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过曲阜孔子墓的人都知道,孔子墓前竖立着一块庄严肃穆的金字小篆石碑,由于墓碑前面有一块高高的供台,我们平视所能看到的碑文,是“大成至圣文宣干”。出于好奇之心,走到供台前踮起脚尖欠身向下看,或者转到墓碑的一侧去看,才发现原来整个碑文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墓”。 在我们的印象中,碑文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而孔子墓前的这块墓碑却略显“羞涩”,以至于我们很难从正面直视其全貌。之所以如此,目前公认的原因是为了不让前来祭拜的帝王看到碑上的“王”字,以免其产生尴尬和不快。对此,民间又有如下三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乾隆皇帝登基后首次来拜祭孔子,但他看到墓碑上的“王”字后却踌躇不拜,随从人员就让人书写“先师”二字将“王”字挡住,乾隆才肯行跪拜大礼,此后孔子后人便将供台加高,挡住了“王”字的最后一横；第二种说法认为,出于同样的目的,孔子后人嘱咐工匠把碑中的“王”字一竖尽量拉长,以至于以后皇上再来祭祀孔子时,从正面看不到这个完整的“王”字；第三种说法是自古以来就有“二王不能相对跪拜”的忌讳。 其实以上说法都不见载于史籍,但孔子墓碑的特殊设计又必然有其渊源。我们不妨从历代帝王对孔子封号的角度做一番历史考察,以便得出相对有说服力的推断。 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最早的追封是西汉元始元年(公元0年)汉平帝追封的“褒成宣尼公”,直到唐代之前,帝王们对孔子的封号都是“公”、“父”、“师”,如北魏孝文帝封的“文圣尼父”、北周静帝追封的“邹国公”、隋文帝封的“先师尼父”、唐高宗李治封的“太师”、武周武则天封的“隆道公”等,以上封号,有的是爵位,有的是敬称或尊称,地位上没有与帝王们平起平坐。 然而,唐开元二十七年(739),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其中,“文宣”为谥号,“王”也只是个爵位,其地位相当于周代的“武王”或“成王”。尽管如此,孔子的地位却第一次被提升到与古代帝王并驾齐驱的高度。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又改“文宣公”为“衍圣公”,此称号自此相沿不改。西夏仁宗三年(1146)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地位与“王”没有差别。 至于孔子墓碑上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称号,是元朝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加封的。而该墓碑立于明朝正统八年(1443),碑阴(碑的背面)刻有正书“奉政大夫修正庶尹礼部郎中赐食三品禄直文渊阁永嘉黄养正拜书”,下款书“大明正统八年岁次癸亥十月一日五十九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彦缙五十八代孙承事郎曲阜世职知县孔公堂等立石”,可见碑文上使用的仍是元代的封号。其实明朝对孔子另有封号,即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封的“至圣先师”,但这个时间晚于立碑时间87年。 那么,上述两种传说,哪种更有可能接近史实呢?从文字学和书法学的角度分析,显然孔子后人嘱咐工匠把碑中的“王”字一竖尽量拉长的说法是不合适的。因为篆书中的“王”字,在甲骨文中本写作一把战斧的样子,用来象征至高无上的王权。金文中就有了类似于小篆中上两横间距小、下两横间距大的写法,而秦小篆延续了这个传统。之所以篆书中的“王”字三横之间间距不等宽,一是由于甲骨文中“王”字的传统,二是为了和篆书中的“玉”字相区别。所以,孔子墓碑中的“王”字是标准的小篆写法,不存在故意将竖画拉长之说。至于“二王不能相对跪拜”的说法,至少要有个具体的时间范围才能说得通,比如将孔子封为“王”的元代和嘉靖九年之前的明代,就不应该有这种忌讳。 康熙首次拜祭孔墓时因见“王”字不愿跪拜的说法,虽不见于史料记载,但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史实也不尽如此。实际情况应当不是“王”字的问题,而是封号的问题。因为清顺治二年(1645)清世祖又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这是清代官方对孔子的封号,而碑上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封号是元成宗所封,明人黄养正所题写的墓碑,用的仍是元朝封号。既然清代有对孔子的封号,而孔墓上的碑文中却未体现,乾隆看了当然不高兴。这就和传说中当乾隆拜祭孔子时,随从请人先写“先师”二字将“王”遮住的故事相吻合了。 文物毕竟是文物,不能因为改朝换代就随便销毁或更改。于是,自康熙拜祭之后,孔子墓碑的供台设计就变成了如今所见的样子,而其背后的原因,也就演变成上述似是而非的传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