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企业界学习中国经典具有悠久的传统，而开创这一优秀传统的就是日本工商业与现代化的奠基人，被誊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者”的涩泽荣一。涩泽荣一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企业家，他从《论语》中学到了智慧，一生创办了五百家企业，涉及银行、钢铁、造船、矿山、铁道、纺织、造纸等很多行业，是日本第一家银行与股份制公司的创始人。 当然，涩泽荣一对日本现代化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工商业，而是为日本发展市场经济与实现日本现代化建立了核心价值观，为日本企业界树立了精神支柱与道德准则。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论语与算盘》以指导日本的商人和企业家。他根据孔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思想，他提出了“士魂商才”与“义利合一”的观念，强调伦理道德与工商经济的统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他呼吁日本人都应该“一手拿算盘——从事工商经济活动，一手拿《论语》——恪守与人为善，取财有道的道德法则”。 对于涩泽荣一而言，《论语》就是他的《圣经》，就是他从事管理的经营宝典，他曾满怀崇敬地说，“《论语》我实践了，证明了！它实现了我的梦，是我成功的法则。实践《论语》，就能实现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论语》是成功者与管理者的必读书。” 每当遇到任何管理难题，涩泽荣一就会像遇到生字就查字典一样地翻阅与研究《论语》：“公司要经营好，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没有人才，公司必然失败。因此，我在银行和各种公司的经营中，为了成功，不得不考虑人在经营中的行为规范与准则。《论语》就是这个规范与准则的标准，遇到问题从《论语》中找答案，是绝对不会错的。” 涩泽荣一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法则——不以牺牲日本民族文化作为代价实现日本现代化，而自涩泽荣一以后，日本的企业几乎家无一例外都遵循它的管理思路，他们不仅在《论语》中找到了适合自己本民族发展的管理模式，而且实现了人生的自我升华。 在涩泽荣一那本被称为“商务圣经”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把自已成功经营的经验归结为”“《论语》+算盘”。 日本的传统观念与中国一样，都认为工商是民之末而加以鄙视。涩泽荣一在对《论语》进行了透彻的研读之后，对这种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富贵，孔子所反对的只是不仁不义的富贵；如果是仁而义的富觉，孔子自己都会去追求。在《〈论语〉与算盘》中，涩泽荣一引用了孔子的许多话，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自行束请以上，吾未尝无诲矣”。涩泽荣一通过《论语》破除了日本人耻言富贵的传统观念，为工商人士树立了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涩泽荣一认为孔子不仅提出要富民，而且指出富民的最终目的是强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根据孔子的这一思想，涩泽荣一指出，要使人民富裕，国家富足，必须走工商兴邦的道路。 涩泽荣一对《论语》的全新诠释，为合理追求财富作了神圣解释，为日本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精神基础。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儒家传统要求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通过自身的道德磨练成就以仁道治天下的大业，简言之，就是“内圣外王”。涩泽荣一对“内圣外王”进行了创造性、现代化的转化，要求工商界人士既要为儒，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又要为商，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贸之才，这就是“士魂商才”。在此基础上，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所谓“义利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公益为利，义利不分。涩泽荣一解释《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指出，只要是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就应该出于“义”去做，即使有所亏损也在所不惜；而有损于国家公众的投机事业，必须舍弃。“义利合一”的另一层含义是不应否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伦理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涩泽荣一用《论谋》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作为他这一观念的证据。“义利合一”思想既承认商业活动中谋求利润的合理性，又要求用《论语》对谋利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实际上就是用道德“义”保证工商活动的合理性。“士魂商才”、“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得了日本近代工商业者的广泛认同。 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自幼便修汉学与习剑，但明治维新改变了他的命运。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二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为他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基础。回国后，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曾升任大藏大臣。但不久便辞职“下海”，投身实业，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堪称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 《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利”的象征。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总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这从中国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种种说法，如中国儒生有“为富不仁”之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业皆是罪恶”的论述。这些观念的形成当然是与一些不法商人的种种不当牟利有关，以至形成“无商不奸”的看法。但是，当把这种观念绝对化之后，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大的害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可以说《论语》与算盘的关系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这无疑是种灾难；而致富的根源就是要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这样也才能确保其富持续下去。为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涩泽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他对《论语》和《大学》有关论述的分析表明，孔子并无鄙视富贵的观点，只是劝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不要取不义之财，也就是《论语?泰伯》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动乱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现在，谁也不会否认“义”与“利”应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也只有“义利合一”，两不偏废，人类社会才能幸福，才有希望。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极不健全时，社会就为个人的非法牟取暴利留下了巨大空间，但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自律就更显得重要。今天的市场经济本身即以契约、诚信为基础，如果没有道德的依托，市场经济的架构最终将无法建立起来。所以，即使在今天，《论语》与算盘也应该合而不能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