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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入手，以学术研究成果被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主管机构、行业协会以及企事业单位所采用为标准，用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学术研究的价值，从而确立学者、研究机构以及大学的学术地位。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比如“文以载道”、“济世救民”，这些理念曾经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念，并内化到个人学术理想之中。从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革命先驱兼著名学人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都是这种学术传统的最好体现。但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学科、专业日臻细分，尤其是现代学术出版、传播、评价制度的高度分工，以往优秀的人文学术传统却日渐湮灭，导致今天大量学术研究人员沉迷在某一学术领域和专业内，汲汲于核心期刊以及学术专著的撰写和发表，为学术而学术，反而对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顾及不多、思考不多。 一 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的缺陷，大多数观点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普遍存在如下问题：以期刊评价代替学术评价，学术评价主体的缺失；当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自觉引用欧美学术评价标准，如SSCI、SCI等文献转引率，影响因子等期刊评价方法，对中国学术质量进行评估，没有充分重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特殊性；更有学者认为，由于专业学术评价体系的缺陷，导致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全部发表在欧美学术刊物上，致使中国期刊没有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有效组织者和传播者，中国学术期刊丧失了学术话语权。这些分析、批评都是正确的，而且是极其具有针对性的。但总体上都是在学术的发布、传播以及学术评价的小范围内进行讨论，没有跳出“学术看学术”的范围。 就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下的基本任务而言，其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中国价值观念、中国发展道路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具体到某些学科，比如在外交关系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如中国与美国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问题，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南海问题，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争端问题，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实施等；再如对外文化传播领域，在我国国际传播综合实力还不强，国际接受度和影响力还十分有限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既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要与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对接等。这些问题既是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又是国际关系、国际传播等相关学科的新挑战、新问题。这些领域的成果产出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同样具有重大理论价值。而这样一个任务的完成，绝不仅仅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或者是被广泛转引所能够衡量和评价的。 二 笔者认为，建立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需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从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入手，以学术研究成果被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主管机构、行业协会以及企事业单位所采用为标准，用学术研究服务社会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学术研究的价值，从而确立学者、研究机构以及大学的学术地位。从研究成果的最终去向、成果转化着手评价学术研究，也是世界学术评价的通行做法。近些年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评审、资助办法，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学术理念，并适当照顾基础研究，强调应用研究，引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升服务国家以及社会发展的水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个别高校分别将学术成果获得国家领导的批示、刊发内部要报的数量作为学校科研奖励的最高标准，起到了很好的推动效果。尤其是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教技[2012]6号）的颁发，要求按照“动态、多元、融合、持续”的特点，以需求为导向，以任务为牵引，以机制体制改革为重点，集聚一流的创新团队，营造一流的创新氛围，产出一流的创新成果的原则，推动各个高校开展2011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也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一种努力。 第二，放宽视野，确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世界评价标准，即确立以中文为主的有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期刊收录标准、期刊目录和索引数据库。这一点是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关键之举。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目前欧美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是以英语期刊为主导的，对于英语之外的其他学术期刊收录严重不足。以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的SSCI，即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为例，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论文数量进行统计分析的大型检索工具，但仅有西文，没有俄文和中文。美国著名的书目文献出版公司R. R. Bowker于1932 年首版的《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收录最全的国际期刊检索工具之一，但对于俄文、中文和日文的覆盖远远不够。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世界学术界开始大量出版、发布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以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亚洲研究文献目录数据库（Bibliography for Asian Studies，BAS）为例，截止到2009年，总共标引期刊数量达到45000多种，索引条目达到了737000条，而且每年仍然以37000条的速度增加。期刊标引数量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美国（1334种）、英国（549种）、印度（429种）、日本（280种）、荷兰（175种）、德国（167种）、菲律宾（165种）、法国（137种）、韩国（105种）、中国台湾（96种），中国大陆仅有12种。这12种中国大陆期刊中，标引数量最大的是《北京周报》11285条，早在2001年就已经停刊的《中国文学》为1546条，《中国社会科学》1500条，《中国建设》699条，《中国画报》166条，《中国地理杂志》100条，《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65条，《中国外贸》41条，《国际评论》11条，《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0条，《周易研究》10条，《船史研究》1条。显然，12种被亚洲研究文献目录数据库标引的期刊，很难是中国全部学术期刊的代表。可见，无论是SSCI数据库，还是权威的亚洲研究文献目录数据库，都无法反映中文学术期刊的真实水准。两个数据，都表明了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亟须确立“以我为主”的世界标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总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建设，其思想基础应该是优秀的中国人文学术传统，从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出发，构建学者个人评价、学术研究评价、研究机构乃至大学质量评估的制度改革体系，才能带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生产、学术创新。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