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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 中华读书报 》（ 齐如山（1877~1962），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贡献卓著的京剧理论家与实践家、民俗学家、实业家，透过历史的重重雾霾，穿越几十年台湾海峡的屏障，再度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读者的视线。《齐如山回忆录》向后辈讲述他丰富、满精彩的人生。通过他的回忆，近代中国百余年的政治烽烟、文化脉动和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都可略识一二。 我们先从齐如山的生年说起，目前有关齐如山的生年有三种说法，一说1875年，一说1876年，一说1877年。三说或出自其子女、友人，或出自相关书籍、文章。笔者曾于20年前访问过齐如山的二女儿齐香先生（生前曾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齐香先生说：“我父亲属牛，据他讲是光绪三年十 说起齐如山，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在京剧领域的巨大成就，他给梅兰芳编了二十多出新戏，写了许多京剧理论著作，有《中国剧之组织》、《戏剧脚色名词考》、《上下场》、《国剧身段谱》、《戏班》等，他帮梅兰芳去美国演出了京剧……；再往深了说，有人知道他对北京民俗颇有研究，出版过《北京三百六十行》、《北京土话》、《故都市月图考》等。不错，的确如此。但这只能说是他的“副业”，其实他的正业本行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一个民族实业家。 1894年，17岁的齐如山不再像当时同龄人那样，学习八股，参加科举，而是在父亲（齐禊亭，清光绪甲午时期的进士，翁同龢的门生）的安排下进入北平同文馆学习法文、德文。庚子事变（1900年），齐如山肄业，进入到家族企业经商。齐如山老家系河北省高阳县，祖上世代耕读，家道殷实，拥有良田千顷，为齐家三兄弟（老大竺山、老二如山、老三寿山）在北京的粮食生意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齐如山是个有眼光的人，他接触梅兰芳不久，认定这个年轻人极高的天赋和卓越的表演才华，毅然全力付出，刻意打造，提升其专业水准，推动其世界影响，成就了梅兰芳，也成就了自己。研究京剧之后，齐如山发现，中国戏曲的表演理论不是写在书本上，而是“长”在艺人的身上，口耳相传。于是他长年浸泡于梨园，不管台前台后、有名无名，逢人便问，问完必录，二十余年间访问了几千艺人，积累了丰厚的口述资料，经过甄别、提炼，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中国京剧表演理论著作。 齐如山是个务实的人，从商的经历使他比一般的文人学者多了一些“经济头脑”。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的通盘策划、赴美演出的出入盈亏、梅剧团美国之行的成本核算，在他心里是有一笔细账的。所以访美归来他写了一本《梅兰芳游美记》，他要为以后中国的京剧团赴美演出做一个参照。正因为有这样一种“精细”的头脑， 1931年有余叔岩、梅兰芳、庄清逸、张伯驹、傅芸子参加、实际是由齐如山主持的“北平国剧学会”，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们“以整理旧剧”为要义，搜罗戏曲文物，研究国剧原理，出版“剧学丛书”，创办《戏剧丛刊》、《国剧画报》，编纂《国剧辞典》，举办国剧传习所，培养一批学员。抗日战争爆发，大家四处逃难，齐如山及时将这些文物资料进行妥善安置，使其没有毁于战火。至今这批珍贵的戏曲文物、资料尚完好地保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 齐如山是个有原则的人，受父辈影响，不满晚清政治的黑暗与腐败，赞同革命，敬仰孙中山，崇尚三民主义。齐氏家族的商号“义兴局”曾是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活动的秘密据点之一，他以拜谒过孙中山、得到过孙中山的嘉许为一生殊荣。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选择，决定了他1948年去往台湾。对于民族大义的问题，齐如山态度鲜明，“七七事变”爆发后，身居沦陷区北平，他和当时许多文化名人一样，受到日本人的利诱和胁迫，在出逃未果的情形下，他对外谎称出京，实将自己藏匿于家中后院，过了8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隐居生活。梅兰芳访美归来，出于个人的种种考虑，准备长期迁居上海。齐如山很不以为然，他固执地认为京城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梅兰芳在专业上的继续发展，而上海的环境会使梅兰芳的艺术止步不前，他和梅兰芳在艺术观上发生了分歧。其后便有了1932年他与梅兰芳不再继续合作的“告别”式的一次长谈。 齐如山是个心性骄傲的人，家学渊源的旧学功底、家资丰厚的经济实力、学过洋文游过欧洲的眼界和经历、与梅兰芳合作取得的瞩目成就、交往各界名流的人脉资源、在台德高望重的泰斗级身份，天然形成了他一直位于社会上层、担任精英角色的优越感。特别是当他接触到读书不多、社会阶层较低的梨园界人士（哪怕是梨园名宿大腕儿）时，他的见多识广、好为人师的一面，就会不自觉地显现出来。京剧新锐梅兰芳谦逊好学、虚心求教的态度令齐如山大为激赏，甚至倾力相助。他把自己20年的宝贵光阴交付给了他一眼认定的艺术天才。性格倔强，不肯服输，甚至执拗得有些不可思议，这就是齐如山的性情。在台湾的日子里，当时的文化和京剧的面貌一派荒芜，不难想象齐如山那时是怎样的寂寞与失落！但他仍然抖擞精神，积极着手培养在台的京剧新人，他看中了台湾基础尚好的旦角演员顾正秋等人，便不顾七旬年迈，谆谆教诲，为其编写新剧，试图“再造”一个台湾的“梅兰芳”。惜哉！此时非彼时，台湾不是北平，梅兰芳究竟只有一个。关于齐如山在台的生活，虽然在其友人的回忆文章中，多见其寓所中“高朋满座，欢声笑语”记述，但看看他的《北平》、《北平怀旧》、等随笔集，就会嗅到缠绕其笔端的浓浓乡愁。 齐如山是个有忧患意识的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特别注意北京的民俗研究。1933年，他写了一本《故都市乐图考》，介绍、考证了清末以来北京地区沿街卖货之小贩的种种叫卖器具。1937年至1945年的八年抗战期间，齐如山撰写了前面提到的民俗学丛书《北京三百六十行》、《北京土话》、《谚语录》等，从工艺、商业、方言等方面具体描述了老北京的风物、习俗和文化传统。齐如山在研究中感到，不论是京剧，还是传统的民间工艺，都在技艺上迅速地萎缩着、消亡着，于是他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就不断疾呼：“把人人所必须需的东西看得一文不值，知识阶级无人去管，所以各种工艺都是日见退化。”（《北京三百六十行》序）他特别强调“万不能有了机器就把一切手工都费了。不但有机器费不了手工，恰恰有许多的实业因为有了机器，手工就得更加细致地研究。”他的忧虑是有远见的。 在台湾的十几年间，他写了《中国馔馐谈》、《中国风俗丛谈》、《中国固有之化学工艺》、《华北的农村》、《中国的科名》等民俗学著作。他的这些研究，今天看来真是慧眼独具。 齐如山是个有君子情怀的人，尽管与梅兰芳的艺术观点有所不同，他和梅兰芳之间的友谊还是温暖的、澄澈的。两人分手后的第二年，齐如山为梅兰芳创作了一出新戏《生死恨》，这出戏以反战为主题，没有了以往梅派剧目中的典雅秾丽、闲情逸致，通过梅兰芳平实、真切的表演，演绎了一个善良、美好的女性惨遭毁灭的悲情故事，令观众深受震撼。后来，此剧被导演费穆看中，拍成了戏曲影片。《生死恨》也成了梅兰芳后期的一部代表性剧目。1935年3月，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梅兰芳将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访问演出，出于宣传上的考虑，齐如山专门为梅兰芳此行写了一本书：《梅兰芳艺术一斑》。此书还印有多幅梅兰芳的照片，非常有助于苏联观众在观看演出时对中国京剧的理解和对梅兰芳表演技艺的欣赏。梅兰芳的演出在苏联广受赞誉，著名导演梅耶荷德向苏联演员称道梅兰芳“手”的表演，留下了中苏戏剧交流史上尽人皆知的一段赞语：“同志们，可以直率地说，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再到我们的所有剧院去走一遭之后，你们就会说：可以把我们所有演员的手都砍去得了！因为它们毫无用处！”这番充满激情的赞扬与《梅兰芳艺术一斑》中对“手”的表演的刻意介绍不无关系。1948年齐如山飞往台湾，中途在上海转机，还与梅兰芳会面，畅谈梅兰芳以后的赴台演出，他还欣然接受梅夫人赠送的两套竹布衣裤，以备途中替换。1961年，他从广播中听到梅兰芳逝世的噩耗，沉痛之情难掩，拿出梅兰芳早年为他写过的墨迹，挂在墙上凝望，并以85岁的高龄写下长文《我所认识的梅兰芳》，赞其谦逊的品格、高于常人的眼光、于国家危难时的操守，怀念这个在他生命历程中极为重要的友人。 在大陆，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间，“齐如山”的名字被尘封已久。他晚年赴台的举动，恰值海峡两岸关系敏感的年代，大陆提及此人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得他半生益处的梅兰芳也不敢明言。在其《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一涉及齐如山剧本创作的话题，总冠之以“集体创作”而语焉不详。久而久之，梨园界在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禁锢下，有意无意地淡化齐如山，学术界亦少有人将齐如山纳入研究的视野，给予其客观的评价。 历史的脚步迈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回暖，齐如山这位被大陆读者已淡忘了40年之久的人物影像，被拂去岁月的尘埃，再度清晰起来。作为关注他近20年的一个研究者，我愿意向今天的读者推荐《齐如山回忆录》，因为它和我们一同分享了齐如山这位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名人的艺术人生，分享了京剧大师梅兰芳走向成功的背后故事，分享了两位大家的历史遇合带给京剧的辉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