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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识书 中华文化激活、激发与坚守 ——《文化的记忆》序 朱向前 多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基本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即近代时期（具体而言，约指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是中国学术文化继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和近千年以前北宋时期之后的第三次高峰。其中尤以史学和哲学成绩卓著。屈指数来，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重量级人物，群星灿烂。孟子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这一百年内，伴随着中华民族莽荡多灾的历史进程，思想文化界也是风起云涌，王者辈出，书写了和民族命运转捩相颉颃的厚重而辉煌的一页。 其实，不光是史学、哲学乃至整个国学界，再横向推广开来看（纵向则可收缩到20世纪上半叶），在现代文学艺术领域，同样是风云际会、群雄并起，诸如文学巨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禹、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张爱玲等等；美术巨擘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刘海粟、潘天寿、林风眠等以及梅兰芳等京剧四大名旦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天才出没、灵杰隐现的蔚蔚奇观，只不过比前者发轫时间稍晚（名曰现代），且特点或不如前者显赫，故不易在数千年的时空中以“第×次高潮”名之。她更像是历史长河突然在这里拐了个弯，文学艺术革命豁然开出了新生面，“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人们不免要问，近现代中国风雨如磐，血火迸溅，神州陆沉，中华板荡，几乎无处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何以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独能繁华百年尽得风流呢？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文化繁荣有时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的名言，或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的古诗所能解释的。在我看来，概括前人备述，择其大端，至少有三条或可一说。 其一，由于西学东渐激活了中华文化。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排天而来，东方/西方、本土/域外、传统/现代，两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冲撞、融合，构成了百年大潮波澜壮阔的主流。孰优孰劣，暂不置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化需要碰撞，交流才能激活，尤其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一经激荡便活力四射。无论是先秦诸子，还是佛入中土，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西学东渐，凡有交流、刺激者，必有如输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的生机，开出新的生面。这是一般的文化特性，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坠的根本所在。因为她的超稳定性，所以不惧开放；因为她的超包容性，所以能同化异质，从而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正是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引进和运用，传统中国史学才蜕变一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典籍与文物），陈寅恪的“中外互证法”（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都有西方实证史观与理性分析之影响在焉。他们大胆地采用“拿来主义”，坚信“吃了羊肉绝不会变成羊”。茅盾说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一篇一个样，鲁迅则说“全是仰仗了百余篇外国小说的阅读”。曹禺剧本脱胎于尤金·奥尼尔，茅盾则师承普顿·辛克莱，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也正因如此，中华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才勃发新机，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二，由于西力东扩激发了中华士子。自从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毁了古老帝国的城门，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瞬间跌入了屈辱的深渊。“知耻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保国、保种、保教三重危机的挑战，中华民族激发出了勇敢的应战精神。无论是“体用之争”还是“师夷制夷说”，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后的选择就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以150多年前的留美幼童为肇始，无数仁人志士英才俊杰汇入了这一潮流。科学救国也罢，主义救国也罢，文化救国也罢，为救亡图存，为中华崛起乃第一要务。这恰是中华传统之精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愈挫愈奋，百折不挠。于是，鲁迅们东渡扶桑，从学医疗救身体到弃医从文疗救灵魂，不经意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骁将；陈寅恪们负笈欧美，游历列国，博通多语，只为重审历史，探询新知，未曾料想为现代中国史学奠基开疆。他们或者干脆“怒向刀丛觅小诗”，以笔为枪投入战斗：林语堂放弃翻译《红楼梦》之夙愿而新创《京华烟云》直接伸张民族大义；徐悲鸿以中西合璧之膂力绘制巨作《横田五百士》激励士气；梅兰芳蓄须罢演表明抗敌心志……“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中国士子的良知使命，爱国热忱，天下担当促成了他们的选择，玉成了他们的事业，使之迸发出最大的创造激情和最炫目的天才光芒，像群星照亮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与文学艺术的深邃夜空。 其三，由于坚守根本，昭示了中华文化的未来。前点引述陈寅恪之“两方面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说的就是大师的标准与风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纵观近现代诸子，经、史、子、集、儒、释、道乃至西学，无一不通者，不如此不能有大成。但掰开了说，我更看重后一方面，即“民族根本”。而且，依我看来，近现代诸子多作如是观。从张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鲁迅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从王国维的沉湖殉葬，到辜鸿铭、钱穆的终生“卫道”；从林语堂的“中华文化至上论”到陈寅恪、钱钟书皈依传统以至于书写方式都回到竖写、繁体、文言而决不妥协，已然看出近现代诸子之殊途同归——从中土出发，游学多年，再精通数门外语、深谙异域文化，也就是说拥有了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之后，进行了“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的深刻比较，最后的选择是回归传统。即便口口声声要“全盘西化”如胡适之者，后半生几乎都投入了“整理国故”，一部《水经注》的考证就沉湎23年不能自拔。说到中国艺术的魅力，诸位想想，林语堂一本《生活的艺术》都足以让美国人倾倒，那梅兰芳访美访前苏联演出之后被惊为“天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表现派大师布莱希特就坦言：“我梦寐以求的艺术境界（假定性、程式化或曰‘间离说’）在梅先生的京剧艺术中已然炉火纯青了……” 好了，三三归一，依然是个说不清道不明。江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大型丛书《文化的记忆——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画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阵容豪华的规模，为活跃于近现代中国文学、国学、艺术诸领域中的数十位巨子作人传、立学案，画群英谱，既向世界系统介绍近现代中国文化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西方解码中华文化的兴味；又向国内普通读者尤其是青少年重启记忆，赓续传统。所谓薪尽火传，传什么？怎么传？如何站在巨人的肩上继续攀登？“读图时代”固然不免“读图”，但又决不能仅仅止于读图！文化的赓续主要在于两条：一是有传统（记忆）；二是要思考。读了“记忆”以后要三思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