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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学派，是指儒家经学中的两个学派，即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虽然由来已久，但冠以学派之名则是晚近的事。据钱穆、李学勤等学者的研究，晚清以前的学者虽常常论及古文经书、今文经书，且做了大量考证与辨伪工作，—但却没有以今文、古文来分派。以今文、古文来分派的始作俑者是近代的廖平，廖平于1886年撰《今古学考》，提出汉代经学分为今文、古文两派，彼此对立，如同水火，“西汉今学盛，东汉占学盛”，及至郑玄，两派归于涡灭。这以后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强调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分，他的观点，明显是受廖氏启发再加发挥而成的。自此以后，学术界一般接受了这个说法。 从历史上看，“古文”与“今文”对举，始见于《史记》。司马迁除提及“古文《尚书》”(《儒林列传》篇)外，还声称“余读《春秋》古文”(《吴太伯世家》篇)，但他没有提出古文经与今文经对立的概念。至班固撰《汉书》，沿袭刘歆《七略》的图书分类法，正史志书开始划分今文经与古文经两类。所谓“今文经”，是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即当时今文)写成的经籍；而“今文经学”，就是指对今文经典所作的章句训访与经义的阐释解说。所谓“古文经”，是指用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写成的经籍；古文经之“古文”，有其严格的时间与地域限定，它既与春秋时期文字有别，更与殷、周之世文字殊异，此外还有鲁、齐、梁、楚等地文字间的差异；而“古文经学”，就是指对古文经典所作的章句训诂与经义的阐释解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仅在经籍文字的字体上明显不同，而且在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籍中有关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所以会出现，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直接相关。秦王朝建立后，为了强化专制君主集权统治，秦始皇在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等重要措施之外，实施了统一思想的文化政策，而“焚书”就是其体现之一。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借博士官淳于越批评秦朝不行分封制之由，提出了“焚书”之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十日不烧，溺为城旦。所以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后在朝廷还有藏书之府，由“博士官所职”，所以“秦火”之余尚留有少量《诗》、《书》等典籍。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官室，大火三月不灭，把秦秘府所藏之书统统烧光了。由于经籍的被毁，从西汉起陆续出现的残存经籍，就开始有了今古文之分。 一、今文经学 西汉初期，五经本子“复见”，各种各样的帛书本子甚多，但尚无系统完整的定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周易》、《诗》，以古代实物资料证实了这一点。汉初今文经学主要在地方上传授，按其性质而言，属于儒家私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其所立博士均属于今文经学，标志着今文经学由民间私学转变为朝廷官学。此后，在两汉时期，今文经学基本上也就是博士经学或太学经学。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据《史记·儒林列传》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葘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里所记，实际是指汉初以来的五经传授系统，并非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据《汉书·儒林传》的赞中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这里，五经仅举四，通行的观点认为《诗》在文景时期已立鲁、韩、齐三家，故不举。因此，汉武帝所设五经博士，实际为五经七家博士，即：《诗》立齐、鲁、韩三家，《尚书》欧阳氏，《仪礼》后氏，《易》杨氏，《春秋》公羊氏。七家各设一员，有缺辄补，正常情况是七名博士。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又为博士官置正式的弟子员。到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增五经博士为十二，即：《诗》齐、鲁、韩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后氏，《易》梁丘、孟、施三家，《春秋》公羊、毅梁二家。东汉初期，光武帝建武年间立今文十四博士，即：《诗》齐、鲁、韩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大戴、小戴二家，《易》梁丘、孟、施、京房四家，《春秋》“公羊学”严、颜二家。这是今文经学的极盛时期，今文经学作为两汉时期的官学，主要就是依附于博士制度而发展的。博士定员的日益扩大，人数日益增多，他们秉承师法，演绎家法，推动了今文经学的繁荣。与此同时，太学也随之大大发展，太学的学生从武帝初置弟子员五十人起，以后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代有增加，西汉最多时达三千人。王莽时代，人数亦很可观(但其中含有古文经学)。自东汉光武帝以后，历经明、章、和、顺诸帝，太学教育继续发展，到质帝时太学生竞多至三万人左有。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开始走向衰微。一直到清代中后期才开始恢复。十八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开始重视今文经学中《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以后，属于常州学派的龚自珍、魏源以经术讥切时政，他们打出《春秋》“公羊学”旗号，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到了近代，戴望、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也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来作为其鼓吹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把今文经学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古文经学 秦始皇“焚书”，作为战国时期经籍的古文经书遭到了大浩劫，但还是有一小部分被藏匿而保存了下来。古文经典在汉初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被重新发现的。(1)是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未，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碧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古文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这里，“武帝末”当记，应作“孝景帝时”(参见清人阎若骇在《尚书古文疏证》中之“考订)。(2)鲁淹中古文经典的发现。《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所谓“淹中”，《汉志》注引苏林门：“里名也”，即鲁(曲阜)—处“里”名叫“淹中”。(3)河间献王刘德搜集的古文经书。《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前155)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上述三大发现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尚书》、《礼经》、《周官》三种。至于《毛氏诗》、《左氏春秋》等，汉初在民间一直流行着，并不属于新发现的古文经典。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刘欲也受诏协助校理图书。他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并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同时把《毛诗》也归于古文经典。他重新整理了《左氏春秋》，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遭到今文学者的反对。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为国师、号“嘉新公”，古文经学得立于学官。但随着新朝的崩溃，王莽和刘歆所设《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周官经》等古文经学博土，自然被废弃。东汉一代，古文经学以“私学”的形态发展，涌现出一批卓然有成的学者，如郑兴郑众父子、杖子春、陈元、桓谭、杜林、卫宏、贾逵、服虔、马融、许慎、荀爽、卢植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郑、贾之学”及马融的经学成就。马融的杰出弟子郑玄，继承师业，独创名家，成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他的经学成就，后世称之为“郑学”或“通学”。东汉以降直至唐代，古文经学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宋代理学兴起后，经今古文学都失去影响。清代是经学的复兴时代，清初的顾炎武反抗清朝压迫，反对程朱、陆王之学的空疏无用，打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旗号，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明道救世”之目的，提倡恢复古文经学。到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清廷压迫的加重，士大夫渐渐脱离“经世致用”的实践，形成了所谓的“汉学”(朴学)。它主要分为两大支：一支称“吴派”，起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加以疏通，以阐明经书大义。一支称“皖派”，起于江永而成于戴震，主张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入手，阐明经典中的大义与哲理。另外，由清初黄宗羲所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与这两派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其特色是经史并重。以上这些学派，近人又统称为“乾嘉学派”、“古文学派”或“清代古文学派”。他们从校订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诸子、金石、版本目录等，对于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弊病则在于脱离现实、烦琐细碎。嘉道以还，今文经学重新抬头，但古文经学仍有相当影响，俞御、孙诒让、章太炎可谓晚清古文经学的殿军。尤其是章太炎，他从古文经学的研究中引出国民的民族意识，以作为反清排满、民族救亡的理论武器。 三、经今古学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致而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制作的，他们把孔子视为政治家、哲学家，是“受命”的“素王”。今文经学家重视经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如汉代今文经学家的研究往往就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作论证，而近代的今文经学家则更明显地利用今文经学来议论时政，“托古改制”。古文经学家多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籍，周公是“先圣”，而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先师”、历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古文经学家注重经籍的整理、考订、训释，与现实政治关系相对要疏远一点。由于两派之间的分歧严重，从西汉末期起两派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汉哀帝时刘欲提出增立古文经博士，哀帝下诏征意见，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方文经博土。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驳斥今文博士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的说法，抨击今文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汉书·刘歆传》)。而今文博士则攻击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汉书·刘歆传》)，刘歆最终被迫离京，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东汉初期，尚书令、古文学家韩歌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光武帝诏下其议。今文《易》博士范升激烈反对，提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韩歆、许淑、陈元等古文学者与之辩难，反复往来十余次。光武帝立了《左氏春秋》于学官，但不久又废去(参见《后汉书》的《范升列传》、《陈元列传》)。东汉章帝时，古文学者贾逵与今文博士李育，就《左传》与《公羊传》经义问题，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展开了辩论。以后马融还与北地太守刘环讨论过《春秋》今古文学上的一些分歧问题。东汉末今文学家何休，撰《公羊墨守》、《左氏膏育》、《毅梁废疾》三书，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应当“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也。所谓“膏盲”、“废疾”，则喻《左氏传》和《毅梁传》之疾不可为也。对此，郑玄乃作《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郑玄的深入论述，令人佩服，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史称：“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郑)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到了清代中后期又起，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都排斥古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他试图从根本上否认古文经学。认为“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伪经考·序录》)而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刘师培则积极捍卫古文经学。章太炎自称是“刘子骏(歆)之绍述者”，他指出：“刘向父子总结《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国故论衡·明解故》) 刘向、刘歆父子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的汉代，积极从事旧籍的整理，古文也得到了清理，尤其是刘歆研究《左传》，并引《左传》解释《春秋》，使人们对文字简单隐晦的《春秋》有了接近正确的理解。晚清的经今古文学之争，其意义与其说是学术的，例不如说是政治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争论对传统经学所起到的消解作用。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当作其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彻底否定“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典都是由刘歆伪造出来的，他把孔子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奉孔子为“教主”。而古文经学派的章太炎，则大倡“六经皆史”的说法，极力主张孔子的贡献主要在整理及传授“六经”方面，这是公然向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偶像而顶礼膜拜的孔子权威之挑战。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是经学大师，他们都推尊经学。倘若把经典比作庙宇，把孔子比作神像的话，那么，康有为的做法正好像是为了装饰神像而去拆毁庙宇；而章太炎的做法则犹如为了研究庙宇却又推倒了神像。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各自的做法恰恰是对经学起到了一种无意识的消解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经学作为统治学说地位的消失，经今古学派及其争论也一起消失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