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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立文 21世纪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世界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谋略家自觉与不自觉地都在思考人类怎样才能活得幸福、安全和美好；探索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应以什么新理念、新原则、新方式来建构新关系、新秩序，使人人都能安身立命。 一 人类社会的演化，实质上是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演化而开显的价值、道德、思维、审美、生活的变迁。从经济而言，它经历了畜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到当前的信息经济的阶段，与此相适应，导致了经济学说的转生。在当前，诸多因素影响着经济思想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竞争，工具理性的市场工业化模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市场经济体系被认同为一种世界现代化的价值导向，结果导致冷战的结束，出现了“后冷战时期”，使冷战时的“二元”(或两极)对抗，转变为多级互制。原本被冷战掩盖的民族性、宗教性、地域性的战争和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爆发出来，困扰着现代世界。在后冷战时期的多极互制的世界格局中，区域性的整合有可能超越国家认同的局限性，民族的、宗教的认同意识往往取代国家的效忠意识，诱发多极的冲突。如各派系争夺控制权，或不同宗教间及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间的冲突，使国家陷入混乱。 在后冷战时期的多极互制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亦导致了冷战时期以军事竞争为主导向以经济竞争为主导的转变，从而开出各地域性的既冲突又融合的经济和合体，如东盟、欧盟等。这就要从冷战时期的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转变为互利共赢的后冷战经济思维，与此经济思维相适应的是和合经济学。 从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来看，从1957年到197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把“阶级斗争”贯彻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思想各个领域。这种“斗争经济学”，使中国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1978年起推行改革开放，并实现由“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安定的国内社会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集体、阶层、个人的价值利益都得以体现，以便通达民富国富、民谐国和的小康社会，就需要以和合经济学取代“斗争经济学”。 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工业社会是一个以强食弱、富掠贫、大凌小、贵欺贱的社会，是一个以民族的、种族的、军事的、宗教的、经济的、文化的对抗为主导的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化为信息社会，或曰资讯社会，是一个以和平、合作、发展为主题，以强与弱、富与贫、大与小、贵与贱冲突融合为主导的社会。由此主题为基础与出发点的经济学，应是和合经济学。 从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来看，人类的生活从现实性的社会空间向虚拟性的网络空间转化，在现实性的社会空间中，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思维、情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往活动，不仅受交往活动的现实对象的限制，而且受一定时间、空间的有限性的制约而不能超越。由现代电脑网络技术的数字化方式构成的虚拟空间、网络空间，不仅压缩了时空的差距，超越了时空有限性的制约，而且使现实生存世界、意义世界中的不可能性转换为可能性，在虚拟世界和网络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平等地、开放性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情感的互动交往活动，这种互动交往活动需要“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合文化、政治思想，也需要和合经济学。 从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来审视，工业化社会构成的人与自然的冲突造成了生态和环保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带来了社会和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产生了道德和伦理危机，人的心灵冲突引发了精神和信仰危机，文明之间冲突导致了价值和文明危机。这种状况21世纪仍将继续，并有日趋严重之势。由五大冲突所带来的十大危机，在危机和机遇共存的情境下，经济学的分门别类也愈精密化、差分化、技术化，从而产生了生态经济学和环保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道德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精神经济学和信仰经济学、价值经济学和文明经济学。各种形形色色的经济学，都是殊相、殊色。执相、执色，便有冲突，冲突而离散，离散而分殊；分殊而殊途同归，同归于共同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境界的追求，更需要建立融突论的和合经济学，以协调各部门经济学、各分殊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分和冲突，以促使其互渗互补，共利共赢，冲突而融合，以达到和合而生生的新经济学的转生。 当前，基于上述三个维度的考量来建构和合经济学，既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传承和转生，也是世界经济思想的吸收和改铸；既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 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曾蕴含在各种道德哲学、政治学文献之中。在古希腊，作为苏格拉底学生的色诺芬，在其关于资产管理的《经济论》中把增加财富作为财产管理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①。对一个人来说，能够成为他的财富的有土地、金钱和朋友等。前两项无需解释，至于朋友，若能借助于朋友的优势就可以获得好处，这就是财富；能从敌人身上获得好处，也可以转变为你的财富。 同样是苏格拉底学生的柏拉图，提出人性与经济互动论，认为应把财富限制在能保持美德的范围内，使相对的两者得到和谐。他指出，贫富悬殊是内战的根本原因，要实现国家的正义，即社会各阶层整体的和谐幸福，不能超越道德的界限。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主张私有财产有益论，正当致富技术是自然合理的。但他认为以赚钱为目的的贩卖致富术是不自然的、非正当的，人的德性比金钱财富更重要。② 真正使经济学得以从道德哲学、政治学中独立出来的是“经济人”的假说，其所探讨的核心话题是个人利己本性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并由托马斯·霍布斯渗入近代意识之中。人们面对近代兴起的“商业社会”的需求，对个人自利行为评论始，从而引出新型社会如何规范市场参与者谋利活动，使之与公共利益一致的观念。亚当·斯密承继前者，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系统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对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丰裕的经济机制提供经济学的证明。每个人的经济行为，一般地说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但如何避免因离心力的干扰而使社会分崩离析，如何依靠个人的自利动机、行为来维持秩序井然和运转的社会，如何使公共利益得到保证，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在自由市场体系内部，存在着一只至高无上的无形之手。“看不见的手”形式上是讲一种经济现象的行为动力原理，它支配经济现象，却又看不见其实相。“看不见的手”的提出针对的是为什么个人的自利行为会无意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分配范围的扩大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③。这虽然不出于他本意的利他，但会在“正义的法律”基础上化解经济人之间、经济人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从而形成使个人和社会的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的一种“自然秩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具有一种制衡价值，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便是论证这一原理。 依据和合经济学原理，要解决经济效益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态危机与意义危机，必须从人的生存世界进入意义世界，揭示人际经济价值交往的利益本性及其道义价值的关系，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得到的器物产品，往往需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各得其所，共同获利，顺利进入消费过程。人际经济价值交往，不论是采取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或是采取货币交换的现代方式，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利己与利他，按经济价值的等价交换规则在市场经济中得以公平、自由地实现。每一次利益交换的等价完成，也是一次公平、自由等道义价值的部分地实现。 人际经济价值的利益交换是道义价值的承载体，道义与利益在交换中实现了价值的融突和合。简言之，即义利融突和合。违背价值等价交换的原则，必是违反道义公平原则，反之亦然。在经济生活领域，牺牲利益与牺牲道义都是违逆人性的，亦有悖于人文和合精神。其实，道义与利益并非绝对冲突，水火不容，而是应利益依道义而有。道义普遍地充塞在主体的经济价值的利益活动中，经济价值利益活动使人民生活丰厚，反之，“不义则利不阜”④。不义的经济价值利益活动，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丰厚。这就是说，应利依义而立，义依利而显。义利相即互涵，“利物足以和义”。利蕴涵利他，利他即为义。 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交相利”即是互利，“兼相爱”是经济价值利益行为活动的指导准则，是“爱利万民”，这利乃道义价值的所在和展现。因此，重利即是贵义，义利为一体两面。顺义而行，可使天下国家民众得大利，所以，后期墨家则明确以利为义，“义，利也”，义利不二。中国经济思想重义，以义生利。西方经济思想的“经济人”重自利，由自利而有公共利益。这样，从自利出发的“经济人”，达到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利益的目标。这种公利的目标，即属于道义的范围。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的出版，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而与微观经济学相对应。笔者基于对第1节五维度的考察，认为，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都显示其破绽和缺陷，从而提出建构和合经济学(或曰中和经济学)。 所谓和合经济学是指运用和合学的原理、方法、价值系统，研究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既冲突又融合的生态、资源、能量和人的生存、发展、合作的经济价值现象，寻求协调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合理的物质、能量交换，调节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之间经济价值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物质、精神需求之间的物质、信息、智能的关系；探索协调人与自然各文明之间的贫富、资源、人口、环境的“交相利”的平衡、公平、公正的互动关系，使融突而和合经济价值活动取得最优化、最合理的自然、社会、人际、心灵和文明之间的效益经济，这便是和合经济学。 三 人类经济价值活动要创造尽可能完善的经济价值形态，除了防止经济价值符号的单一化(金钱化、商品化)的节制措施之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是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符号和更丰富的利益媒体，使人类的经济生活审美化、艺术化。为此，必须有创新型的经济理论体系作支撑，这便是和合经济学。 和合经济学既能化解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所构成的生态、物资、能量、人口等的冲突和危机，也适应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合经济学既是中华民族核心伦理与经济发展的融突和合的智能创新，又是儒教伦理生命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现代转生。儒教伦理价值的合理性在于升华儒教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合人本意义，以解构和超越资本的逻辑，从而获得社会和谐、公平、富裕和人的自由、人性的回归。 儒教的经济伦理可以追溯到周的始祖，“稷降播种，农殖嘉谷”⑤。后稷教民种植五谷，以获得好收成，这是德教的一种表现形式。周公曾告诫成王：“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⑥文王躬身从事卑贱的劳作，他心地善良仁慈，态度和蔼恭谨，使百姓安居乐业。君主的劳作、善良、辛勤，使百姓安身立命，才是通达万民和谐的道路。在这里既说明了“慎之劳，劳则富”有劳动致富的财富观，又陈述了“康功田功”、“怀保小民”所追求的“咸和万民”的目标。“和万民”的经济价值目标，使德教伦理与经济活动的联系得到了体现。周公要成王以其祖先为榜样，“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⑦。要知道种田的艰难困苦，在安逸的环境中要体会种田人的痛苦，就会像文王那样不敢把小民邦国供来的赋税用于游猎玩乐，而贪图安逸了。“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⑧。成王率领着农夫，播种百谷。古希腊思想家把生产财富看做是奴隶的事，而与周代君主把创造财富看做是自己从事的事有异。 周代的经济价值活动，不仅有专为商品交换而设的固定的市场和临时设置的市场，并有市场管理制度。而且对市场价格由贾师评定，并加以控制。由于这时已有金属商币流通，而存在普通的借贷与取息的现象，经济活动已很频繁，但始终受政治和伦理的制约。 春秋时，子产维护商人资本，主张“市不豫价”，商品价格依市场情况而有涨有落，突破了由官府监督的控制模式。晏婴把财富与伦理联系起来，他说：“非恶富也，恐失富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⑨。“幅”引申为限制。财富的获得要受到伦理道德的限制，超越了伦理道德的限制，就会失去财富，所谓“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⑩。晏婴与叔孙穆子的财富观，与柏拉图认为把财富限制在能够保持美德的范围内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一次齐景公欲举兵伐鲁国。晏婴说：“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国，政足以和其民，国安民和，然后可以举兵而征暴”，今君好酒，德无以安国，令急民怨，无以和民，不可攻伐安和的鲁国。不如修政以待鲁之乱，然后才可征伐。接着晏婴说：“义厚则利多，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11)。尽管财富获得要有伦理道德的制约，但义厚而利多，两者并非不可调和，因为义厚敌寡，利多民欢，才能长久保持利多的财富，才可通达国安民和之境，这是义利的伦理经济活动的终极追求。 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继承周公以来的财富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2)。人们欲富贵而恶贫贱，这是世俗普遍常情，但以什么方法得到富贵和去掉贫贱，就存在正当与非正当的方法和善与恶的观念。换言之，富贵贫贱的获得和去掉，都与伦理道德行为意识相联系，财富的获得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在伦理的范围内获得才是合道的，否则是非道的。在这里，孔子并非反对财富，相反是要求富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3)为求得财富，即使从事替人执鞭的贱职，吾也愿意去做。自己执鞭劳作而获得财富，这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是正当合理的。因此，他对财富正当的生产不加限制，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4)，就民众所利益之处而使他们有利。孔子也不反对商品交换和流通，他的弟子端木赐就是卫国的大商人，子贡善于经商，“富比陶朱”。孔子称子贡是有用的美器，并将子贡与其称为“贤者，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回并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15)。赐没有受公家之命，而去经商生利，他常常正确地预测行情而获利。孔子肯定子贡的经商才能，以为这是得之有道，而非“不义为富”。因此，可知孔子不否定自由贸易。 从个人财富获得的有道，到国家的富裕而后教化，孔子都把财富与伦理相联系。“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6)庶(人口)、富(财富)、教(教育)，此三者是为政立国之本。当今世界，有人口负增长和增长过快等不同的情况，可采取鼓励生育和计划生育等不同措施，但富和教却是共同的。富以至共富乃是人类首要的目标。不富不能养民，民众流离失所是国家动乱的重要原因。孟子曾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7)民众不能生活下去，自然无暇去讲礼仪教化，社会就不能和谐。富就在于发展经济，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8)换言之，民众富足了，国家就富足；百姓贫穷，国家也贫穷。百姓富足了，要进行教育，教民学诗、学礼及学“文、行、忠、信”，提升知识道德水准，以使社会富裕、和谐。 经济价值活动是人类生活的根本维度，经济活动包含着与其相关的伦理道德。儒家所体现的道，即和合经济之道：第一，“君子聚财，取之有道。”此道是讲仁义之道。其间既指各经济和合体之间的交往竞争、合作的道，也指各企业、商业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经济流通、交换之道。此仁义之道即是互惠互利、和合双赢之道。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道。自己成功立业，也要使别人成功立业；自己通达、发达了，也要使别人通达、发达，共同发达，共同富裕，世界才能和谐。第三，义利和合之道。“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19)此“和”即利与义的和合，义可解释为宜，有恰到好处的意思，这就蕴含着和合经济之义。第四，崇尚勤俭之道。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20)勤为努力劳作，广开财源。俭为洁身节用，量入为出，而非挥霍无度。“礼，与其奢也，宁俭”。(21)就礼仪而言，与其奢侈铺张，宁可朴素俭约，但孔子主张“俭不违礼”，使礼与俭协调和谐。第五，诚信之道。市场经济即诚信经济。诚与信义相通，即真实无妄的意思。对己而言，对某原则、信念出自内心的忠诚；对人而言，诚实无欺，讲究信用。诚信是立国、立身、为人处世之本。“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修以居业也。”(22)忠信就心而言，无一念不诚；修辞就事而言，无一言不实。进德修业是建构和合经济学的基础。 和合经济学或曰中和经济学。《中庸》第1章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天下之大本大道，是普适的原则，依据中和经济价值之道，就能位天地、育万物。万物发育，经济发展，推向世界，而位于天地之间。和合经济学也是“以他平他谓之和”的经济学，在他与他之间是平等、平衡、公平的关系，因此是健康的、双赢的、互利的经济学，这也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注释】 ①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61，第3页。 ②刘敬鲁：《经济哲学导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1～24页。 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第27页。 ④《周语中》，《国语》卷二。 ⑤《吕刑》，《尚书正义》卷十九，中华书局，1980，第248页。 ⑥⑦《无逸》，《尚书正义》卷十六，第222页；第221页。 ⑧《周颂·噫嘻》，《毛诗正义》卷十九，中华书局，1980，第591页。 ⑨⑩《襄公》二十八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第1150页；第1149页。 (11)《景公向伐鲁晏子对以不若修改待其乱第三》，《晏子春秋集释》卷三，中华书局，1962，第177～178页。 (12)《里仁》，《论语集注》卷二。 (13)(20)《述而》，《论语集注》卷四。 (14)《尧曰》，《论语集注》卷十。 (15)《先进》，《论语集注》卷六。 (16)《子路》，《论语集注》卷七。 (17)《梁惠王上》，《孟子集注》卷一。 (18)《颜渊》，《论语集注》卷六。 (19)(22)《乾·文言》，《周易本义》卷一。 (21)《八佾》，《论语集注》卷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