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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颍川子 关于上古丧葬习俗的起源，存在一定争议。有人据《孟子·滕文公上》认为上古没有埋葬的习俗，人死后尸体被丢弃在山野沟中，后来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方法不合情理，才将尸体掩埋。另外有人据《周易·系辞下》认为上古有简单的埋葬习俗，很简单地挖一个坑，没有埋葬用具，盖上草掩埋而已。今天看来由此二说可以得知：上古丧葬习俗虽然说法不一，但明显看到其发展演变痕迹。 张亮采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一书中说“丧葬之礼，皆整顿于周。由贵贱亲疏，而有种种差别。其用情之厚，世界所未见也。” 周代礼制的完备已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周代的丧葬礼俗已成为统治阶级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之一，“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中有系统而严格的规定。《论语•尧曰》记载说“所重：民、食、丧、祭”，便可窥见丧祭礼俗在统治者心中的重要地位。用《礼记·经解篇》可以很好注解这句话。“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则背死亡生者众矣。”显然处于稳固统治的考虑，丧祭之礼便日益受到重视。 作为“恢复周礼”的积极倡导者，孔子更不会忽视通过影响礼俗进而维护社会秩序这个有效途径。他对于“礼”的成书或修订，我们暂且不去探讨。但我们不可否认体现孔子思想的《论语》里存在许多有关丧祭礼俗的论述，或者作为贯穿文本的背景和常识，无不渗透了儒家对于丧葬、祭祀礼仪风俗的基本态度和原则。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梳理《论语》中涉及丧葬、祭祀礼俗的内容，深入思考孔子关于丧葬和祭祀礼俗的观点和主张，以便加深对《论语》和孔子思想的理解。限于自身知识见闻，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一、《论语》所见之丧葬礼俗 生、老、病、死，人生周期，丧葬是人生的最后一步。对于追求圆满的炎黄子孙而言，“落叶归根”、“寿终正寝”是人生的句号；“生养死葬”、“入土为安”是人生的最后一道礼仪。因此说丧葬联系着活人与死人，这个仪式，可以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感情，缅怀逝者生前的功绩，使逝者安息；也可以激励后代子孙奋发，往往还寄托着生者渴望获得祖先神灵庇护的美好愿望。在儒家看来，丧葬之礼，更是教化百姓、巩固统治的有效途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学而》）通过贯彻丧葬等一系列礼仪，为百姓建立起一整套行为规范，近则与“孝悌”相连，远则与“忠贞”相关。 《论语》通过对遵循理智者的褒扬，对违背礼俗者的讽刺，或者在言行上表现出的对丧葬礼俗的重视，都体现了儒家独特的丧葬礼俗观念。 （一）丧葬礼俗与礼制 丧葬是人生之大事，是重大之礼仪，因此合乎礼制规范成了必然要求，这与儒家维持统治秩序的出发点密切相关。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从《先进》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坚定的信念——守卫礼制。颜渊毫无疑问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但在面对爱徒丧事的时候，夫子理智地选择了不做违背理智之事，因为按照《礼记·王制篇》规定“君子耆老不徒行”。至于爱徒甚至亲子丧葬之厚薄，因为不关礼制而可以灵活改变。关于厚葬，另一则故事是：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进》) 上古崇尚厚葬，但厚葬也分等级和类型，如果不分情况贸然厚葬，是礼制所不允许的。《礼记·檀弓》记载“称家之有亡，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是刑，还葬，悬棺而封。”也就是说富有之家即使具备厚葬条件，还要谨守礼制规范。况且颜渊家里很穷，连棺椁都没有能力买，实行厚葬显然是很不合适的。因此孔子说虽爱颜渊也不能视其为子，是因为那帮人不听劝阻做出违背丧葬礼制之事，让孔子大为不满。 当孔子患重病时，子路未经夫子同意，组织成立了类似与今天“治丧处”的“臣”。后来孔子病痊愈了，知道了这件事便对子路进行了训斥。“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子罕》） 理解这段话，首先要弄明白“臣”这个角色。据杨伯峻先生注释，“臣”与今天“治丧处”功能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臣”是在主人未死之前便开始工作。③按照当时礼制，诸侯死才能有“臣”，但当时许多士大夫都“僭”行此礼。孔子的学生没有弄清楚礼制来源以及夫子的态度，无意识中使孔子也陷入“僭”礼的地步。这才能使一向严守礼制的孔子勃然大怒。 通过上述几段引文可以看到，孔子在判断和评价各种涉及丧葬事务时，最重视“礼”的地位，凡不合乎理智的都会予以否定、批判，显示了儒家鲜明的丧葬礼俗观念。 （二）丧葬合乎礼，也注重精神实质 丧葬，说到底是表达对死者感情的最后仪式，虽然其形式必须合乎礼制，但其内质更为重要。林放请教“礼之本”，孔子回答：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孔子看来，丧礼与其追求完备，不如过分悲伤，因为丧葬本身就是令人伤怀的仪式，悲伤更符合其精神实质。《礼记·檀弓上篇》借子路之口转述孔子之话“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显然《礼记》中这一论断正是本于《论语》，《说苑·建本篇》亦有“孔子曰，‘处丧有礼矣，而哀为本。’” 由此可见《论语》关于丧葬精神实质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强调“哀”为丧礼之本，不仅准确道出了本质和属性，而且也透露出儒家浓厚的人文情怀。 （三）对丧葬的态度——“仁”的体现 正如前文所述，丧葬的精神实质是“哀”，那么遇到丧葬之事应该有怎样的态度的心情呢?下面分别从“人之丧”与“己之丧”两个方面看一看《论语》是怎么论述的。 1. 遇人之丧——“必变”、“必作” “子见齐衰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子罕》） “齐衰”指古代丧服，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之一，指用粗布制作上衣和下裳，衣边缉平，头上和腰部牡麻做的麻带，丧冠用布做系带。 穿次丧服属于重丧，孔子遇见这类人，即使很年轻的，他也会脸色为之变化，表现出悲哀、伤痛的感情。另外要站起来，小步快走经过，也是表示敬意。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 (《乡党》) 同样是说遇人之丧应有的表现，即使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穿上丧服时，也不可与之像平常那样嬉闹，相反应该为之变色，同情感伤；在车上遇到送死人衣服的的人，也会将身体微微向前俯，手扶车前横木，表达同情。孔子在这里以自己的行为做表率，示范了怎样面对他人之丧，显示了仁爱之心。 2. 遭遇丧葬——思哀、自致 丧事葬礼是每一个人都会遭遇到的，应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和态度去面对丧葬，《论语》中有明确的论述。 《子张》篇第一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丧思哀”与丧葬的精神实质相联系，很容易理解。同一篇第十四章有“丧致乎哀而止”说的是沮丧表现出悲哀就够了，也在强调注重实质而不必强求外表形式的主张。《礼记·少仪》篇说“祭祀主敬，丧事主哀”可以印证。 同篇十七章，曾子转述孔子之言“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虽然本句意在说明人平素很难自动地充分发挥感情，可能只有在父母死亡的时候才可以。在为父母治丧时，条件的激发加上感情的无所限制，更能发挥情感，尽情表达。同时反言之，表达对父母之恩情的确是再充分、再彻底、再淋漓尽致都不过分。 从“人之丧”到“己之丧”两个方面来说，《论语》都坚持贯彻了“丧思哀”的原则，没有人、我之分，这种处事方法正是“仁”的体现，是孔子“仁”思想的内化。另一方面，孔子贯彻了“丧主哀”的原则并将它具体化，因此便具有了实践意义和表率作用。 （四）守丧之礼俗——孝的要求 丧葬礼俗，有一整套内容，例如“卒”、“复”、“沐浴”、“入殓”、“殡”、“葬”、“守丧”······守丧又称居丧、守孝。《学而》篇载“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段话又见于《里仁》篇。 《阳货》篇中宰我质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他认为三年间守孝，不习礼仪，礼仪就会废掉，不走音乐，音乐就会失传，所以建议守孝一年就可以了。 孔子强烈地批判了宰我的观点，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是孔子列举了君子居丧的礼俗“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这一点可以与《礼记·丧服传》相对应，“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水饮······既练······始食菜果，饭素食。”其二是孔子从人性角度解释“三年守孝”的礼俗。“三年”者，有人论之以为“概数”，我认为当作民间礼俗解，笔者了解河南各地有 “娘、娘，三年长；爹、爹，二十四个月”的俗语，说的是孝子要为母亲戴孝三年，为父亲戴孝两年，当地百姓也的确这样做。孔子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因此从朴素的报恩观念出发，在理论上做了解释。替父母守孝三年，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是天下之通理。 显然，守丧礼俗与孝的要求密切相关，用《礼记·祭统》的话说，“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三年守丧是周代“久丧制”的遗留，今天看来，宰我的质疑不无道理。不过面对当时社会，孔子从恢复周礼、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坚决地予以否定，也有其立场和原则。 据文献记载，墨子曾经严词抨击久丧的危害，他指出“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子与后子死者，皆丧之三年······”这种习俗要求居丧期间，要将生活水准降低到最低，因此居丧者或被饿死，这在春秋战国时期确有其事。 《礼记·丧大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五十不成丧，七十唯衰麻在身”或许这就是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也将礼俗人性化了。 二、《论语》所见之祭祀礼俗 《尧曰》篇所提到的“所重：民、食、丧、祭”可以说是孔子丧祭思想的高度概括。之所以将丧、祭并提，因为丧葬和祭祀本身就是紧密相连的。如果说丧葬是人生之大事，那么祭祀可以是国家之大典。从天子封禅、郊祀到百姓祭祀祖先，无不是庄严肃穆的。 自西周开始，经过儒家和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孝道观念成为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内容。祭祀之礼也与孝道联系在了一起。从政治层面来看，祭祀是判明等级地位的重要手段，天子、诸侯各有所祭，不可混淆。 （一）祭祀与礼制 如前所述，祭祀有严格的阶级差别，但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所谓“礼崩乐坏”，我们只能从《论语》的感叹、批判声中依稀窥见上古严明的礼俗传统。 《八佾》篇“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感叹“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只有明白古代祭祀礼俗，才能理解孔子仰天长叹时的无奈。旅泰山，就是祭泰山。按照当时的礼制，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祭祀“名山大川”，才有资格。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竟然去祭泰山，可以说是僭越礼法。但孔子又无法阻止，只能感叹说，泰山之神不懂立法，不该接受季氏的祭祀啊，实际上每个人都听得出来这是对季氏的控诉。 僭礼之事不止这一件，还有同一篇另一章：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八佾》） 禘，古代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的一种隆重的大祭之礼。《礼记·祭统》载“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莫重于禘、尝”。就是这样一种大礼，鲁国之君都能僭越。孔子怎能看得下去呢？因此说“不欲观”。当有人“问禘之说”时，孔子回答“不知也”，显然孔子不是不知，而是对时局的失望，对僭礼者的痛心疾首。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八佾》）告朔饩羊，古制，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诸侯接受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双活羊祭于庭，然后听政于朝。但到了子贡时，每月初一，鲁君不但不亲临祖庙，而且不听政，只是杀一双活羊虚应故事。 子贡认为没有必要保留形式而浪费活羊。而孔子从保留礼制的角度出发，认为有一个仪式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从中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礼制风俗之败坏程度。处于这个时代的孔子不停地为恢复周礼鼓与呼，，在时代洪流中逆行而上，真正显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 （二）祭祀与祖先崇拜 祭祀来自神灵信仰和祖先崇拜，对神祗的迷信引发郊祭、封禅等祭祀活动；对祖先的崇敬、怀念开创了祭祀祖先的传统。 在祭祀的态度上，首先要遵循“祭思敬”、“祭祀主敬”的原则。因此《八佾》中谈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要认真恭敬地对待祭祀之事。反过来说，“吾不与祭，如不祭”，如果不能参加祭祀也绝对不找人代替。带着对祖先的尊敬、崇拜去参加祭祀，不欺人，恭恭敬敬是一个基本原则。 祭祀表达的除了对远祖的崇拜，还有对近祖的追念。《学而》篇谈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在《礼记·檀弓上》重视这样论述的“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具善，人道毕业。”因此生养死葬，才能完成这一神圣任务。《礼记·坊记》“修宗庙，敬祭祀，教民追孝也。”是对“追远”的注解。简言之，祭祀便是追念远祖的有效形式。谨慎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元代祖先，百姓德行自然会忠厚而老实了。维护统治仍然是落脚点。显然通过祭祀使同家族的人尊崇共同的祖先，加强家族的血缘关系纽带，沟通家族成员彼此的心灵，达到一种心理共鸣和相互认同，也是祭祀所起的作用。 因此，不论从国家祭祀、严明礼制的角度，还是从家庭祭祀祖先，“慎终追远”的角度，祭祀礼俗都是儒家重视的，也是《论语》中屡屡论及的原因。 泱泱中华，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翻开古代典籍，关于祭祀和丧葬的礼俗文献异常丰富，也体现了古人对此的重视。溯根求源，便可看到先秦鲜活的礼俗生活。两千多年来，代代传承、适时变化，形成了今天丰富的礼仪风俗，这些风俗许多时候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论语》作为圣人言论的集合，许多内容自然成为社会的准则，关于丧葬的论述，关于祭祀的谈话也已在后来的礼俗典籍中得到贯彻发挥，渐渐深入后世子孙的血脉之中。 今天读《论语》，如果不理解这些礼俗制度，将无法深入把握文本的精神内质和情感基调。基本的礼仪风俗常识，是理解古代作品的前提。因而从这两方面讲，解读《论语》所见之礼俗，具有潜在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