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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振吉 政治道德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规范官员的从政行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儒家把道德视为治国之本，提倡仁政德治，其政治道德学说的内容十分丰富。从道德规范的意义上说，儒家的政治道德学说既包括一般的政治道德要求，也包括关于为政者职业行为的道德规范及其评价标准。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这既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鲜明标志，也是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对此，杨伯峻先生在其《论语译注》之“余论”中说：“孔子的政治主张便在于以道德力量来感化人民，这样便可以不用繁刑重罚而人民自然归服。”[1]《尚书·尧典》中也提出并强调了道德对于国家、社会乃至民众的意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一思想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不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孟子说：“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还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董仲舒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春秋繁露·立元神》)。朱熹也说：“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深其本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这些论述都肯定和阐明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在社会政治领域，“政”与“德”是紧密联系的。正如朱熹所说：“德与政非两事。只是以德为本，则能使民归。若是‘所令反其所好’，则民不从”(《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因此，“德”与“政”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孔子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也反映和说明了“德”与“政”的一致性，其中“正”即公正、正直之意，这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道德要求。孔子还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因此，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者在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时，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而“为政以德”正是一项基本的道德原则。 从“为政以德”这一核心理念和基本的道德原则出发，孔子及其儒家学者十分重视政治道德规范对为政者行为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要求为政者用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儒家所提出和倡导的政治道德规范是很具体很丰富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率民以正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他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为政者首先自己要做到“正”，只要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即使不发布命令，百姓也会按照要求去做而不违抗；反之，如果自身不正，则难以正人。自己首先做到“身正”，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孟子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说：“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他还说：“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於臣子矣”(《荀子·君道》)。《大戴礼记》中也有“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的话，明确指出了为政者对于普通百姓的表率作用。因此，为政者应当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在言行上为百姓树立榜样，起到表率和导向作用。 《论语》载：“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即是说为政者首先自己要勤劳工作，以自身的行动带动百姓，为百姓作出表率。孔子还以“风”和“草”的关系作比喻，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先秦儒家那里，很多情况下所谓君子即是指为政者。孔子把为政者的品德比作“风”，把百姓的品德比作“草”，以此阐明为政者的道德品行对于百姓的引导和影响作用。《礼记》中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礼记·大学》)。也是强调了为政者的道德品行对于百姓的导向作用和表率作用。对此，贾谊也作了充分的论述：“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贾谊：《新书·道术》)。这些论述都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众心理，阐明了“上行下效”的心理效应。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者能否在道德上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不但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甚至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荀子也说：“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荀子·强国》)。这些论述都说明和强调了为政者道德上的修养及其表率作用在治理国政中的重要作用。 二、诚实守信，忠于职守，勤恳工作 在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中，诚实守信是一项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为政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品质。诚实就是真实不欺，不论对他人、对工作，都要开诚布公，无所隐瞒；守信就是讲究信用，履行诺言，不可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诚实与守信是紧密联系的，“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对于为政者来说，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也是基本的立国立民之道。孔子深刻揭示了为政者取信于民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把“信”看得比“兵”和“食”还重要，认为虽然军备、粮食和民众的信任都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条件，但三者中民众的信任更为关键。 “信”与“忠”是紧密联系的。如陆九渊所说：“忠者何也？不欺之谓也；信者何也？不妄之谓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与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于中而言之，则名之以忠；由其不妄于外而言之，则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虽不同，总其实而言之，不过良心之存，诚实无伪，斯可谓之忠信矣”(《陆九渊集·拾遗·主忠信》)。忠于信只是名词不同，就其实质而言，二者是一致的、相通的。因此为政者在工作中如果做到了诚实守信，就会尽职尽责，忠于职守，勤恳努力。子张向孔子请教应当如何治理政事时，孔子回答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也就是说身居官位不要懈怠，在处理政事、执行政令等本职工作中要有忠心。当子路“问政”时，孔子除了回答“先之劳之”外，还补充说：“无倦”(《论语·子路》)。即为政者不但要身先士卒，起到带头作用，还要尽职尽责，不散漫懈怠。这里都包含着领导者或为政者要忠于职守、勤恳努力的意思。敬守职事，勤恳努力，认真工作，对于为政者来说，这是一项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 三、爱民惠民，为民谋利 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就为政者而言，就是要以广博的爱心和胸怀对待百姓。孔子还提出“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这些都是对为政者而言的。孟子主张为政者要“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即由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董仲舒所说的“质于爱民”(《春秋繁露·仁义法》)，是要求真挚诚恳地爱护人民；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张载集·正蒙·乾称》)，是说要将百姓视作自己的同胞一样来看待，来爱护；戴震所说的“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是说为政者治理天下，要注意体察民情，了解人民的疾苦，尽力满足百姓的愿望。在儒家看来，爱护和关心百姓，为大众谋取利益，努力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是政治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 《尚书》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就是为政者让民众有一定的生存条件或物质生活保障，其实质就是保障民生，为此，为政者就要为民谋福利，给民以实惠[2]。孔子曾经赞扬子产具备四项“君子之道”，其中两项就是“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孔子在这里所讲的君子之道也就是为政之道。这一思想与他所讲的“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主张是一致的。 孔子在回答其弟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的问题时，提出了“尊五美，屏四恶”的主张，而其中的“五美”之一就是“惠而不费”。而关于什么是“惠而不费”，孔子首先回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也就是要给百姓以实际的利益和好处。《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孔子希望在一定的人口基础上，要使百姓富足起来。他在谈到足食、足兵等问题时，也都是把足食放在首位，他认为为政者首先要解决好百姓的衣食温饱问题，这充分反映了孔子的惠民富民思想。与此相联系，孔子反对横征暴敛，主张轻徭薄赋，减轻对民力的役使。孔子在回答鲁哀公问政时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孔子家语·尊贤》)。他还提出“使民以时”，其目的也在于省力役。 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上》)。这里也是主张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使百姓富足起来，并且在他看来，如果圣人治理天下，就会使百姓有足够的食物和丰富的生活条件。孟子还提出了“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思想，主张要让百姓有一定的产业，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孟子·离娄上》)。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提倡和强调为政者要惠民富民的思想。爱民、养民、惠民、富民，为人民谋取利益，让百姓安居乐业，是为政者的职责所在，也是对为政者的职业道德要求。 四、守仁行义，公正无私，忠诚正直 在如何对待功名利禄、福祸荣辱以及在如何对待人己和家国方面，儒家要求守仁德，行大义，坚持操守和气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载曾参的话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由此可见儒家对仁义、气节的重视和强调。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这种行仁守义、义以为上、坚守节操的精神，也是为政者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 与守仁行义的道德要求相联系，为政者在处理政务时应当做到公正无私，忠诚正直。《周易》中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外方，敬义立而德不孤”(《周易·坤》)。这就说明和强调了内心和行为公正无私的重要意义。《尚书》中也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尚书·周官》)的话，意即以公心灭除私欲，人民就会信任和归向在位的当政者。李觏说：“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也，循公而灭私，是五尺竖子咸知也。”在儒家看来，公正无私、公而忘私、以公灭私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为政者更应当牢记于心，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安帝一四》)。为政者如果做到公正无私，即使官职再小，也会为人们所拥护和敬重；否则，如果做不到公正无私，那么即使职位再高，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更不会有大的政绩。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朱子语类》卷一一二)。公正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是儒家伦理观中处理公私关系的道德原则，也是对于为政者的重要道德要求。 与公正无私相联系，忠诚正直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道德要求。《论语》载：“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论语·公冶长》)。这里孔子所说的“忠”，即是指为政者对国家的忠诚。孔子说“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所强调的也是一种忠诚的品格。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可以说这是对忠诚这一政治道德规范的具体阐释。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可见，一个人的品行正直与否，也是一个关系到其安身立命的问题。孔子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也不掩饰自己的率真性情[3]。在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忠诚正直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更是为政者应当恪守和遵循的道德规范。 当然，忠诚正直不等于愚忠和盲从，不等于无原则地听命于君主。《论语》载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就是说，对于君主，不能欺骗他，但是要敢于犯颜直谏，据理力争。同时，孔子还提倡“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如果国家无道，政治黑暗，就隐居不仕，也是应该的、正常的。他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孔子认为在政治清明的国度，要言行正直；如果政治黑暗，行为也要正直，但言语要谦顺。当原宪问什么叫耻辱时，孔子回答：“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取薪俸，如果国家政治黑暗，还照样做官领取俸禄，而不能独善其身，则是可耻的。这与他所说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是一致的。《论语》转述孔子的话：“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他称赞史鱼的刚直：不论国家有道与无道，都像箭一样直；称赞蘧伯玉是君子：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则把自己的主张藏在心里。孔子的这一思想不免有消极的独善其身的意味，但是，他强调保持气节，“守死善道”，不做黑暗政治的帮凶，不同流合污，这一点却是可取的。 对于为政者来说，所谓忠诚重要的是忠诚于天下百姓，忠诚于本职工作，而不是盲目地顺从和忠诚于君主。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进而明确提出“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主张。他说：“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可见，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官吏所忠诚的不应是一身一姓之君主，而应是“天下万民”。 五、勤俭廉洁，尚俭戒奢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廉洁则是对处于特别位置的人尤其是对为政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勤俭是指勤劳节俭，作为道德规范，它要求在工作和生活中要勤勤恳恳，积极努力，而不能懈怠散漫，玩忽职守；同时要理性地控制自己的物质欲望，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俭约生活，节约财用。这不论对普通百姓来说，还是对为政者来说，都是一种应当具备的美德。朱熹曾告诫人们说：“只可过于勤劳，不可失之怠惰”，“若夫农之为务用力，勤趋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时者多得少，此亦自然之理”(朱熹：《朱子大全·劝农文》)。对于务农者来说是这样，对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对于为政者来说，只有在自己的职位上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并带领百姓积极从事生产劳动，勤奋创业，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勤与俭是紧密联系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都是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态度的道德要求。俭即俭朴、节俭、节约、节用，它意味着对物质财富和物质欲望持一种克制的态度，有节制地合理使用和消费物质资料，即做到“节用有度”。不论在物质匮乏或物质丰裕的时期，节俭都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不论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还是对于治理国政来说，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孔子提倡“节用而爱人”，他把节用与爱人联系起来，一方面要施惠于民，减轻百姓的税赋负担；另一方面要采取节用的方针，减少财政开支。朱熹也曾论及“节用爱人”，他说：“先圣之言治国而有节用爱人之说，盖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缺，则横赋暴敛必将有及于民者，虽有爱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人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朱子大全·己酉拟上封事》)。朱子和孔子一样将“节用”与“爱人”并提，他们都把节用看作一项重要的政治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荀子提出了“节用裕民”的思想，他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馀。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以礼节用之，馀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馀？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它故焉，生於节用裕民也”(《荀子·富国》)。这里也是提倡节约国家行政用度，使人民富足，从而藏富于民。 廉洁作为“仕者之德”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道德规范。廉洁即指不贪财货，洁身自律，立身清白，历来被视为“为政之本”、“为官之宝”。廉洁对于为政者个人来说可以“保禄位”，“远耻辱”；对于国家社会来说，则能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朴，促进政治的公正和清明。孔子在回答子张“何为五美”时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这里的“欲而不贪”，就是要求为政者要廉洁自律，不能有过分的贪欲。当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而向孔子请教治理的办法时，孔子的回答是“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将其原因归之于统治者的贪欲。所以为政者应当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贪财，不妄取。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他还说：“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这些论述都是要求为政者不要贪图物质财富，不可收取不义之财，要做到廉洁自律，洁身自好。 在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中，与勤俭廉洁的道德要求相一致，在倡导和强调“仕应守廉”的同时，要求为政者要反对和避免奢侈浪费。《论语·八佾》载：孔子对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表达自己的意见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在祭祀时使用64人的舞列，不但是一种有违礼的行为，也是一种非常铺张和奢靡的行为。对于“礼”，孔子是极力提倡且十分推崇的，但对于过于奢侈的“礼”，他的态度却是“宁俭”(《论语·八佾》)。他还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孟子曾针对当时国君前呼后拥四处巡游，到处筹集粮食、搜刮民财的骄奢之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样的巡游“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孟子·梁惠王下》)。由上游向下游的游玩乐而忘归叫做流，由下游向上游的游玩乐而忘归叫做连，无厌倦的打猎叫做荒，不知节制的饮酒叫做亡，这样的行为浪费饮食如流水，而当时的国君还流连忘返，荒妄无行。在孟子看来这其实是搜刮民财，虐待百姓，势必会引起百姓的不满而丧失民心。很难设想，一个不尚节俭、铺张浪费、生活奢靡的当政者会以慈爱之心对待百姓。因此，节俭廉洁、尚俭戒奢作为一项政治道德规范，对于为政者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六、知人善任，举贤任能 如何选拔和任用人才是为政者时常要面对的问题。在这方面不但反映和体现着为政者自身的品德、眼光和能力，也有着一定的道德要求。孔子及其儒家主张“举贤才”，要求为政者要知人善任、举贤任能。仲弓在向孔子请教为政问题时，孔子回答：“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他还主张扩大选用人才的范围，做到“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孟子也提倡和强调“贵德尊士”，“急亲贤之为务”。对于为政者来说，在选用人才时做到“举贤”、“举直”、“举善”，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道德规范。 《论语》中总结历史上的经验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孔子明确提出人才难得。子夏在解释孔子“举直错诸枉”的话时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也在于说明选用人才对于成就事业的重要意义。《论语》还记载孔子的话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齐桓公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正是由于得到了管仲这样有贤能的人才的帮助与辅佐。孟子也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上》)。他还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於其朝矣……如此，则无敌於天下”(《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还用“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的例子，强调“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这说明知人才能善任，善用人才才能得天下治天下。 荀子也强调“隆礼尊贤”(《荀子·强国》)，他说：“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荀子·王制》)。对于无德之人不能使之显贵，对于没有才能的人就不能使之为官管理政事，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侥幸或投机取巧获得职位。儒家这种知人善任、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思想，今天对于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七、见贤思齐，省察克制，勇于改过 孔子提出“见贤思齐”(《论语·里仁》)，意即见到有贤德的人，就要从内心里希望向其学习。他还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的话，就是说做人要有一种谦逊的态度，要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只有这样才能在品德和能力上不断进步。同时，孔子还提出了“自省”的道德要求和修养方法，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他还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内省和自讼的目的就是要主动反思自己的行为，把检查出来的过失加以改正，弃恶从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也就是经常地进行自我反省。荀子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朱熹也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这种主动的自我反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也是改正工作和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的重要方法。 孟子提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如果自己的行为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就要反躬自责，反思和检查自己的过失。“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於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离娄下》)。对于为政者来说，就要善于和敢于反省自身，工作和生活中做得对的就坚持，错误的就改正。王阳明提出的“省察克治之功”也是要求时常反省检查自己的过失，并及时加以克服和改正：这种省察克治应当“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一个人在工作中难免会有差错或失误，重要的是要敢于面对错误、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如果掩盖错误，将错就错甚至不思悔改才是真正的错误，所以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他提出“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子贡也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学而》)。这些也都反映和体现了孔子的观点。二程说：“有过能改，则无过矣”(《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卷三《益》)。王阳明也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教条示龙场诸生·改过》)。可见，一个人犯错误是难免的，对此不能苛求，重要的是要通过反省而及时发现和改正错误。我们一贯坚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严于解剖自己，不断发现和改正自己身上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以求得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上的不断进步与完善。 儒家所提出和倡导的政治道德规范除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和要求，如中道不偏，无过无不及；勇敢无畏，见义勇为；重实轻名，不尚空谈，力戒浮伪；慎言谨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循法而行，因事制宜等。儒家所提出和倡导的政治道德原则和主要道德规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批判地继承儒家的政治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学说，对于加强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修养，反腐倡廉，力求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不无裨益的。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2]高兵．儒家《四书》保障民生思想探析[J].齐鲁学刊，2011, (2). [3]张存金．儒家的理想人格与孔子的率真个性[J].齐鲁学刊，2011, (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