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文化对世人大众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耻感文化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思想之中。可以说中国的耻感文化是儒家耻感文明数千年来积淀的结果。孔子是儒家的开创者，从他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对知耻教育的重视。就孔子有关耻的思想言论方面，可以领略到儒家的耻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人是有意识、有理性、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因而人们的心理状态、对事物的感受、看法、反映以及由此而做出的行动调整，对于个人、社会以至人类的历史都必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当一定的心理反应形成定势，变成一个民族的共识，就积淀成一种习俗，形成一种世代相袭的文化传统，转而影响制约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历史发展。 耻文化和孔子的修己之学相联系，据《论语》记载，孔子谈到耻之处不在少数。但究竟“耻”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孔子认为应该以何为耻？从《论语》中孔子弟子记载的孔子所言来看，孔子是以有违仁和礼为耻。原始儒家“耻”的内容和特色分析如下： 首先，孔子希望建立以仁为实质内容，以礼为制约形式的德治社会，所以耻和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相联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若仅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而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若以德治教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且能端正自己的言行。孔子认为德治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能使民众知耻，从而自觉的有所不为，自觉的避免犯罪。道德不同于法律的外在强制，但有其底线原则，不过这种原则的最终实现，是由耻辱感来完成的。他很重视“有耻且格”的教化结果，要求人们“行己有耻”，即一个人出言行事应有知耻之心。因此不仅儒家的理想人格有耻辱感作为精神基础，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也是人人有耻且格的无讼状态。这也充分说明“耻”和“德”的内在联系。 其次，具体来讲，孔子认为应以“不信”为耻。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谨而信”、“言而有信”。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在言和行的关系上孔子一贯主张谨言慎行，对事对人都不妄下结论，不轻易许诺别人，如果答应了的事情却做不到就会失信于人，就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个人的人格就会失去光彩。所以孔子认为人应该言而有信，不能信口开河，言行不一，自食其言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孔子所讲求的理想人格更加是这样：“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作为一个有道德修养，博学多闻的君子不能只说不做，而应该先做后说，只有先做后说才能取信于人。孔子还指出，一个人只有具有诚信这种品德，才会得到别人的任用：“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执政者诚信的话，才能使民众诚信：“上好信，则民不敢用情。”(《论语·子路》)“因此信不仅是普通人与人之间的交友之道，也是仕进和治国之道。”“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可以看出守信，诚信对为人来说是何其重要。 孔子不仅讲言而有信，还对言有更高的要求。孔子对言的要求是他“仁”的重要方面。孔子之仁重行而不重空谈。“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更加排斥巧言令色，对花言巧语，只逞口舌之利者的违反仁的行为给予了最严厉的批评：“巧言令色，鲜以仁。”(《论语·学而》)上面讲到不讲信用应该引以为耻，但孔子并不赞成毫无原则地守信用。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不知分辨是非善恶地固执己见，这种“言必信”，必定会自食其果。所以有子讲“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 即是说所做出的承诺要符合于义，只有符合于义的承诺才可以兑现；“恭即对己庄重严肃，对人谦虚平和。”孔子在这里强调对人要正直，坦诚，对人要真诚的以礼相待，不能口是心非，要表里如一。“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的行为不仅成就不了德性，它所导向的只是众人之所耻。 最后，知耻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把耻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当国家有道而自己却穷困卑微是耻辱，国家无道而自己却飞黄腾达也是一种耻辱。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孔子认为不管国家前途和命运，只知道自己做官领取俸禄的人是可耻的。他告诫世人应该把自己和国家联系起来，正是应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要求把个人的贫贱荣辱和国家兴衰存亡联系起来，应该耻国家的无道，把国家的振兴看作自己的一份责任。这样的联系正体现了士大夫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经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将“知耻”、“行己有耻”作为君子这种理想人格的基础。如果说在孔子那里知耻是对人们行为的外在要求的话，那么到了孟子那里则把“羞恶之心”作为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规定性，视之为人的依据。“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他特别强调的是耻感对个人的意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他认为羞耻之心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羞耻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没有羞耻感的人才是恬不知耻的无耻之徒。孟子对孔子的耻可以说是一种扩张和深化。 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不以不如别人为羞耻，怎能赶上他人呢？就是说以不如别人(主要是指道德修养方面)为耻辱的话，就能够为了避免耻辱而奋起直追，在德性上赶超他人。儒家的道德不仅仅是通过教义去教导人，而且还通过耻感来自律，通过身体力行来体验教化人，通过修己而最后达人。知耻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成就道德，另一方面它可以使人产生奋斗雪耻，成就一番事业的动力。历史上受耻之后而发愤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的故事不胜枚举。历史上春秋吴越争霸之时，越王勾践不忘会稽之耻，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最终经过十年生聚，十年养息二十几年的忍辱负重，艰苦奋斗终于灭掉了吴国而称霸，一雪会稽之耻。司马迁由于受李陵之祸而惨遭宫刑，这一极具人格污辱性的刑罚沉重地打击了他。本来他是宁愿正视死亡而不愿忍受屈辱的。但由于深受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的三不朽思想的影响，他隐忍苟活下来。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社会里，可以想见司马迁在受宫刑后选择活下来在当时需要多大的勇气。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沦，而是化耻辱为动力，超越自卑心理，全心投入其史学作品的著述工作之中，他还总结先贤自我激励：“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最后终于写成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著作《史记》而名垂千古。可见，耻感内化为一种道德动力，可以催人奋进向上。 在孔子那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是放在第一位的，涉及到在孔子那里，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是放在第一位的，涉及到仁，义，礼，道诸方面。“所以他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可见，孔子既重视义也不轻视利，但当富且贵这些利的方面是在不义的情况下得来时就宁可选择义而放弃利。孔子还极力提倡安贫乐道之精神。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孔子希望他的弟子及其他人都能够达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这样的理想境界。他对其得意弟子颜回大加褒奖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他称赞颜回的安贫乐道的精神，也就是后来孟子讲的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为了道德理想就要不断追求，即使生活清苦困顿也自得其乐。而孟子把这种观点更具体话了，他认为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最低层次的是食色需要，往上是事业需要，再往上就是道德需要了。这三个层面中，孟子最关心的当属道德需要。为什么人有道德需要？孟子认为，这完全源于人禽之分，人天生就有良心本心，诚善之性，这是人之为人的资本，禽兽则没有，因此，你要做人，就要有道德。人有道德需要，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愉悦感，孟子称之为乐，即所谓道德之乐。孟子强调，人有良心本心，遇事反身求得自己的良心本心，老老实实按良心本心的要求去做，就能体会到一种道德的愉悦，一种巨大的快乐。 虽然经过历史变迁，原始儒家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相距两千年之久，但是由于历史的延续性和自汉以来就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后世思想的渗透作用，耻感仍旧在当代人的道德行为中作为底线发挥着作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耻感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