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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华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儒学传入越南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对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与中国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儒学长期以来一直居于越南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成为封建统治及社会性教化活动的指导，越南有选择地利用、发挥中国儒学，应用于社会实践；虽然并未创造出独立于中国儒学系统之外的学派体系，但亦具有一定的民族化特征。越南儒学家将中国儒学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时所作的民族化努力，如格外强调爱国主义内容，使用民族化语言，以字喃翻译、注释儒家经典等，都丰富并扩大了儒学的内涵及社会影响，对于东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关键词：儒学 越南 传播 民族化 越南与中国自古关系密切。在宋以前曾长期直属中国中央封建王朝统治，史称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自立以后，亦曾长期为中国藩属国。由于与中国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儒学传入越南已有两千多年，对越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在越南被称为“儒教”，古代越南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体制、社会礼仪法度、民间风俗习惯等多可溯源于儒家思想学说。儒学成为封建统治及社会性教化活动的指导，长期以来一直居于越南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正如有的越南学者所论，“孔孟的思想，经过宋儒注解的经、传，受到崇拜，被视为一切思维、语言和学术与艺术活动的规范”[1]。越南有选择地利用、发挥中国儒学，应用于社会实践；虽然并未创造出独立于中国儒学系统之外的学派体系，但亦具有一定的民族化特征。 一、儒学在越南的早期传播 中国儒学自赵佗建立南越国时传入越南，在其长达千年的郡县时代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发展。秦汉之际，越南北中部地区与中国有了日益密切的联系。秦始皇平定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其中的象郡就包括了越南中北部地区。公元前207年，本为中原人的南海郡尉赵佗建立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割据政权，在今越南北中部地区设交趾、九真二郡。越南旧史推尊赵佗为开国之君，把南越国列入王统。南越政权沿袭秦朝政治体制，颇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其中就包含了儒家文化。越南古代史家黎嵩《越鉴通考总论》称，赵佗“武功摄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节人心。”[2]由此可见，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汉字、诗书之类的儒学经典以及儒家的仁义教化思想已经传入越南的北方地区。 此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平南越，以其地为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就在今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区，越南自此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此期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儒学为中心的汉文化在越南也日益广泛地传播。 两汉时期派往越南的地方官吏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整顿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并实施儒学教育，输入儒家经典。汉平帝时交趾太守锡光“教导民夷，渐以礼义”；东汉时九真太守任延，明《诗》、《易》、《春秋》，儒学造诣颇深，且在越南建立学校，导民以礼义，使百姓得以粗通礼化。他们二人对儒学初传越南做出了贡献，史称“岭南华风，始于二守。”[3]影响最大者当推东汉末交趾太守士燮。他精通儒学，对《尚书》、《左传》等经典颇有造诣。治理交趾40年，“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4]，与刘熙、薛综、程秉等避乱交趾的汉代名儒，共同大力传播儒学，奠定了越南后世儒学发展的基础。士燮因此被称为“南交学祖”，被尊为“士王”，先入越南帝王庙，后又入文庙，越南旧史称之，“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哉！”[5] 后经魏晋至隋唐，依靠国家政权的倡导、地方官吏的推行，以及南迁的中原文人学者的宣扬、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密切交往，这一切都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深入传播。尤其是唐代，国势强盛，在交州设都护府，地方官吏更加注重兴办教育，提倡儒学，以儒学移易风俗。此间越南士人亦络绎不绝地游学中原，并可以同样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如杜审言、刘禹锡、韩渥等都曾流域越南。中越士人的交流唱和，不断推动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 然而，儒学虽然已在越南具有一定地位，但初期并不像佛教那样广泛传播，也不像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为一般人所接受。直到越南建立自主的封建王朝后，儒学作为可以加速越南封建化进程的先进思想，渐由受抑制转变为颇受推崇，进入其大发展时期。 二、儒学在越南封建社会的发展 越南封建国家建立的初期，即吴（939~965）、丁（968~980）、前黎（980~1009）三朝，皆戎马倥偬，国祚短暂。为巩固刚刚形成的民族政权，国家执行崇佛抑儒政策，奉佛教为国教；朝廷重武轻文，未遑文教，儒学与儒生的地位受到抑制。直到李朝建立，这种局面才开始发生变化，儒学进入其稳步发展时期。 李氏平定内乱所建立的李朝（1009~1225）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迫切需要健全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使越南封建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儒学的“大一统”思想及治国安邦之策正具有这种佛、道二教所不能及的作用。所以，虽然李朝仍然崇尚佛教，佛教甚至在此期达到鼎盛，但李朝统治者已改变过去尤重佛教的政策，开始重视儒学，推行儒、释、道并尊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不断提高儒学的地位。 1070年，李圣宗在首都升龙（今河内）修文庙，成为越南修文庙之滥觞。自此，儒学在越南开始儒教化，孔子则开始偶像化。1075年，开始开科取士，通过科举选拔人才，越南的科举制自此实行。科举以儒、释、道三教经典为考试内容，儒学成为重要内容之一。像中国一样，儒学与仕途的结合，刺激了人们对儒学的热情，儒学传播更为迅速。1076年，又设国子监，初为供皇子、皇亲国戚及大臣贵族子弟就学之所，后民间学业优异者也可入学就读，国子监实际成为国立学校。由于实施儒学教育，出现了新的知识阶层即儒士阶层，而且由于不断输入儒家经典，为士人学子学习、研究儒学创造了条件。这一切都表明儒学在李朝时已具有一定的地位。 继李朝之后的陈朝（1225~1400）继续推行重视儒学的政策，而且经过李末农民的反抗斗争后，以儒家等级尊卑思想整顿社会秩序此时显得尤为重要。陈朝统治者在前朝基础上采取多种措施，以提高儒学的地位。 陈朝进一步完善儒学教育，完善科举选官制度。立国学院，讲习四书五经；制定七年大比的规定，选取儒生中科者入仕，儒生受到统治者重用。科举考试的内容发生重要变化，由通考三教经典变为独以儒学为科考内容，且对中科者有相应的奖励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学子研读儒经、猎取功名的热情。此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形成比较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 陈朝统治者已经意识到，儒学对于社会较之佛教同样具有积极作用，逐步确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按照儒家学说更定刑律礼仪。如陈仁宗虽然游心释典，以佛治国，但亦不排斥儒学的政治理念，把“仁”视作治理天下之本，在治政中也推行轻刑薄赋、信赏必罚。由于科举选拔官吏成为定制，虽然佛教仍占据当时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儒士阶层迅速成长，其代表人物取代僧侣的地位，成为朝廷的重臣。他们从政后，推行儒家的主张，兴办儒学教育，使儒学传播更为广泛普及，儒学日益在社会组织领域及精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出现了比较著名的儒学家，如被尊为“越儒宗”的朱文安。朱文安是越南历史上从祀文庙的第一人，是著名的儒学家、教育家，被尊为“儒圣”、“师表”。他奉行孔子“有教无类”主张，毕生从事儒学教育，曾被陈明宗延请担任太子的老师。朱文安主要承袭了宋儒思想，以阐释性命义理之学为主，著有《四书说约》，是越南历史上精研义理之学的第一人。 由于儒士阶层崛起并发展为重要的力量，儒与佛道之间的论争日趋激烈。以朱文安、黎文休、黎括、张汉超等为代表的儒士阶层，不断发起对佛教的尖锐批判，并要求士大夫非孔孟之道不著述，罢黜异端。朝廷亦因此采取了限制佛、道势力发展的措施。至陈朝末年，佛教日衰，儒学已形成取佛教而代之的趋势。 其后，胡季嫠所建立的胡朝（1400~1407）虽然国祚短暂，对越南儒学发展却是颇重要的时期。胡季嫠实行限佛尊儒政策，积极倡导儒学。他设立学官给学田，扩大儒学教育，重新厘定科举之法；他用“字喃”翻译儒家经典《尚书·无逸》，用国音讲解《诗经》，并自作《诗义》，普及儒家文化。胡季嫠尊孔崇儒的同时，也表现出有选择地接受儒学的倾向。其自作的《诗义》序中多出己意，不从朱子的《诗集传》。他著有《明道》十四篇，抬高周公，贬低孔子，以韩愈为盗儒，尤其批评宋代理学大儒二程等人，“学博而才疏，不切事情，而务为剽窃”[6]，试图修正儒学的某些信条，抨击宋儒理学的不切实际，倡导实学，向儒学的越南化迈进。 总之，儒学自李朝至胡朝的400余年间，为发展、健全越南社会封建制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切都为儒学从后黎朝开始居于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 三、儒学的全盛与衰落 由后黎朝至阮朝中期的400余年间，是越南的独尊儒教时期。经过后黎朝（1428~1789）和阮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后黎朝前期是越南封建中央集权制兴盛时期，历代统治者皆崇儒重道，独尊儒学，尤其是黎圣宗在位期间（1460~1478），更是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宣传、贯彻儒家学说。黎圣宗崇尚儒术，于儒学造诣颇深，经史子集、历数算章莫不精贯。他笃信儒家天命观，相信天人感应说，把儒家建设尧舜式太平盛世的社会理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黎圣宗即位后，将僧道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法律及文化教育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规范民风民俗，均实施贯彻儒家思想，修订礼乐，改革风俗。他参照隋唐律例，颁布了《洪德法典》。同时他又特别重视“礼”，尊信儒家以礼义教化人民的学说，注重实施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旨的社会性教化活动，向民间普及儒家伦理，并用法律制约百姓遵守这些道德规范，下令制定了《二十四训条》，敕谕天下百姓日常讲读，一律奉行，违者治罪。《二十四训条》倡导忠孝节义对于父子、夫妻、婆媳、男女、师徒、乡党、军民等各方面的关系，用儒家伦理作了具体规定，以此确定家庭、乡里至于整个社会的尊卑等级关系，集中体现了其礼治思想。 为了从根本上确立儒学的地位，黎圣宗特别重视儒学教育及科举制度。为确保儒家经典的权威性，黎圣宗首次专门设置五经博士，每人专治一经，教授诸生。他将科举考试制度化，定三年大比之例，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精通儒学的官吏，并于国子监立进士碑，以提高儒生的威望。越南的科举制度至此期大体完备，科举达到鼎盛，儒士阶层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在政界及文化教育领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儒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 后黎朝还大量输入与翻刻儒家经典，开展儒学研究，经学、史学、文学都空前繁荣，著述丰盛，名儒辈出，出现了《易经层说》、《春秋略论》等儒学著作及全书贯彻儒家思想的史学名著《大越史记全书》，出现了阮 、阮秉谦、吴士连、黎贵惇、吴时任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家。这些儒学家对中国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接受和传播，对越南传统文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阮是后黎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作为开国功臣，他是黎太祖的“思想库”。他竭力将儒家学说运用于社会现实，用以指导救国、建国的实践；同时又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对传统儒家思想作出一定的修订，使之越南化、民族化。 阮尊奉孔孟儒家学说，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义”。他把仁义作为思考、行动的方法论基础，以仁义为处理解决问题的标准尺度和行为准则；而行仁义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救民、安民。他特别重视儒家阐发的伦理纲常，以之作为自己的人生原则及行为规范，身体力行，尤其注重忠、孝二目，认为为人臣子就必须尽忠于君上，孝敬父老长者。但是阮 的“忠”观念已与传统儒家不尽相同，他特别强调善于择君而事，能够辅佐君主达致太平盛世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所谓忠臣不是要像传统儒学那样重视臣为君死，不事二君，而应以国家为念，着重强调“尽忠报国”，这种变化与他中越有别的国家观念密切相关。与当时抗击明军恢复自己的国家相联系，阮 形成自己明确的国家观念，特别强调民族认同感，他从文化、历史、领土、风俗习惯等方面强调越南是不同于中国的国家，而他对仁义、忠孝思想的弘扬阐释也是从这种国家观念出发的，如他的仁义思想首先就表现为强调救国建国层面，从而与中国传统仁义思想有所不同。 黎贵惇是后黎后期有影响的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他主要是接受了宋儒理学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受到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宋儒所谓“八条目”的接受和阐述。他深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要求统治者从儒家仁义思想出发，行德政而宽民力；又从维护、巩固封建秩序出发，力倡以真才实学选拔人才，提出衡量官吏的才能应以民心与否为标准。 黎贵惇思想中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华夷观”相联系的民族自尊意识。他在接受、传播中国儒学的同时，更以一种融汇、创新的精神，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在哲学、历史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冀使儒学越南化。他对儒家经典有系统研究，著有《群书考辨》，主要从《尚书》、《春秋》等中国经史著作中摘录一些历史事件及观点，并加以评论，内容涉及经学、史学诸多方面；《圣谟贤范》则摘录了中国儒家经典及名儒家训格言，并分12类目排列评论，藉之宣传修齐治平之道；《四书约解》则用字喃和汉字诠解“四书”中的一些篇章；《芸台类语》中的“理气类语”则主要汇辑了宋代理学家的观点资料，并加以自己的见解评论，能够比较集中地体现黎贵惇的思想理念。如在宇宙观方面，他提出“天形动而气静，地形静而气动”，与传统天动地静说相异，认为“天静地动”[7]。 后黎朝还尊孔子为“万世帝王之师”，无论京都、地方都普建文庙，祀孔的规格更高，礼仪也更加完备，孔子的地位空前提高。 阮朝继续实行后黎朝尊儒的政策，而且鉴于黎末长期的分裂割据及农民起义，面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威胁及天主教传播的挑战，更加注重整顿封建秩序，以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增加经济实力。阮朝开国便全面仿效清朝的文物制度，大力推崇国学。阮朝的前期儒学仍然居于正统地位，统治者在后黎朝基础上继续采取种种措施推崇儒学，尤其是明命帝和嗣德帝都精通儒学，崇尚孔孟之道。文庙遍设于各大城镇，春秋举行隆重的祭典。学校教学、政府文书、科举考试一律采用汉字，不准使用或混用喃字，自上而下的普遍的儒学教育及制度完备的科举取士，使得全社会均处于儒家思想控制之中。而且，随着疆域拓展至湄南河三角洲，儒学已普及到今越南全境。继后黎儒学的极盛时代之后，儒学再度昌盛。此期越南学者开始大力开展自己的儒学研究，如黎光定、潘清简等；涌现一批文学、史学名著，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嘉定通志》等，民俗文学中也出现了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故事书。 然而，儒学的这种繁盛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阮朝中期以后，伴随着越南的殖民地化，儒学迅速走向衰微。主张大一统及尊卑等级制的儒学作为封建制度的思想支柱，是与越南封建制度相适应而不断得到发展的。1884年，越南被迫签订《顺化条约》，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学丧失了它成为统治思想的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加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猛烈冲击，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观念被全新的西方思想观念所取代；另一方面，法国殖民者为扼杀越南的民族文化及其人民的民族意识，亦极力压制儒学的传播和发展。汉字和喃字被拉丁化文字所取代，儒学传播失去了载体；科举制度被废除，士人学子失去藉儒学入仕的进身之阶，儒学教育的地位迅速下降；孔子也不再是至圣先师，文庙徒存，祭孔礼废。儒学遂丧失其独尊地位，急剧衰败。 儒学虽然从居于统治思想的独尊地位跌落下来，但经过两千年的传播、发展，儒学深刻影响了越南的民族文化，已经成为越南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南古代的历史典籍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著作，几乎都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即使在近代衰落以后，它的思想影响仍然不绝如缕，绵延不息，积淀于越南历史的传统之中，存在于越南现代社会的机体之中；而就儒学本身的发展而言，越南儒学家将中国儒学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时所作的民族化努力，如格外强调爱国主义内容，使用民族化语言，以字喃翻译、注释儒家经典等，都丰富并扩大了儒学的内涵及社会影响，对于东方儒学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注释： [1] 陈廷休：《儒教及其在越南文化中的影响》，载《越南文化综汇》，越南中央文艺委员会1989年版，第214页。 [2] 《大越史记全书》卷首。 [3] 《后汉书·循吏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4] 黎嵩：《越鉴通考总论》，载《大越史记全书》卷首。 [5] 《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卷三《士纪》 [6]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八《陈纪》 [7] 黎贵惇：《芸台类语》卷1理气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