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乐仁谈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作 者 : 杨慧玲
论文题目 : 费乐仁谈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发表时间 : 2012.01.11
发表刊物 : 国际汉学
费乐仁谈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杨慧玲、姚珺玲
长着一张典型的欧洲人面孔，却穿中山装；母语不是中文，却用中文大声宣布：我是中国人。这些看似十分有趣的现象，在费乐仁教授（Lauren Frederick Pfister）身上却显得那么和谐圆融。每一位走近他的人，都不由被他周身散发着的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深深感染，这就是费乐仁，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瑞士人，一个有着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一个可以被称为历史学家、比较哲学家、比较宗教学家的学者。
费乐仁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比较哲学博士，1987年起迄今在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任教。费乐仁教授苦心钻研汉学，对中国语言及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除了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粤语、普通话、西班牙文及德文外，费乐仁教授还精通其余多国语言包括法文、菲律宾文、日文、古希腊文、希伯来文等。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哲学史、19世纪欧洲汉学、中国基督教史、跨文化诠释学等。2004年出版的凝聚了他15年从跨学科、跨文化、多角度的阐释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及其中国古代经典翻译的学术专著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被评为美国2004年度有关传教研究的杰出著作。费乐仁教授近期研究的课题包括德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及其翻译、20世纪中国诠释学、耶儒对话等，此外他还主持了一个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英译项目。由于他精通中西语言并具有深厚的哲学及历史学根基，他在研究中常有新见，发表的学术论文计65篇，自编教材3种，还多次应邀为《哲学词典》等撰写有关中国哲学的条目，到德国波恩大学、牛津访学并在瑞士伯尔尼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开设讲座。
3月27日，费乐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逸夫楼作了题为“中国典籍西译之三巨擎――重温理雅各、顾赛芬、卫礼贤的翻译经典”的报告，他以开阔的视野将其多元文化视角下对翻译的独到见解娓娓道来。本刊记者借机采访了他。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应该怎样称呼您？汉学家？哲学家？还是别的什么称呼？您的中文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费乐仁（以下简称费）：我觉得，我首先是历史学家，然后才是哲学家、宗教学家和人文学者。我的名字最初是根据我的原名的发音而来，我很喜欢我的中文名字“乐仁”。我会告诉别人，快乐的“乐”，仁爱的“仁”，这个名字体现了我对儒学感兴趣，也表现出了我的精神。
记：您祖籍瑞士，在美国出生，在我们看来，您具有典型的欧洲外表，眼神里透出的热情和对多元文化的接纳态度无一不体现出美国“特色”，可是您却始终在谈论中国，说中国话，吃中式菜，而且已成为香港公民，您真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费：在我看来，不一定吃中式菜、穿中式服装就是中国人。我接触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已经30年了，会普通话和粤语两种中国语言，我参与、认同中国的文化和智慧，中国人也接纳我。与此同时，我又是香港政府认可的永久居民，我认为我在精神上是一个中国人。
记：您在母语英语外，能说和使用的语言还有普通话、粤语、德文、西班牙文等。特别是对于学习汉语，您有什么窍门吗？
费：我认为学习的动机很重要。我的窍门就是爱加上足够的练习。
1976年到1977年，我在菲律宾时，看到很多华人崇拜毛泽东。以我所接受的美国教育，对这种现象很不理解，为了想搞清个中原因，所以就产生了学习汉语的念头。我26岁才开始学习汉语时，觉得汉语真的很难，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还是克服了困难坚持下来了。
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一个人经过语言的的培养，可以达到一种新的文化，文化也因此扩大了。比如我学中文，尝试用中文来说，用中国礼仪来做。我学习西班牙语，就会尝试用西班牙文来说，按照西班牙礼仪来做。我一直以语言为媒介来自觉实现自己到另外一种文化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有自觉性，因为进入一种语言很不容易。
记：在中国，我们是通过您对理雅各、何进善和王韬的研究认识您的。即使在中国，真正阅读过理雅各中国古代经典译本的人很少，而逐字对照阅读中文原文以及理雅各的若干英译本的人就更少了，这也是国内外学者对您的研究尤其佩服的原因之一。当理雅各翻译中文经典时，他有王韬这样优秀的助手与其合作；您在研究中如果遇到困难，当对中文原文不太理解时，有谁帮助您吗？您在研究中是如何与中国学者展开合作的？
费：合作应该是在真诚讨论基础上达成的合作。以理雅各和王韬的合作为例，《诗经》是王韬最擅长的，理雅各在《诗经》译本的注释里提到王韬20多次，并且解释了他为什么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理由。两人的分歧点在于理雅各觉得王韬对《诗经》的理解过于传统，他更偏爱朱熹。
学术交流应该互相帮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对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一个可靠的合作者是需要经过精心挑选的。我认为翻译不只和语言水平有关，翻译还和一个人的历史背景和世界观有关。因此，如果有可能，翻译应该是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可靠的学术对话，找到一个文本的精神所在，这对翻译是很必要的。例如，我在处理一些和历史有关的东西时，有时我只可以了解一些字面的意思，对于其内在的意义我需要借助合作伙伴的帮助。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翻译不只是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记：从您的文章、讲座以及谈话中，我们发现您总是强调要以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观去理解或评价理雅各的译本。对于同一部中国典籍例如《诗经》，为什么理雅各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译本？在您看来，评判理雅各不同时期译本的高下有没有一个标准？
费：理雅各译经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有许多中文经典理雅各至少翻译过两次，像《大学》和《中庸》理雅各分别翻译并出版过四个版本。我以三个《诗经》译本中的两个为例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版1872年的《诗经》译本是从字义翻译的散文体。6年后，理雅各开始反省，认识到做一首诗最重要的不是字义，所以又重新以苏格兰诗歌的风格和语体特征翻译《诗经》。当然，大部分人不会像理雅各那样将一部书换一种文体重译。理雅各的多数经典并没有像《诗经》那样大规模的改头换面，他主要修改的是注解部分，通常是改正其中的错误或者增加新材料。
至于如何评价不同版本的高下，我的建议是不要评价一个文本的不同版本。如果你问画家他所有的画作中最好的画是哪一个？画家会说：“请你告诉我”。画家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觉，观看者如何理解是画家无法把握的。
对我来讲，理想的译作应该有译者的风格和创意在里面。我（译者）是它们（译著）的口，它们是我的脑，我愿意通过它们来说话。研究理雅各的不同译本，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要动态地追踪各个译本的发展变化，从解释学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和分析。我认为这个过程虽然复杂有挑战性，却更加有趣。
记：中国典籍有许多被译介到海外，其中有些典籍在历史上存在数量众多的译本，您认为该怎样评价一部经典的多种译本？是否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评价标准？
费：一部经典有多种译本是一件很好的事。至于评价，这与翻译的本质有关。我认为，翻译是一种“传译”，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
例如翻译佛教经典时，就不能随便翻译，因为其中很多东西是不可译的。《华严经》需要阅读多种注释后才能明白文本的意义。翻译不讨论抽象的办法，讨论的是文本，所以一定要根据文本来确定具体的翻译办法。经文就要以经文的方式来翻译，如果用俗语和口语来翻译是不行的。理雅各曾经在1872年以散文体翻译了《诗经》，受到了苏格兰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他们从他的译文中读不到中国诗的味道。中国的经典经过翻译家的翻译，马上成为另外一种语言的“经典”，这就是翻译的经典。
翻译要清楚文本，要自觉地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是什么，翻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以“文字漂亮”为标准，还是以别的标准来判断。理雅各的英文不那么漂亮，然而他忠实原著，所以同样是一种好的翻译。
目标决定翻译的表现。有些译著的翻译非常漂亮，并因此影响了很多人。如果你将原文和译文对照，却经常发现译文中很漂亮的句子在原文中找不到。这种翻译同样可以成为最有名的译著之一，但是无法成为最好的译著。我认为翻译的态度要“谦卑”，要先看原著和文本，然后再做判断。
记： 以您跨文化的经历您怎样理解和诠释“文化”一词？您是否认为中西文化存在差异？中西文化之间应该怎样进行对话？
费：许多人在谈文化时，更多关注的是“文”，而忽略了“化”，即就是“转化和突破”的过程。
我在接触不同的文化时，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在这种文化中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我通过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看世界中的现象，然后通过这些现象想到一个概念，努力思考怎样把别人的“化”为自己的。就像农民种一粒种子，经过辛苦的耕作，使其长成一个新的植物。经过这样的转化，把另外一种智慧为己所用。中国人接纳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参与了他们的智慧，实质是我们对彼此的文化互相认同。
文化和人一样都是活着的东西，可以活，也可以死。文化是指一种内在的认同。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有价值的精神的循环。通过传承可以产生智慧，而非仅有知识。智慧显示的是内在的领悟和灵感，知识是属于基础层面的，它们形成了一个循环和更新的过程。如果从教育的过程来看待这个过程，教师将有价值的东西传给年轻人，以及年轻人怎样利用这些知识形成智慧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问题在于文化本身非常复杂，是多元动态的整体，对过去传统的认同，对内在价值观的肯定，对未来的渴望和挑战。
多种文化可以并存，中西政府的观念可能不同，可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限制我们智慧的可能是以国界的划分谈文化。
不同文化之间的人怎样进行对话，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面对其他能接纳我的人或者是反对我、与我对立的人时，首先要选则好与其对话的内容。朋友不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是在尊敬和倾听的基础上，努力达到的一种心灵的沟通。当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时，别人听懂你的话和理解你的话是完全两码事。这时，你必须努力抛开自己的文化尝试进入异国的文化，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文化是可以转化的，虽然很困难，可是很重要。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经过真诚的商榷，最终通过转化取得了对话的成功。经过艰难的转化过程之后，我开始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精髓，实现了精神上的突破。
我本人以为中西文化的概念属于19世纪，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而使用“中”“西”有其政治因素在里面。在21世纪，我们应该讲“多元文化”。
置身于一个颇似书房的咖啡馆，我们沉浸在与费乐仁教授轻松而愉快的对话中。他的妻子梅乐诗（Mirasy）耐心地在一旁等候，时不时地与费乐仁教授交换一个会心的眼神，一个甜蜜的微笑。今年以来，费乐仁教授辗转上海、北京、青岛、瑞士、英国、香港等各国各地，当费乐仁教授谈到旅行中遇到的人或事情，一时想不起人名或地名，用英语询问梅乐诗时，她总能立即提示出名字，费乐仁教授笑着说，瞧，这就是我的贤妻（my good wife）。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打消了为什么他没有像许多汉学家娶中国妻子的疑问，还有什么比耐心聆听丈夫两三个小时用外语侃侃而谈，而始终陪伴在他身旁的妻子更令人感动的呢，这个问题已经被爱消融了。如果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我们更加理解了费乐仁教授的成功，在采访结束之际，向费乐仁夫妇致以了最衷心的祝福，同时表达了我们的信念，费乐仁教授通过与内地学者的合作与交流，他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