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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华强 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伦敦商学院教授格萨尔就针对安然事件撰文，指出西方主流管理理论对实践的破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全盘移植到管理学中；二是对人性和世界的“灰暗”看法。这种现象也反映在我国企业界对中庸管理的研究和实践，使得中庸思想庸俗化起来。中庸管理固然可以把中庸思想当作一个管理工具，但主要应当强调正当意识的修炼，为增强竞争力提供内功。 对诚性地执中就是一种“正当意识” 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国际市场萎缩，暴露了我们一直沉醉其中的机会主义和低成本竞争软肋。管理者在狂热追逐国外管理时尚而神话先后破灭时，向传统文化回归成为一条值得重视的探索途径。然而，如果把中庸思想庸俗化为折衷主义之类，无助于汲取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只有强化其中的正当意识才能拨乱反正。而正当意识作为道德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对诚性地执中。 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中庸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诚”二是“放”。“诚”讲的是诚性，表现为忠诚，对客户的诚信等等，即《尚书》中所说“允执厥中”。“允”就是诚性。“允执”就是静观执守，不离自性。厥为虚词，厥中就是符合、合成，“允执厥中”简称执中。“放”即放手，涉及到权利的分配和落地，是用来进行权衡的空间。上级对下级要敢于放权，执行者要解放思想，彼此都要勇敢面对开放的局面。“诚”与“放”似乎是矛盾着的，而正当意识可以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中庸思想的内核就是正当。《中庸》的集注者所谓“中者，天下之正道”，就强调了正当意识的存在，正当意识就是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中，人们对诚性执中的一种自觉意识。当我们将中庸思想运用于企业管理时，就应当强调正当意识。 强调中庸的正当意识当然需要将中庸同时看作一种方法，对诚性的坚持要恰当，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但是这与仅仅把中庸看作一种方法有明显的不同。正当意识主要表现为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作用，反映的是管理的社会属性；而方法是中性的，既可用在道德领域，也可用在伪道德领域，还可以用在反道德领域，出现后两种情况大概是儒学大师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也难怪，《中庸》原来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后来才独立成书，因而结构比较松散，论证不够严密，甚至对于什么是中庸并没有给出答案。程颐老夫子给出的经典解释是“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却没有明确“不偏”、“不易”的又应该是什么。这固然有利于人们理解中庸，却很容易被鱼目混珠、舍本逐末。 正当意识的内涵首先是对诚性的确信，同时有可验证的心理准备。在管理中，当执行者面临有所可为的机会时，正当意识要求执行者按照诚性的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在必须有所为的情况下有所不为，即克服按照诚性的要求有所不能为的利益诱惑。要达到这样的要求，仅仅靠精巧的权衡是不行的。比如在市场竞争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商机，但是如果迎合有违诚信的机会时，我们就不能心存侥幸。在低成本竞争中也是一样，精打细算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参杂使假就违背了对消费者的诚性，如果克扣员工的应得报酬就违背了对员工的诚性。在更多的情况下，正当意识是在利益的调整和实现方式中体现出来的，需要站在整体的立场上加以衡量“执中”。 正当意识在对诚性的践行中修炼 正当意识对诚性执中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所以朱熹认为中庸是一种“实用的学问”。如果说《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用来指导人们进行正当意识的修炼，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意思的是，这种既是一种实践又是一种修炼的过程与其说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的圆滑，不如说是一种执着和偏执：守死善道、守性不移、不偏不离、抱元守一。 正当意识作为一种修炼，不是要等到修炼成功之后再去实践，而是在实践中修炼，并且要善始善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种中庸就不是模棱两可，而是一种固执。孔子反对“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的投机，非常赞赏门徒颜回的做法：“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他以自己为例说：“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正当意识的修炼不仅指得是时间上的连续性，更取决于时间的连续性上有所屏蔽时的作为。也就是说，即使应该对其保持诚性的对象在监督上有间断，或者监督难以到位时，自己也能坚守诚性。儒家把这叫做慎独：“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正当意识的修炼与佛、道闭门修炼不同，在开放的环境中要能够经得起创新的考验。正当意识作为对诚性的恪守并不是要墨守成规，反对“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能够完成“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的使命，这就是“中”；能够保持变化中的不变性，这就是“庸”。两者的结合就是一种创新，即提供了保持诚性的新的范本。否则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还会受到实践的惩罚。从结果来看，创新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有一定的道德风险：“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面对创新风险的考验，创新者要在正当意识的修炼中努力进入“发而皆中节”的境界。 正当意识的修炼往往还面临着利益得失的考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在物质财富面前，儒家历来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即为正当。问题在于，当旁门左道能够使财富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君子爱财就面临着考验。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就是对正当意识的修炼。这里的正当不仅指个人所得应该按照诚性的原则获取，而且是指在人们利益取向多元化的情况下，要按照诚性的原则进行合理的分配。《中庸》强调的是推己及人：“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在多元的利益取向有冲突的情况下，固然要调和，但并不是简单地和稀泥，而是要尽最大的可能保护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并且使受到损害的主体的利益得到合理的补偿。即使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也不至于出现乱相，“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忠厚诚实待人，当然需要进行一番艰苦地修炼。 以正当意识体现中庸的基本精神 进行正当意识的修炼并不是要人人都像谦谦君子那样谨小慎微，任何富有建设性的管理理论都是为了使企业充满活力，中庸管理也是如此，只不过在中庸管理中进行正当意识的修炼更加重视企业活力的可持续发展。反过来说，进行正当意识的修炼可以更好的体现中庸思想的基本精神，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避免平庸，积极进取。 进行正当意识修炼的前提是管理者的律己安己。在企业组织中，管理者带头按照诚性要求去做，就有助于成就中庸之道，因而有人把中庸管理叫做絜矩之道。絜矩是指君子的一言一行要有示范作用，在管理中就是以身正人。《中庸》告诉我们：“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进行正当意识的修炼并不需要特殊的技巧，管理者按照职业操守的诚性要求带头去做就可以成就。在正当意识的修炼中一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怎么办呢？还是要回过头来检查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能抱怨环境：“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通过不断地反求诸己，就能达到“发而皆中节”的境界。 进行正当意识修炼的基础是在管理中律人安人。管理者走上管理岗位，进行正当意识的修炼就不能只是独善其身，需要在企业文化中按照正当意识修炼的要求律人安人，从而在集体的层面上体现诚性。既然“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那么集体层面正当意识的修炼也不是什么难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正当，并不是要脱离人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唱高调，需要克服“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在这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并不是搞折中，而是指确定恰当的道德标准，以便更好地律人安人。 进行正当意识修炼应当发挥制度的导引作用。中庸管理同样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中庸思想将制度作为“王天下”的“三重”之一，以此作为正当意识修炼的制度保障。不过，中庸思想更重视制度修定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反对管理者既当游戏的参与者又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反对唯制度论。《中庸》援用了《诗经》中的一个比喻，认为用制度进行管理犹如握着斧柄砍削斧柄。握着斧柄砍削斧柄，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差异，但如果你斜眼一看，还是会发现差异很大，还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进行正当意识的修炼也是一样，制度可以发挥导引作用，而我们更应当重视利用正当意识的修炼弥补制度规定的不足。 也许有企业家会担心，在市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在自己的企业内倡导和实施正当意识修炼会束缚住手脚，影响竞争力。其实不然。《中庸》告诉我们：“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就是说，通过正当意识的修炼使大家人人都能够秉持诚性，就能够充分发挥潜能，充分利用资源，使企业能够战胜各种危机，坚持可持续发展。这样一来，通过正当意识的修炼，就能够在企业管理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