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梳理中国文化外传的历程
发表刊物: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学术文集
出版时间:2013
作者:张西平
梁启超当年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历 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 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所谓“中国的中 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直至秦统一。 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之 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 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 至当时。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开始与西方民族交流并产 生激烈竞争之时代。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梁公这样的历时性划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中 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中国的地缘有一定的封闭 性，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从乾隆年间才开始。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 如果从汉籍传入为起点已经有一千多年①，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也可追溯到久远年代，在汉书中已经有了 “大秦国”的记载②， 而早在希腊拉丁作家的著作中也开始有了中国的记载，虽然在地理和名称上都尚不准确。③我曾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划分为 “游记汉学阶段”、“传教士汉学阶段”和“专业汉学阶段”三 个阶段，④虽然这样的划分有待细化，但大体说明欧洲人对中国 认识的历史进程。这说明中国文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封闭性 的文化，它是在与外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会通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梳理中 国文化外传的历程，这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本质所要求的。唯有 此，才能真正揭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由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所主持，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正是秉承着这样的学术理念展开着自己 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这套书系原由已故的学术大师任继愈 先生主编，他在书系的总序中说“为了涵盖古今汉学进展的全面状况，本书系分为三个系列：一、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 二、当代汉学名著译丛；三、海外汉学研究（著作）”。这样三 个系列的安排体现了编者对展开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和影响研究的基本设想和理解。
①参阅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参阅（德）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大象出版社如09年；（美）费 雷德里克.J.蹄加特著，丘进译：《罗马与中国》，大象出版社加09年；（英） H.裕尔著，张绪山译：《东域记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
④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华书局2009年。
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西方汉学大体经历了 “游记汉 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三个时期。这里所说的西 方早期汉学主要指“传教士汉学”，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较之 “游记汉学”时更为可靠、更为准确。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西 方汉学在学术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对 中国来说，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裂”的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 不仅有满人入关、明亡清兴改朝换代这样的大事，还有西方文化的传入、天主教的入华，中国传统思想第一次与西方思想相 遇。徐光启的入教、李贽与利玛窦的相见对中国思想文化来说 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震动中国文人的不仅仅是天学、算学、地图、自鸣钟，还有一整套与之伴随而来的宇宙观念、思维方 法、宗教信仰。
心学衰而实学兴。乾嘉汉学的大师们重考证、讲版本，开 始抛弃空疏的心性之学而向经世之学转化，这里不能不讲传教 士所介绍的西学的作用。梁任公认为“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 学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胡适认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如顾亭 林、阎若璩、戴震都曾先后受启于利玛窦等人的著作。这样， 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把入华传教士的中外文著作纳入西方汉学的整体历史发展之中，那么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与明 清思想史的研究紧紧连在一起的。
其实，对中国来说，早期汉学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学术的梳理与发展上，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文化变迁，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对前者来 说，晚清以降的思想裂变一直是中国学界所关注的焦点。现在看来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化的探寻必须上溯到明清之际， 必须将视野扩展到传教士的中外文著作和徐光启等人的思想。
一旦视野扩展到明清之际，就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有一个 更为全面的思考。
对西方来说，对早期汉学的研究至少有两层意义。从学术 而言，1814年以后的专业汉学是在西方早期汉学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尤其是我这里所特指的“传教士汉学”。雷慕沙1815 年1月16日在法兰西学院第一次开汉语课时，用的是马若瑟的 《汉语语言札记》手稿，而德金则一直保持着与宋君荣的联系，并将整理宋君荣的遗稿作为其研究任务。法国19世纪东方 学的巨头们则一直关注着传教士汉学名著《中国杂篆》最后一 卷的出版。这是说“专业汉学”在其诞生的初期，其学术文献 和资料都是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西方汉学已成为西方庞大东方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一支，我们若要把握好 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则非要从早期西方汉学 入手不可，因这是其整个学科的根，它的全部基础。
从思想史来看，西方早期汉学已构成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变 迁的重要因素。自大航海以来，西方文化在精神侧面一直在发 生着变迁，神奇的东方一直是西方文化关注的方向。尤其是经 “礼仪之争”之后，中国一下子搅动了整个西方。耶稣会、道 明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及其他入华各个修会的传教士纷纷著书 写文，申辩自己的立场，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以致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各省份情况的了解甚至比对法国本土还要熟悉。这期 间西方早期汉学的文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时法国最伟大的 历史学家圣西门说，“这场礼仪之争产生了惊人的后果”。
这一 “惊人后果”之一，就是一批启蒙思想领袖对传教士 汉学成果的利用。在这些进步思想家手中，中国传统思想经过 他们的剥离与解释成为其战斗的武器和旗帜。
“惊人后果”之二，就是引发了持续将近一百年的欧洲 “中国热”，中国文化已不仅仅是在思想家的书斋中孕育，催 生出启蒙的思想，而且在大众生活中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个意 义上，传教士汉学实质上是近代欧洲文化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若不从欧洲思想本身的变迁来研究这批文献，就无法评估 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对“西方早期汉学”的研究无论是对中 国，还是对欧洲，都是极为重要的学术论题，尤其是对重新 理解世界体系，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有着重要 的意义。
大象出版社“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中“西方早期汉学经典 译丛”名下的书基本上揭示了西方早期汉学的多重学术意义。 这个系列中的每一本书都是西方早期汉学的精品之作，其中有 些书在当下的世界学术范围内也极有原创的价值。例如由捷克汉学家高马士从拉丁文翻译成捷克文，而后由北外欧洲语言文 化学院丛林教授翻译成中文的，捷克来华第一人严嘉乐的《中 国来信》，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文版和捷克文版，没有英文版；同样，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在德国学 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这本书没有德文的全译本，而 只有中文的全译本，因为，当年用拉丁文出版的在华传教士苏霖的一封近三万字的长信，即便对今天的德国学者来说完全翻 译成德文也有相当的困难，但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组织汉学 家直接将其从拉丁文翻成了中文。可以这样说，大象出版社的这套“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在今天的全球学术范围内都具有原 创性，中文出版界在这方面已经开始领先于英文出版界。
“当代汉学名著译丛”侧重当代域外的著名汉学家著作 的翻译，在这个系列中几本关于西方当代汉学家对儒学研究的翻译著作尤其应引起注意。顾立雅的《孔子之道》、葛瑞汉的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于连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罗哲海的《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可以说本本 都是经典，本本都是好书。在此中国文化和思想重建之际， 中国本土的学者“今天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 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 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
(余英时）。实际上汉学（中国学）的引入使学术转型中的中 国本土学术界有了一个参考系，并为我们从旧的学术“范式” 中走出，达到一种新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思路，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在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上，从我们悠久的文化 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
中国是汉学的故乡，对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自然 有着国外学者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学术和文化视野，促进了我们观念和学术的发 展，引进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 的变革与发展，因此，立足中国文化的立场，会通中外，打通古今，通过对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推动 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文化的重建，也成为我们出版这一系列的根 本目的。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这个系列主要是反映中国学术界 对域外汉学研究的成果。严绍璗先生在谈到近三十年来海外汉 学（中国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 学（汉学）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 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也 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 也许可以说，这是20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 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在这个系列中胡志宏的《西方 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王建的《神体儒用：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汉学发达史》、 《俄罗斯汉学史》、《欧美汉学的历史与现状》、《传教士汉学研 究》、《莱布尼茨思想中的中国元素》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研究的历史，虽然种类不多，但基 本涵盖了近代以来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史，在国内诸多的关于 海外汉学的出版物中，仅仅大象出版社的这套书系具有这样的学术视野。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热情前所未有，各种关于 域外汉学的翻译丛书、研究丛书先后不断出版，但大象出版社 “国际汉学研究书系”这样具有明确学科意识、清晰学术理念 的丛书并不多见。这个书系有三个最明显的学术特点：
第一，注重从原点上展开对西方汉学史的梳理。“国际汉 学研究书系”的主旨就是探索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 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的观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 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 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 国学）的发展史。
李学勤先生认为，当下国内的汉学研究主要是汉学史研 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如果梳理不清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你就很难说清它的学术意义。西方汉学界对此并不是很自 觉，尽管也有一些关于他们自己学术史的著作，而对中国学术 界来说，从事学术史研究是中国学术治学的重要方法，从《宋高僧传》到《宋儒学案》，中国学术界从古至今都将学术传统 的继承作为学术展开的重要内容，这就是“接着说”。近年来 由于中国学术界加大了对域外汉学史的研究，从而也促使了他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例如《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及 视角》就是德国汉学界近年来开始自觉地对自身学术史的回顾 和总结。如果中国当下的国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新国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就是与海外汉学展开对话，那么关注世界各国 的汉学研究，系统梳理各国的汉学历史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个方面，北外海外汉学中心做的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西方汉学史的梳理。在这个书系之外2008年大象出版社的《马礼 逊文集》应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是近二百年来在中外学 术史上首次对马礼逊著作的大规模整理，这个文集具有极高的 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对域外汉学史的梳理和研究有助于系统地把握各国汉学的 嬗变、学派、师承。在这个过程中将最有代表性的汉学著作翻 译成中文，这个工作虽然已经展开，但对于有着近千年的东亚汉学来说，对于有着四百年历史的西方汉学来说，学术界做的 仍是有待努力的。系统的翻译和研究各国汉学的名作，梳理各 国汉学的历史将是我国学术界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
第二，注重汉学研究与国学研究的互动。海外汉学（中 国学）从其诞生起就同中国学术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 是西方汉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现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现代的汉学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 学术之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汉学家们互动的结果。在这个意 义上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提出“汉学之国学”是有一定的道理 的，如他所说“汉学化的国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界化的， 就是跟世界学术的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当年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国学院在国学研究上主要是吸收西方 汉学和日本汉学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的学问在世界学术空间中 展开，与国外汉学展开积极的对话，同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展开积极对话，这才是今日国学发展之正确的途径。
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进行当代汉学名著的翻译出版 时，始终将其和当下中国学术的发展紧密相连。1999年出版 《二程兄弟的新儒学》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就同国际儒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等单位联合召开了 “二程哲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张岱年先生亲临会议，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今年在罗 哲海的《轴心期时代的儒家伦理》一书出版后，海外汉学研究 中心同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德国波鸿大学汉学系等单位联合召开了 “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的 国际学术研讨会，大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陈来、杨国 荣、单纯等参加了会议，通过罗哲海书的出版研讨中国思想的普世性价值，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重建提供学术的基础。
第三，注重汉学研究的多样性。目前中国大陆对域外汉 学介绍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汉学和日本汉学（中国学）的介绍，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注意汉学研究的多样性是我们展开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时所必须注意 的。在这点上，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充分发挥了它立足于北 京外国语大学的优势，在对域外汉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充分注意了汉学的多样性特点。在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 中有捷克汉学家高马士翻译的著作《中国来信》，有波兰汉学 家爱德华的著作《中国的使臣：卜弥格》，有法国汉学家于连 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有德国汉学家罗哲海的《轴心期时代的儒家伦理》，有西班牙汉学家闵明我的 《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纪》。在对域外汉学的研究上既 有对英国汉学的研究，也有对比利时汉学家的研究（《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研究》）；既有对德国汉学的研究，也有对俄罗斯 汉学史的研究。在这套丛书中我们读到了世界主要国家汉学家 的翻译著作，看到了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足迹，体会到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丰富画面。
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的合作已经有了 14年 的历程，去年在任继愈先生去世时我曾写文回忆他在促成这个 合作中的重要作用。那是，“ 1996年的深冬，京城飘起了雪花， 当时我和大象出版社的社长周常林、总编李亚娜、副主编崔琰一起走进了任先生南沙沟家中的客厅，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会 谈。”任先生高度称赞了大象出版社的学术眼光，他说：“现在 商业化思潮弥漫中国出版界，大象出版社能将海外汉学研究的 学术出版作为全社的长期战略发展方向，非常了不起。”大象出版社和任先生有着长期合作的关系，当时由任先生所主编的 《中国科技典籍汇编》刚刚获得了国家图书提名奖。周社长当 时说：“由任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能在大象出版，标志着 大象社要长期支持海外汉学研究的出版，要在海外汉学研究出版方面使大象成为全国出版社中的旗帜。”他还设想将来在大 象可以设国际汉学学术奖，全球的汉学研究学会也可以落脚在 大象社。任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想法，他说，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文化也要走向世界，要做好这一点，研究好海 外汉学是很重要的。就这样，在任先生的家中定下来《国际汉 学》将长期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同时大象出版社还将出版由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由任先生任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 书系”
一个出版社连续14年和一个研究所合作，无论风云如何变 化，无论人事如何变更，双方都矢志不渝，为一个共同的学术 理想而努力。14年风雨春秋，北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经成为 国内研究域外汉学的最重要的学术机构，而大象出版社所出版的《国际汉学》和“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已经成为其出版 的品牌。
这是一个出版社和学术机构合作的典范，它记载着近十余 年来中国学术的进步和出版社对学术理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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