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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说明 论文题目 : 《<汉语札记>出版史》 发表时间 : 2012.07.11 发表刊物 : 出版博物馆 一代汉学名著的曲折出版史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李真 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8, 中译名为《汉语札记》）是康熙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i de Prémare, 1666-1736）研究中国语言的代表作，也被汉学界称为是来华耶稣会对中国语文学最重要的贡献。 这部著作问世后，为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和学习汉语的欧洲学者所倚重，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曾评价说该书“是马若瑟所有作品中最重要、最瞩目的一部，也是欧洲人迄今为止在汉语研究方面最好的一部”。[i]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将汉语白话与文言的语法分别加以论述的著作。书中引用的例句达一万两千余例，汉字超过五万个；除了语法知识，还汇编了汉语的文字、音韵、修辞、民间俗谚、礼仪文化、文学写作等多种内容，因此，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堪称早期西洋研究汉语语法的一部巨著。该书出版后被誉为“19世纪以前欧洲最完美的汉语语法书”[ii]，以至于当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为求精研汉语，不惜以重金求购该书。 《汉语札记》1728年成书后，历经波折，从完稿到出版的百余年间，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欧洲各国汉学家之间流传，直到1831年才由英华书院在马六甲正式刊行，其曲折的出版过程遂成为欧洲早期汉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所托非人 马若瑟从1725年开始与时任法国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院士的傅尔蒙通信，私交甚笃，他为远在欧洲的傅尔蒙提供了大量研究中国的资料，并受傅氏所托为王室图书馆搜罗中文藏书多达数百册。当马若瑟写完这部关于中国语言的巨著后，曾寄希望于老友傅尔蒙，想请他帮助在欧洲代为出版该书。马若瑟认为该书能对所有来华传教士和欧洲学者学习并深入理解中国语言大有裨益，他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具有相当的自信，“……我觉得出版商将不需要只为了成本而印刷，相反会卖出很多册书。”[iii] 为了不给傅尔蒙带来麻烦，马若瑟已经严格履行了耶稣会出版物的审核程序，拿到三份审阅书和耶稣会中国、日本、东京三地监会铎的批准文件，他觉得这样一来在欧洲出版该书就不成问题了。 1728年12月底，马若瑟将该书一套完整的手稿（5卷）连同一系列信札和收集来的其他中国古代书籍，一起寄给了傅尔蒙。由于路途遥远，这个大包裹直到 到了1730年11月的时候，马若瑟还没有收到傅尔蒙的回信，他有些焦急，不知傅尔蒙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如何以及能否顺利出版，于是在 由于马若瑟担心《汉语札记》中汉字数量太多，欧洲可能没有足够的字模可供挑选，他不想因为技术的原因导致出版搁浅，因此在“殷铎泽技术”的基础上，借鉴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提出一个更为可行的出版计划，他建议傅尔蒙在巴黎找一个好的抄写员，在薄纸上抄写手稿的拉丁文部分，写的时候要较为用力，这样字母就能力透纸背，从背面也能看到；然后将中文部分按汉字的大小留出一定的誊写空间。拉丁文的抄写工作结束后，傅尔蒙可以把这些抄本寄给马若瑟，由马若瑟填上所需的汉字，然后在中国出版整部书稿。傅尔蒙从马若瑟如此详细的建议中肯定看出了《汉语札记》出版的可能性，但他从未对这个提议表示过任何回应。 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年，马若瑟没有接到傅尔蒙关于《汉语札记》的只言片语；对于这样一部关于中国语言的巨著，傅尔蒙为何在回信中只字未提呢？1731年8月底，马若瑟实在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在信中委婉地向傅氏询问该书的情况，希望他在上次随作品寄去的两篇题词中挑选一篇放在《札记》的扉页。[viii] 然而，远在中国的马若瑟所不知道的是，傅尔蒙已在两年前的1728年8月完成了自己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汉语论稿》（Meditationes Sinicae,1737），正在等待审核出版。当时，金石与美文学院常任秘书德博兹（Gros de Boze）和另一学者弗雷烈出于对傅尔蒙学识的怀疑，致函院士兼国王印刷局的巡视员封斯马涅（Foncemagne），希望能请一位懂汉语的传教士对傅尔蒙的文稿进行审定。 正在此时，傅尔蒙于 傅氏报告中关于两部语法书之比较简表 傅尔蒙 马若瑟 写作时间 1727-1728 1728 写作语言 法文 拉丁文 相同之处 两书都谈及汉语的一些语法现象，如名词、代名词、动词、小品词[xi]及礼貌用语等 不同之处 傅尔蒙自认为了解欧洲人的心理，对那些马若瑟认为常识性的内容解释得非常详细，符合欧洲人对新知识接受的习惯 傅尔蒙认为马若瑟常居中国，对很多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习以为常，未能对一些要点详加解释，如部首、认字方法、如何使用字典等内容都未作任何讲解 结论 马若瑟的语法书与其说是传授语法，不如说是传授小品词 傅尔蒙后来在自己的语法书前言公布了两书的比较结果，以批评马若瑟的语法为主[xii]，抱怨马若瑟书中没有系统的组织结构，举例太多缺乏规则，全书过于冗长且杂乱[xiii]。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马若瑟描写汉语语法的方法感到迷惑不解。马若瑟曾经在其他信中回答过傅尔蒙关于中国是否有自己的语法书的问题，“您问我有没有关于语法和句法的书，我觉得没有。中国人学习自己的语言，就像我们国家妇女学习语言一样，并不了解语法术语和句法规则。我只是偶然发现了几处关于某几类词语的术语”[xiv]。马若瑟提到中国学者对编撰各种各样的字典更感兴趣，而鲜有人想到要去阐释母语的本质。如果我们对照清朝的治学风气和学术特点，确如马若瑟所言，清儒们当时所关注的是字书、音韵的研究，几乎少有意识地进行语法的探索，更不用说编撰专门的语法论著了。在马若瑟所处的康熙朝中后期，除了《虚字说》和《助字辨略》两本讲解虚词用法的专书，并无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语法书问世。从这一点来说，马若瑟说得并没有错。不过，傅尔蒙并不相信，因为他自己语法书中摘录有138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汉语语法书的书名[xv]，这些书其实是在《正字通》中所引证的字典和注疏本，如《说文解字》等，然而傅尔蒙并不清楚这些书籍真实的性质，还一直怀疑马若瑟故意扣着这么多汉语语法书不寄给他。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当时中国已经有数量如此多的汉语语法书，马若瑟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于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又怎会一无所知呢？ 1732年12月，傅尔蒙将自己的《傅尔蒙先生作品目录》连同一封短柬寄给了马若瑟，信中述说自己在巴黎很难对付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歪曲他手中的《汉语札记》一书，言下之意就是这样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不可能在巴黎出版。因此， 1733年10月马若瑟接到傅尔蒙的这封信时，他对这个朋友彻底失望了，他在回信中充满苦涩地写道： “您和我所设定的目标完全不同。我尽我所能使汉语学习变得容易和轻松，而您看来是想打击公众的热情，使他们害怕学习汉语。如果我在巴黎，出版了我的《汉语札记》，只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就能使人们学会说汉语，读中文书籍，用通俗和古典的汉语进行写作。可是如果使用您的对开本语法书，以及所有您能想象和创作出来的字典，我怀疑用十年的时间都不一定能使一个人有能力阅读‘四书’。此外，这些书的印刷出版将耗费巨资，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个人是不可能从字典里学习一种语言的。”[xvi] 从1728年底寄出作品到1733年10月第一次收到关于《汉语札记》的回复，马若瑟已经等待了差不多快五年的时间，对在欧洲出版自己的作品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他想到或许会有对中国和汉语感兴趣的人对藏在王室图书馆中的手稿给予关注，继而再次严肃地再谈到了该书，并批评了傅尔蒙想将该书占为己有的自私心理： “您说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歪曲您手中的这本《汉语札记》，如果这是出于嫉妒，为的是阻止您的工作，那他们就错了；如果是为了理解和学习，那还值得赞许。但是我不喜欢您的表达方式，说‘歪曲您手中的《汉语札记》’。我把这部作品及给您，清楚地知道托付的人是谁；但我从未想过您将是唯一的读者。我撰写该书就是给未来的传教士和所有像您一样对中国估计感兴趣的欧洲学者的，就是为了使汉语的学习过程变得容易。我创作这本书和其他作品时来自内心深处的动力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基督宗教的历史同世界的历史一样古老，创制汉字以及写作‘经’的那个或那几个人一定对基督有所了解……”[xvii] 傅尔蒙关于汉语和中国的不少认识都得益于马若瑟，马若瑟将他视为朋友和自己事业可能的接班人，但傅尔蒙却把马若瑟当做竞争者。傅尔蒙不但没有承认自己在撰写汉语语法过程中得到来自于在华传教士和旅欧华人的帮助，相反在书的序言中极力贬损马若瑟的作品。由于傅尔蒙对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手稿采取或抄袭或压制的不道德行为，尽管他后来成为了18世纪初期法国汉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在欧洲各国享有盛名，但他的人品和学养却一直为很多学者所诟病。 重见天日 （插图一：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汉语札记》手稿扉页，马若瑟拿到的书稿审阅意见书） 在我们现在看来，被马若瑟寄予厚望的《汉语札记》一书当时真是所托非人，傅尔蒙不曾为该书的出版作出过丝毫努力，为了自己的私利也不想向世界介绍这部书的真正价值。他出于嫉妒，将马若瑟的手稿压制在王室图书馆里，沉睡了一百年而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初，雷慕沙通过傅尔蒙的《中国官话》中知道了马若瑟的这部书，怀疑其就藏在王室图书馆内。由于当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管理员只允许小德经（Joseph Deguignes）进入藏书区查阅资料，雷慕沙抵住来自馆方的阻挠，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马若瑟的手稿，最终得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并且凭着一个学者的良心，在自己的《汉文启蒙》（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一书的前言部分介绍了这部作品，他说“出于对马若瑟神父的责任，我将这部手稿公诸于世，重新唤起大家的记忆”。[xviii] 因着雷慕沙的介绍，马若瑟其人其书才重为世人所了解，并最终确立了在西方汉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815年，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汉学教席，雷慕沙被聘为汉学教授，主讲中国语言与文学。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他在自己授课讲义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实用的汉语语法书《汉文启蒙》，1822年在巴黎出版。这部作品在西方人汉语研究历史上，首次对汉语作了逻辑综论及结构分析，被誉为是“第一部科学的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论述汉语语法的学术性著作”。[xix] 在《汉文启蒙》的前言部分，雷慕沙回顾了西方各国研究汉语的历史，介绍了汉语学习在欧洲的现状，以及作者编撰本书的目的、方法和特点。其中，他重点评介了在王室图书馆发现的马若瑟手稿《汉语札记》，认为该书第一次区分了汉语官话的文言和白话，深入分析了虚词的用法，举例翔实丰富。其特点在于马若瑟首次试图打破拉丁语的框架，力图以汉语自身的特点来分析汉语语法，通过大量的例句来展示语法规则，这种方法在当时尚属首创。雷慕沙指出：“昔人为此研究者，泥守拉丁文法原则。若瑟则不然，其所用全为新法，勿宁谓其摒除一切方法，即以语句之结构代替文法规则。质言之，习华语者重实习而不重理论。”[xx] 他觉得这部作品不太适合初学者，更适合那些已有一定汉语基础的人，他们可以将其作为汲取文学知识的一条捷径，否则只能把有限的生命，穷年累月埋首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名家文字之中。不过，雷慕沙也批评《札记》内容涉及面过广，太注重特殊用法，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一部真正的语法书。由于书中有超过一万两千个例句和五万个汉字，他认为这是既其优点，也是其迟迟得不到出版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被出版的原因。[xxi] 与傅尔蒙的行为所不同的是，雷慕沙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和胸襟，坦承自己这部《汉文启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汉语札记》的研究为基础和参考的，很多例句都来自《札记》一书。[xxii] 雷慕沙肯定了马若瑟在西方人研究汉语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作品的巨大贡献，他自己就深受马若瑟学习和教授汉语方法的启发，又结合当时普通语言学发展的新进展，创建出一套简明、实用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肯定。 艰难出版 《汉语札记》手稿被发现以后，在19世纪初并没有立即付梓出版，如雷慕沙所断言的那样，可能就是因为在欧洲难以制作如此多的汉字字模。雷慕沙据手稿誊写了一份精确的抄本，由于全书例句繁复，他还整理了一份原书所引之字词、短语的索引，附录其后，以方便读者查找。在雷慕沙抄本的基础上据说还有大约十个抄本在欧洲各国汉学家手中流传，其中包括克拉普罗特（Julius von Klaproth）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抄本。[xxiii] 事实上，这部作品的出版最终是由新教传教士完成的。 作为新教来华传教第一人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曾于1823-1825年期间短暂回到英国。在伦敦期间，他与金斯博鲁勋爵（Lord Kingsborough）有所接触，当时这位富有且热心学术的贵族正资助出版一部九卷本的《墨西哥古代文物》（Antiquities of Mexico, 1830）。 由于雷慕沙在《汉文启蒙》前言中的介绍，马礼逊听说了马若瑟的这部语法著作，有心将其出版，于是和金斯博鲁商议，由金斯博鲁出资 马礼逊将抄本带回了马六甲，因当地有一个印刷机构可以同时印刷既有汉字又有拉丁文的书籍。在英华书院1827的年度报告中宣称已经得到《汉语札记》的抄本，正在准备印刷，出版数量有限，望有兴趣者尽早提交购书申请。此后连续几年的年度报告中，亦有专文可了解该书的出版进程，由于《札记》一书篇幅浩大，汉字数量众多，刻制字模进度相当缓慢，困难重重，直到四年后的1831年6月才全部完成。[xxvi] 令人不解的是，马礼逊在出版时并未按惯例交代一下作者的生平，也没有提到附录索引的作者雷慕沙的名字。这一版本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1831年马六甲拉丁文本。巴黎外方传教会1893年在香港重印该书的拉丁文本。1847年，美国传教士裨雅各（James Granger Bridgeman）将该书译成英文，由《中国丛报》社在广州出版英译本。 （插图二：《汉语札记》1831年拉丁文本扉页，现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 （插图三：《汉语札记》1847年英译本封面，现藏香港大学图书馆） 当时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已经有多部语法专著在远东和欧洲本土正式出版，包括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1813）[xxvii]和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5），欧洲汉学家雷慕沙的《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1822），天主教传教士江沙维[xxviii]（Gonçalves, Joaquim affonso）的《汉字文法》（Arte China, 1829）等，其中不乏佳作，各有所长；但英华书院仍然耗费巨资，耗时数年将一百年前一位在华耶稣会士撰写的《汉语札记》付梓出版，并用作该院教授汉语的教材，由此可见马若瑟这部语法著作历经百年风雨仍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 《汉语札记》这部欧洲早期汉学的奠基之作，从耶稣会士之手转到欧洲汉学家，然后尘封在图书馆长达百年，最后由新教传教士才圆其出版之梦，其过程不可不谓艰难曲折。诚如有些学者分析的那样，在当时一手研究材料稀缺的欧洲，谁拥有了来自入华传教士寄自中国本土的手稿或资料，谁就能在尚处发轫期的汉学领域拥有权威的发言权。因此，正在成长中的专业汉学家们无不千方百计地与在华传教士取得联系，以求获得对中国研究的感性认识；如有可能获得某部手稿，那对自己的研究更是如虎添翼。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尚未形成“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资源共享意识，汉学家往往将所获资料据为己有，鲜少示人，更勿论公之于世，惠及学界了，不少珍贵的书稿也就此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值得庆幸的是《汉语札记》一书虽命运多舛，但总算得以出版刊行，留存世间，并在学者们的案头供研究之用，这对作者马若瑟也算是一个告慰吧。 [i]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31页。 [ii]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史》，（法）戴仁主编、耿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iii] 同前注，第44页，第45页。 [iv] 该书为《大学》译本，1662年刻于建昌。 [v] 该书为《中庸》译本，1667年在广州刻印了部分，1669年续刻于果阿。 [vi] 这部书的印本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笔者的师妹罗莹曾在该档案馆亲见此本，但遗憾的是档案馆不能拍照，这里对该书刻印细节的描述来自罗莹的介绍。在此向她表示感谢。 [vii] 关于殷铎泽的《中庸》译本的刻印细节，请参阅罗莹：《17、18世纪欧洲主要的<中庸>译本——兼论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典籍的西译及其刻印出版活动》，“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11，北京）会议论文未刊稿。 [viii] 马若瑟在信中不知何故没有直接询问傅尔蒙这部书到底情况如何，他间接地提醒傅尔蒙：“您忘了提到两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信札——其中一封是给比尼昂大人的，另一封则是给您所在的皇家碑文与美文学院的。因为当我得知那位杰出的绅士年已垂暮时，我就写了第二封信。不过现在我听他的侄子罗比斯特先生（Le Chevalier Robuste）说他并未到高龄，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非常高兴听到这些消息。另外，我寄给您两篇题词，希望您帮我挑选一篇放在《汉语札记》的扉页。”——马若瑟 [ix] [x] 下表为笔者根据傅尔蒙给比尼昂的报告整理而成而来，参考了许明龙先生在《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提供有关原始文献材料，请参见《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246-249页。 [xi] 即汉语中的虚词。 [xii] 傅尔蒙在《中国官话》序言的第17页到24页引用了一封给马若瑟的回信来评论《汉语札记》，标题是“1732年寄给马若瑟的一封信”，但当代学者Lundbaek认为这封信并未曾真的寄给过马若瑟，极有可能是傅尔蒙在1737年出版《中国官话》时杜撰出来的，因为马若瑟从未对这样一封严苛批评《汉语札记》的回信作出过任何回应。参见《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33-135页。 [xiii] Abel Rémusat,Le P.J. Prémare, Missionaire a la Chine, Études Biographque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272-273. [xiv] 马若瑟 [xv] 这份书目在《中国官话》（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1742）的俘虏部分，许明龙先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查阅《正字通》时发现，该书附录的每一种书名上端，都有傅尔蒙写的序号，此序号与《中国官话》中所附的书目序号基本一致，由此可见，《中国官话》所谓中国语法书的书目所采用的正是《正字通》的附录书目。 [xvi] （丹麦）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78页。 [xvii] 同前注，第79页。 [xviii] Abel Rémusat,Le P.J. Prémare, Missionaire a la Chine, Études Biographques, Nouv.Mél.As., II, Paris : Schubart Heideloff, 1829, pp.272-273. [xix] （法）艾乐桐：《欧洲忘记了汉语却“发现”了汉字》，张冠尧译，《法国汉学》，1996年第一辑，第182-198。 [xx] 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p.ix-x. 另见（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31页。 [xxi] 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x. [xxii] 参见Abel Rémusat, 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réface, pp.xviii, xxii. [xxiii] Henri Cordier, 《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文殿阁书庄，1938年，第三册，1664-1669。 [xxiv] 金斯博鲁勋爵在 [xxv] 在儒莲的抄本第386页的末尾有儒莲的签名，并一个小框，中间写有一段拉丁文，声称此誊写工作 [xxvi] [xxvii] 该书扉页还有一个拉丁文书名“Clavis Sinica”。 [xxviii] 又名公神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