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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立雅与中国学人的交往 顾钧 《 中华读书报》（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Creel，1905—1994）是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去世后，其弟子芮效卫（DavidT.Roy）在讣文中这样评价老师的一生：“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是早期中国文明研究的大师，美国汉学界公认的元老。他将芝加哥大学建设成为东亚研究的重镇。他在早期中国文明这一重要学术领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汉学史上罕有其匹。”（“HerrleeGlessner Creel”,TheJournalofAsian Studies, Vol. 53,No.4,p.1356）另一位学生钱存训在纪念文章中称顾立雅为“美国学术界最早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启蒙大师，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权威汉学家”。（《美国汉学 1 顾立雅在北京留学期间（1932—1936）曾向众多中国学者请教，从1936年出版的《中国之诞生》（TheBirthofChina）一书的致谢名单中可以看到如下学者的名字：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徐中舒、陈寅恪、顾颉刚、容庚、孙海波、唐兰、汤用彤、袁同礼。此外他和杨树达、钱穆等也有所交往。杨树达 梅光迪（字迪生，又字觐庄）1890年生于安徽宣城，早年求学于安徽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两年后赴美入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学习（1911—1913），后转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学研读（1913—1915），获硕士学位。1915年9月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至1919年），在哈佛期间曾与胡适频繁通信讨论白话文学问题。1919年回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1919—1920）。1920—1924年梅光迪在南京高师英语系（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执教， 梅光迪是顾立雅在哈佛进修（1930—1932）时的中 进修期间顾立雅撰写了《孔子与荀子》（Confucius andHsun-Tzu）、《孔子是不可知论者吗？》（WasConfuciusAgnostic?）二文，发表时他特别说明梅光迪曾帮助疏通字句，通读初稿并给出修订的意见。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1945年梅光迪去世后，顾立雅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梅迪生——君子儒》，并以中文的形式发表在《思想与时代》第46期（1948年）上，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而且宽宏大度，当一九三二年我到中国去，他带着家小从南京到上海来迎接，同我在海船上晤面，以后便介绍我认识了南京方面许多学者，又写了好几封信给我，得有机会和北平的通儒见面。”由此可以知道，1932年顾立雅前往中国之前几个星期，梅光迪刚好短暂回国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梅不仅亲自去上海迎接顾，而且还将他介绍给自己在南京的朋友。在顾立雅北上时又写了若干介绍信，让顾得以更快地和北京的学术界取得联系。 顾立雅在北京期间最主要的指导者是刘节。刘节（1901—1977）号子植，浙江永嘉人。1928年从清华大学国学院毕业后到天津大学任讲师，1930年任河南大学 ,Journalof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56,No.3,p.335） 顾立雅在北京期间还得到过古文字学家孙海波的帮助，在他撰写《释天》一文时，孙海波将自己尚未出版的《甲骨文编》手稿（后于1934年由燕京大学出版）借给他参考，使他立刻获得了两条重要信息：“甲骨文中有天字。其字共见十二次。”（《燕京学报》第18期，第60页） 顾立雅留学期间曾多次前往安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到北京不久就结识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学者，而他们正是安阳考古挖掘的主要领导人，这无疑为顾的考察提供了诸多便利。顾立雅特别有幸参观了1935年春第十一次挖掘——侯家庄西北岗第二次挖掘，这次被李济称为“我们田野工作的高潮”的挖掘持续了97天（ 2 作为哈佛燕京学社派遣的留学生，顾立雅和燕京大学的不少学者都有交往，其中与顾颉刚的关系颇为密切。《顾颉刚日记》中多次提到顾立雅，仅1935年就有十次之多： 从日记中可以得知，顾立雅的《释天》一文是经过顾颉刚审阅后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12月）的。另外，顾颉刚曾推荐顾立雅夫妇去天津任教，但未果，主要原因应该是顾立雅1935年下半年正忙于写作《中国之诞生》一书。 顾立雅在北京的1930年代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代，他亲身感受到了古史辨派的巨大影响，作为该派领袖的顾颉刚成为他经常引用的对象。如在《原道字与彝字之哲学意义》（载1933年《学衡》第79期）中，他一开始就引用了顾颉刚关于《尚书》二十八篇中只有十三篇可信的观点，这个观点见诸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一文，顾颉刚将《尚书》二十八篇分为三组，认为只有第一组十三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这十三篇是：《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古史辨》第一册，第201页）后来顾颉刚的观点又发生变化，顾立雅有幸亲耳聆听，并记在《释天》一文中：“《古史辨》第一集 关于顾立雅和顾颉刚的交往，海伦·斯诺（HelenF.Snow，埃德加·斯诺夫人）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录：“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我记得有一天，我请他和顾颉刚一块吃午饭，因而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顾颉刚这个批判性的学者是我们在中国结交的最有吸引力的朋友之一，他的思想诚实正直进步——这在中国尤其罕见。”（《旅华岁月》，华谊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顾颉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批判态度显然是他和顾立雅争论的焦点，但学术观点上的争论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 3 虽然现在已经难以考证当年梅光迪的介绍信都写给了哪些北京学人，但其中之一一定是他的老朋友吴宓。1921年吴宓从哈佛回国后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和梅光迪等人一起创办《学衡》。1924年吴宓离开南京赴沈阳，执教于东北大学。1925年清华学校改办清华大学后，吴宓很快来到北京，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此后直到抗战爆发，他一直是北京学术界的活跃人物。 1932年顾立雅到北京后不久，吴宓就在他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