泥，不可从，应顺其文势说，为众人所见有利。"《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372页、377页、389页、405页、492页；《增补退溪全书》（五）82页、123页、130页、147页，（三），202页。 "圣人无自私自利之心"，"有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这是不少宋儒的看法。他们把"见"字作为"现"字理解，这样便把乾卦九二爻辞局限于对"圣人"才有效用。实际上《周易》这本书，本来就是占卜之书，而占卜这种迷信活动，是殷商和西周很流行的一种群众性活动，"殷人每事卜"反映了这一时代思潮。李退溪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出：此卦只能对"圣人"起作用的说法，太拘泥，不可从。顺其文势说，应为众人所见有利。这是正确的。 再如，对《尚书·禹贡》的"禹别九州"、"禹敷土"的解释，有些人提出"九野"一词，认为"九野：九天之野，中央与八方叫九野"。李退溪则认为："此说不对，《周礼》中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的封域都有分星以观察妖异与祯祥。郑氏注说：星主下土，如星纪主吴越，玄枵主齐等。九野就是九州之野。"《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372页、377页、389页、405页、492页；《增补退溪全书》（五）82页、123页、130页、147页，（三），202页。李退溪根据《周礼》等书的记载，和天空中不同的星斗要在不同地区才能观察得最清楚的道理，说明一些书中所说的"九野"一辞，实际上是指九州之野，而不是离开九州之外另有一个"九野"。这是对的。 除以上二例外，李退溪把《周易》泰卦的六四爻辞"翩翩不富以其邻"，解释为"往来翩翩，举止轻浮，不与邻人共同富有"《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372页、377页、389页、405页、492页；《增补退溪全书》（五）82页、123页、130页、147页，（三），202页。；把《周易·同人》卦的卦辞"同人于野"，解释为"要同天下之人亲近和同"《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377页；《增补退溪全书》（五）， 131页。。《中庸》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中的"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原来的解释是："天下不能承载，说的是天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承载得了道。"李退溪认为"此释恐误"，应该是"道无限广大，所以不可载；道无裂缝，所以不可破"《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467页、492页；《增补退溪全书》（三），194页、202页。。《论语·阳货》篇中"道听涂说"一词有三种解释：（1）听了道理在路上说；（2）在路上听见的，又在路上说；（3）糊涂之说。李退溪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应当说，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到处去传播。""孔夫子举它来断言，这是对道德的背弃。"《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五），第467页，492页；《增补退溪全书》（三），194页，202页。 总之，李退溪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阐发，虽然遵循着宋儒重义理的原则，并吸取了汉、唐人注疏的成果，但又不固守和拘泥于前人的说法，而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和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启蒙传疑》的特点及其对《周易》的发展 《启蒙传疑》是李退溪对自汉、唐以来研究《周易》的义理派和象数派二者的融合，是在系统阅读《周易》各家注释，特别是朱熹的《易学启蒙》后，结合其他人对《易学启蒙》的见解，所写的具有自己研究特色的一部学术著作。如果说《周易释义》主要是通过对一些词、句的解释来提出自己的见解，《启蒙传疑》则是按一系列的专题，将义理派与象数派的研究方法熔为一炉，而独立阐述自己的认识成果。李退溪在书中既通过对卦爻的解释来说明其蕴含的义理，又通过图象和数字以推断出日月星辰的运行和六十四卦、四十九蓍等的变化和占卜方法，使这本书在众多研究《周易》的著作中独具特色。 李退溪在《启蒙传疑》序言中说："《启蒙》指朱熹著的《易学启蒙》三卷。之书，阐发幽迹，昭如日星，而诸儒辩释，又皆精密该（流）畅，无遗憾矣。然而理数之学，广博微妙，盘错肯綮，未易研究，透得一重，又有一重，愈索而愈无穷。矧乎人之所见，不能无异同，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必须参订而后得其归趣。其所援证之言，或出于幽经僻书，必须考论而后见其义类。是以疑难之余，重生疑难，注解之中又须注解。至于隐奥之义，有不得不明；传印之讹，有不可不正；乘除之法，又不可不详。而老病昏瞀，虽或少有所得，辄复忘失，茫然如未始窥其仿佛者，诚恐终无以有进于是也。顷年以来，每读是书，或因思有契，或考古有证，不免随手札记，累至成帙，盖所以便考阅备遗忘耳！非以是求多于前修也。抑尝观苑洛子意见书，可谓有功于《启蒙》，亦近世难得之书也。但为图太碎而无甚发明，为说太深而好立异议。今择其要义若干条著之，余不敢效其所为，览者详之。"《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1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09页。 在这篇序言里，李退溪首先指出：朱熹根据《周易》而写成的《易学启蒙》，是"阐发幽迹，昭如日星"的著作，而且书成之后，还有一批人如苑洛子（韩邦奇）等，作了一些注释和补充的意见，应该说是对《周易》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了。接着他又指出：自汉唐以来，研究易学的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在探讨《周易》中深奥难懂、广博微妙的内容时，往往不能深透，研究了这一方面，又忽略了另一方面，抓住了这层道理，又发现还有另一层道理，而且各家注释之间，各说各的，不能统一，考证、立论又往往互相矛盾，以致造成疑难重生，注释中还需要再注释。因此需要参考各家各派学术，寻求一种更好的能兼容各家之长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启蒙传疑》一书，正是李退溪将义理、象数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融合为一的一部著作。李退溪提出写书时的三项主要原则："隐奥之义，不得不明；传印之讹，不可不正；乘除之法，不可不详"《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1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09页。。就是说既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周易》中各卦爻所蕴含的义理，又要根据图象和数字，结合当时数学家研究的成果，用加、减、乘、除等方法，详细地表明卦爻、图象变化的过程。所以《启蒙传疑》一开始便研究了蕴含《周易》起源思想的《河图》、《洛书》二书。 在对《河图》、《洛书》的研究中，李退溪运用宋代大数学家杨辉的六十甲子纳音法，将《周易》中的五行与六十音调相配合而画成一图表，使人通过观察此图表便能推算其变化，了解其含义。他还研究了朱熹《周易参同契》中涉及的《河图》、《洛书》变化，以及朱熹与胡云峰等对这些图象变化的方位和所代表的数字的不同见解。这些内容李退溪都用图表对比、文字说明、数学的列式运算等方法一一表示出来，使读者看后能一目了然。这不能不说是《周易》传播、发展中的一种革新和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大的变化。 在《河图》、《洛书》之后，李退溪又研究了《周易》的原始八卦乾、坎、巽、震、艮、离、坤、兑的位置和变化的图象，以及《太极图》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不同注释问题，并指出："四象生八卦，经卦皆八。《周礼注》：'经、常也，正也。'三代之易，名异而卦不异。"《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52页、78页、108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20页、226页、233页。这就是说，由阴阳这"两仪"生出"四象"：太阴、太阳、少阴、少阳之后，再由这"四象"的相互交合而生出原始八卦来，这原始的八卦被称为经卦。在夏、商、周三代，研究《易》这种占卦之书的名称虽有变化，如夏代称之为《连山》，商代称之为《归藏》，周代称之为《周易》，但八卦的图象却是始终不变。"夏建寅，艮，寅位，人生于艮，故《连山》首艮；商建丑，地辟于丑，故《归藏》首坤；周建子，天开于子，故《周易》首乾。"《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52页、78页、108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20页、226页、233页。在夏、商、周三代，《易》这种书的名称虽有变化，但八卦所代表的属性不变，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日历，以每日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的某一个时辰作为开始之月的属性，其占卜之书《易》，便随之而变化。如夏代以寅为一月的属性，寅在八卦中排列位为艮，人生于艮，故《连山》易以艮卦为首；商代以丑为一月，地辟于丑，地属坤卦，故《归藏》易以坤为首；周代以子为一月，天开于子，天为乾卦，故《周易》以乾为首。这实质上揭示了《易》这种占卜之书，除有某些基本属性不变的范畴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形式和某些内容上也不能不发生变化。 李退溪在研究《周易》八卦的历史发展及其变化时，还用图表和文字对比了邵雍、董氏等关于八卦变化解释中的同与异，并进行了评论。他还研究了东汉魏伯阳的《参同契纳甲图》、《卜筮元龟浑天六位图》，西汉京房易学用隐和显来表示卦象和爻象对立变化的《推飞伏法》要诀等，这实际上是对自汉唐到宋明研究《周易》的各家各派所提到的一些难点，和在理论与象数方法运用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都加以重新研究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在研究《推飞伏法》后，指出："右要诀，隐晦难推，今以乾、坤二宫为图，以明如左"《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52页、78页、108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20页、226页、233页。。他除了以乾、坤二卦为例画出图象外，还加了二百多字的文字说明，使人见了此图和文字后，便容易掌握西汉解《易》大家京房氏所创的这种"推飞伏法"。 李退溪在研究了《周易》的思想渊源、原始八卦之后，紧接着便对《周易》这部占卜之书的蓍策问题进行了研究。"蓍"是一种用于占卦的草，《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这就是说，黄帝得到宝鼎和神策之后，便用"神策"这种占筮之草，来推算一年的季节气候和日月星辰的变化，一直到他老死都用这种方法。这段文字，实质上是对蓍策这种占卜之术在上古时期便流行的一种记载，《周易》中的蓍策问题，则是对上古流行的占卜之法的继承和运用。 在《启蒙传疑》中，李退溪根据朱熹的《易学启蒙》和苑洛子（韩邦奇）读《易学启蒙》后所写的《意见书》，再结合当时一些研究过蓍策问题的学者的见解，用图表对比和数学运算列式，再加文字说明的方法，写出自己的意见。他研究了蓍策的数目所代表的阴阳、岁月、时辰之间的关系，四象（老阴、老阳、少阴、少阳）之间的"相待"影响和"变数"问题，对胡玉斋的挂GFBA5数与八卦图象，以及蔡氏的四十九蓍虚一体数图，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特别详细地用图表和数学公式解决了闰年闰月算法问题。他说："历算虽云：置某数乘除，不蓍布算之法，初学未易晓，今悉为图如左。"《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52页、78页、108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20页、226页、233页。这就是说，以往的历书中，虽说明闰年、闰月和日历用某数乘、除去求得，但是不写出计算的式子，初学者看了这种书，仍然不明白。现在全部用图表和运算列式加以说明，使人易于掌握。李退溪就是用这种方法，将六十年中的年月日辰、闰年非闰年的变化，都推算了出来。这在使《周易·蓍策》这种神秘难猜的学术通俗化方面，是一种新的方法，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应当说是有益的。 李退溪接着研究了变卦的占法问题。变卦的占法问题，自汉唐以来，在各家各派的注释中都残缺不全，没有完整的体系。所以李退溪在一开始的"三爻变注"中便摘录了变卦自"三十二卦以后，占变卦彖辞者，无也"《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150页、151页、152页、155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43页、244页、244页。的记录。这就是说变卦自三十二卦之后，占变卦的彖辞便没有了。他引用了苑洛子（韩邦奇）的看法："苑洛子曰：七占古法，不传久矣！（爻有六而占有七者，并用九，用六而为七。）朱子以事物推之如前，然犹有可疑者，如一、二爻变爻变：即爻变占。朱熹在《易学启蒙》中说："凡卦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一爻变，则本卦爻辞变占。"主变爻，四、五爻变主不变爻，三爻变主本之彖辞，且占主乎变，一爻、二爻变占变爻，是矣。至于四爻、五爻变而占不变，爻辞变爻反无所为，不唯不见用九、用六之意，而七阳之爻而附潜龙之九，八阴之爻而付履霜之六，窃恐吉凶之应，自不孚矣。"《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150页、151页、152页、155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43页、244页。 苑洛子在这里指出的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七占古法不传久矣；二是朱熹用他的占法，按事物之理推算出来的结果，令人生疑。朱熹用他的方法推算时，出现了"四爻、五爻变而占不变"，爻辞变了而爻反而无所为！卦的爻象与爻辞脱节，而且不用一个卦中很重要的九与六。他还举了晋国公子重耳回国和齐国穆姜出嫁时占卜的一些事例，来说明朱熹的见解有值得怀疑之处。 李退溪在摘录了苑洛子这一长段论证之后，接着发表了他的见解，他说："每读《启蒙》至四爻、五爻变，以不变爻占之说，窃疑其与用九、用六之义不相应。及见苑洛子意见书，其所论辩，颇与滉前所疑者相类，故引之于此。但用九、六，不用七、八，乃《易》中大义，朱子岂虑不及此而立无义之占例哉？是必有说矣。而当时既无问辩之者，今亦未敢强其所疑以为是，故且引苑洛之说，以广异闻，以俟后日之参订尔。"《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150页、151页、152页、155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43页、244页。 在李退溪的这段话中，除说明他与苑洛子对朱熹关于变卦占法"四爻、五爻变，而占不变"，以及不用九、六的做法不理解，而怀疑朱熹的见解有错误这一相同之点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李退溪在学术研究上的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对于自己最尊敬和终生崇拜、敬奉的圣贤朱熹，在学术上对其不足或失误之处，他也不受古人所谓为"尊者隐"的束缚，而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精神在科学研究中，是非常可贵的。李退溪虽然在这里摘录了苑洛子的看法，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但是他对朱熹这位大哲学家和博学者的著作，又是非常慎重的。他虽然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又很客观地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强其所疑以为是"，而只想将问题提出来，"以广异闻，以俟后日之参订尔"，表现出他对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和高尚的品德。 由于在变卦占法问题上，难于有统一的见解，故李退溪采取了存而少论的办法，摘引了《易图说》、《大易吟注》等对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的说法，同意朱熹的这是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为之造作"《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六），150页、151页、152页、155页；《增补退溪全书》（三），243页、244页。的见解。其他则少有议论。 李退溪在《启蒙传疑》中，还对有关研究《周易》的一些杂书，进行了考证。如《卜筮元龟》中，用小钱代替蓍草的占卜方法，八卦的属性和纳甲法，五行的相生相克，《易髓书干支纳甲图》等，主要是摘录了这些书中已少见的一些推算占卜的方法和口诀，而少理论的探讨。 总的说来，《启蒙传疑》这部书，是李退溪对朱熹《易学启蒙》的补充和发展。他用"传疑"作为书名，就是对朱熹解易和某些学者读《易学启蒙》提出的某些看法有疑问，而进行独立研究后写成的著作。虽然他在基本论述上，仍然遵循朱熹的思想体系，但却在其中一些地方有他的创见和发展。这些创见和发展，对于进一步研究《周易》是有益的。 三、退溪思想的影响 中国的程、朱理学最早是由高丽王朝时的学者李穑（1328-1396）、郑梦周（1337-1392）、郑道传（1337-1398）、权近（1352-1409）等人传入朝鲜的。他们主要针对佛教的"出世"思想宣传理学，用儒家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入世"主张改革社会弊病，以反对高丽王朝崇尚佛教的做法。由于程朱理学特别重视封建伦理对提高当时士大夫道德情操的作用，又吸收了道教、佛教的宇宙观和认识论上的思辨方法，论理充分，构思精密，所以一传入高丽，就对当时旧的儒学起到了复兴作用。元朝时，高丽儒生来中国参加科举考试，登第的便"有二十余人"，其中的李谷、李穑父子回高丽后均成名儒。1367年，李穑任高丽成均馆的大司成（主要负责人），遂改变过去儒学的讲授只重辞章、训诂的方法，而重于探求义理与分科授业。他每日亲自登堂讲课，讲毕，又与学生一起共同讨论疑难问题，使原来"馆生不过数十"的一所国立最高学府，在短期内变为"学者坌集，相与观感，程朱性理之学始兴"《高丽史》恭愍王十六年。的地方。 高丽重臣李成桂建立李氏朝鲜以代替高丽王朝后，理学对于巩固这个新王朝的社会秩序，推动朝鲜李朝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李朝对于"儒师"，就是国王也要尊敬三分，李退溪则是理学在朝鲜发展到高潮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儒家思想系统的阐述，除了著有《三经释义》、《四书释义》和《启蒙传疑》之外，还体现在《圣学十图》、《经宴讲义》等著作以及义利之别和"四端七情、理气关系"的辩论中。 《经宴讲义》主要是作为"王者之师"的李退溪对李朝宣祖这位"尧舜之君"进行"应禁私欲，远小人；应勤政爱民，以国家大事为重"等的劝诫和教导。 《圣学十图》则是用图表扼要地反映儒家哲学的宇宙观、认识论、教育思想、伦理思想等，并配以文字说明，可以说是对儒学发展到第三阶段所产生的程朱理学主要思想的概述。 义利问题和"四端七情"的关系，则是一场大的辩论。李退溪在与他的学生、友人讨论人心、道心、天理、人欲以及人性和情感时，坚持和发展了孔、孟、程、朱的人生观和"天理"、"人欲"等思想。李退溪认为："圣人必可学"，学者应"以天下为己任"。"人之为学，以趋向正当，立志坚确为贵。……应不为浇俗所移夺，只要刻苦用工，久而不辍，何患无成。"《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四），469页、657页、658页；《增补退溪全书》（二），214页、276页。强调人的求学，应有远大、高尚的目标和努力为人民、为国家谋福利的精神，这是人类社会理性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将人类的利益和个人利益融为一体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爱人与爱自己二者的有机结合。因此，李退溪反对那种"为浇俗所移夺"，只知有己而不顾他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反对佛家那种不顾父母妻子的恩情和国家人民的生死存亡，而逃避世俗生活，遁入空门的主张。李退溪认为：人们只能在实实在在的社会中生存，人们的吃饭穿衣、婚丧嫁娶，都是一些真实的事。这些事，既是人类社会规律"天理"的反映，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公利"、"财货"、"大欲"的所在。因此他不同意离开人们的"财利"和吃饭穿衣、"饮食男女"等去谈天理、人欲和义利问题。他在解答《大学》一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含义时，多次反复阐述了这些思想。李退溪说："饥食、渴饮等事，非独众人，虽上智（圣人）亦不能无。""盖民之所依者，莫切于财。利之所欲者，莫大于财。……易曰：利者，义之和。程子曰：和合于义也。利之为言，义之顺便之谓也。"《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四），469页、657页、658页；《增补退溪全书》（二），214页、276页。人的生活中，"以饮食男女为切要。饮食男女，至理所寓，而大欲存焉。君子之胜人欲而复天理由此，小人之灭天理而穷人欲也由此。"《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四），469页、657页、658页；《增补退溪全书》（二），214页、276页。在这里，李退溪非常明确地把人们饥食、渴饮、男女之间的正常夫妻生活，认为是"上智"的圣人与普通群众共同具有的一种"大欲"。这种"大欲"是人类"天理"的表现，是正当的财利的欲望，是符合道义的行为。他的这种看法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纠正了当时一些儒学家将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完全对立的片面看法。 李退溪虽然将义利结合，强调人们追求正常财货、利欲的合理性，但他又结合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恶现象，在许多书信中，反复指责那种败坏社会正常伦理道德，不顾道义原则的见利忘义、鱼肉人民、荒淫残暴、丧尽天理良知的纵欲行为。李退溪既承认人们追求正常利欲生活的合理性，又反对那种不顾国家、人民利益和社会公共道德伦理准则，极端自私的纵欲主义行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李退溪与奇明彦关于"四端七情、理气关系"问题的辩论，引发了朝鲜李朝哲学史上延续百多年的争论。双方论点明确，论证层层深入，系统地阐述和发展了中国先秦儒家和宋代程、朱等人的思想。 这场争论，是由郑之云（号秋峦，1509-1561）所作的《天命图》和图说引起的。1553年10月，李退溪看到了郑之云所作的《天命图》，认为其中错误很多。在取得了郑的同意后，他对此图作了很多改正，特别对原图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这句，李退溪认为这是将理气分离的一种错误看法，而改为"四端之发纯理，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三），1页、 21页；《增补退溪全书》（一），402页、408页。。李退溪将改后的稿本，发给他的学生再次研究。1559年，他的学生奇明彦认为："理，气之主宰也；气，理之材料也"，二者虽名称上有区别，"而其在事物也，则固混沦而不可分开"。因而主张：四端"固纯是天理所发，然非能出于七情之外也，乃七情中发而中节者之苗脉也"《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三），1页、21页；《增补退溪全书》（一），402页、408页。。就是说，理与气只是名称上有所区别，作为一个事物来讲，它们是"混沦而不可分开"的，故作为人固有的优良品德，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虽然是纯粹的"天理"的表现，但它们却不在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之"七情"之外，而是人的这七种感情表现得恰到好处的反映。因此，理与气、"四端"与"七情"，只是称呼上的差别，其实是混合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根据这一认识，奇明彦认为李退溪的说法，虽比郑之云将理气分割好一些，但仍然有将"理与气，判而为两物"的错误倾向。为此，李退溪在1560年11月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书中从子思的"天命之性"，孟子的"人性善"之性，到张载的气质之性，以及二程、朱熹对此问题的见解，层层深入，逐一论证，认为："盖理之与气，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固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然而所就而言之不同，则亦不容无别。"子思、孟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性善"之性，都是指"理"的"源头本然处"说，故纯善无恶；如果指理气不相离，则不是指本然之性。"四端"产生于仁、义、礼、智；"七情"却由于"外物触形而动于中"，然后由人心产生出来。所以李退溪在此书中告诉奇明彦，对理与气的关系问题，"勿以一说为主，应虚心平气，徐观其义趣，就同中而知其有异，就异中而见其有同，分而为二，其未尝离，合而为一，而实归于不相杂，乃为周悉而无偏也"《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三），18页、42页；《增补退溪全书》（一），406页、 412页。。这些话不仅反映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思想方法论上对后辈的希望，而且深深地包含了辩证法的哲理。李退溪对奇明彦的主张特别重视，不仅因为奇明彦聪明能干、才思敏捷，是自己喜爱的学生，还因为担心奇明彦的理气"混沦而不可分"之说，与中国明代罗整庵（字钦顺）的"理气非异物之说"近似，怕奇明彦由此而进一步走向"以朱子说为非"的道路。李退溪是忠实于朱熹思想的，他不能让自己的学生走上反朱熹的道路。其实李退溪与奇明彦都是主张理气相依的，只是李退溪侧重于从理气关系的"源头""本然之处"着眼，指出了二者同中相异之处；奇明彦则侧重于从理气不可分离上着眼，强调了二者异中之同的一面。 奇明彦接到李退溪给他的"论四端七情第一书"后，仍然认为：仁、义、礼、智存于人心未发时，是善的"天理"，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端"，是"心"有感于物发动时所产生的情，是理和气的运动恰到好处的表现，所以"四端"不是纯"理"，而是"理"和"气"的一种共同活动结果。针对奇明彦的这一认识，李退溪又写了《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二书》。第二书实际是第一书的改正本，除对个别词句有些修改外，对第一书中的根本观点，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指出：理、气虽然本"相须以为体，相待以为用"，但从"源头""本然之处"看，二者"不容无（分）别"。"四端"虽发于仁、义、礼、智之性，而孟子所说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则主于理"；"七情"之发，虽出自理、气结合之心，但又是由于外物触动人心后所产生的结果，因"外物之来，易感而先动者，莫如形气，而七者其苗脉也"，所以程、朱在讨论"七情"时，虽然没有否定理的支配作用，但主要是指气的作用。所以在理气关系上，"喜同而恶离，乐浑全而厌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从来，概以为兼理气有善恶"《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三），18页、 42页；《增补退溪全书》（一），406页、412页。的"混沦而不可分开"之说，是不恰当的。 奇明彦接到李退溪给他的第二书后，又写了"四端七情分理气辩"的第三书，重申人的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无异，"七情"之恰到好处与"四端"之善是一样的。李退溪只就奇明彦书中的几段作了一些批语，指出奇明彦的理气"混沦而不可分"之说难以成立，未再另作答复。1566年，奇明彦又写了《四端七情》与《四端七情总论》，李退溪看后认为文章"通透脱洒"，并计划将"取吾两人往复论辩文字为一册，时自观省以改瑕癖类"《退溪全书今注今译》（三），145页；《增补退溪全书》（一），439页。，表现出一个时代伟大学者的风度。 朝鲜李朝哲学史上的这场争论，延续了上百年，通过这些辩论，李退溪的思想成为朝鲜李朝长达数百年的统治思想。韩国第一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黄秉泰先生，在他所著的《儒学与现代化》一书中，对李退溪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如下的总结："李退溪的学术贡献和典范德行，在于他使朱熹的理论更具有普遍意义，使它能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化，而被移植并生长于韩国的土地上。他所提出的学术研究的主题与品德范例的对象指的是：理、气、人性、人欲、天、人心、读书和居敬等抽象、普遍的概念，其中没有一个会由于韩国社会和民族的特殊性而出现节外生枝的问题。"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3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裴琮湖在《韩国儒学史》中，也说："李退溪的人品和学风，则成了韩国儒学特征和方法的同义词。他确实是东方的朱熹。如果不是因为李退溪，韩国儒学便不是那个样子。"裴琮湖：《韩国儒学史》，71页。 通过历史上的记载和现代人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李退溪对中国儒学的继承和发展的思想脉络，以及他在东方儒学发展中的地位。 李退溪的思想不仅成为朝鲜李朝数百年的统治思想，而且被他的学生金诚一传到了日本，使日本的藤原惺窝从一位佛教禅宗的教徒转变为一位儒学大师。他当着日本当时的掌权者德川家康的面，脱下袈裟，穿上儒服，与五山僧侣展开论战，指出佛教"戾天理废人伦"，不是反映真理的"正道"原念斋：《先哲丛谈》（日文版），第1卷，3页。。他说："我之从事释氏，然有疑于心。读圣贤书，信而不疑，道果在兹，岂人伦外哉！既灭人种，又灭义理，是所为异端也。"《罗山文集》（日文版），第4卷，4页。他批评佛教脱离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不顾君臣父子之间的道义和夫妻子女之间的感情，是一种灭绝人性、违反封建道德伦理的异端。通过争辩，他说服了德川家康接受他的观点。德川家康请他和他的学生林罗山作为文化幕僚，帮助改革教育体制，开办私学，使朱熹的学说成为德川幕府时期的统治思想。日本学者井上清也说：在德川幕府时，"儒教中的朱子学，作为德川幕府的公认之学"井上清：《日本历史》，中译本，131页。。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受金诚一的影响，藤原惺窝从一位佛教禅宗的教徒而转变为一位儒家学者，成为德川家康的座上贵宾，使德川家康提倡儒学，促进了日本朱子学的大发展，在整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生活均受其影响。应该说这其中有着退溪思想的作用。到今天，退溪学已成为中国儒家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韩国、日本、朝鲜、中国等国家，均有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