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为什么冷落赛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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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 女权主义者为什么冷落赛珍珠
发表时间 : 2012.04.13
发表刊物 : 中华读书报
赛珍珠：被女权批评冷落的女作家
顾钧
2012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是第三位获此殊荣的美国作家，但长期以来，她在美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其中原因复杂，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身为女作家是赛珍珠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发展，不少长期被男性评论家冷落的女作家被 “发现”且得到研究。在此过程中，《诺顿妇女文学选读》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其自1985年初版后，分别在1996年和2007年推出第二、第三版。这是一部建构女性自身文学传统的重要选本，由著名女权批评家吉伯特和古柏编选，旨在肯定妇女的文学成就，收入或节选了英美及其他国家150多位作家的作品。但在此书中，却未见赛珍珠的作品，在其序言和各时期的简介中也未提及赛珍珠。为何一向以女性文学为自豪的女权批评家，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得主赛珍珠及其作品视而不见呢？
人物形象女性自我意识薄弱
赛珍珠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坚强、聪明、能干，且往往使自己的丈夫相形见绌。如在《大地》（1931）中，当全家面临饥荒时，阿兰鼓起勇气宰杀了公牛，而王龙却优柔寡断；当王龙为全家逃难到南方后无处栖身而一筹莫展时，是阿兰想出了盖房子的办法，并且也是她第一个开口讨饭，使全家渡过了难关；在“抢大户”的过程中，又是阿兰运用自己在有钱人家当女佣时学得的经验找到了藏珠宝的地方，而王龙在此过程中显得茫然无措。又如在《母亲》（1934）中，“母亲”的丈夫被描写成一个贪图安逸、享乐的人物。为了追求城市生活，他抛弃了家庭。于是“母亲”承担起全部责任，从其身上充分体现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种种美德：勤劳、节俭、吃苦耐劳。“母亲”的身上虽也有一些弱点，但是无足轻重的，正如诺贝尔奖授奖词中所说：“‘母亲’在赛珍珠的中国女性形象中是最完美的。”
出版于1946年的小说《群芳亭》，是赛珍珠继《母亲》后另一部以描写女性为主的作品。小说以精明强干的吴太太为中心展开叙述：她在过完40岁生日后，主动给丈夫娶了小妾，并与其分居；她一方面仍主管着大家庭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读书、思考，寻求实现自我价值；在与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安德雷的精神交往中，她的思想更是得到升华，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
从上述分析可看到，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都相当地光彩照人，且“给人留下了最强烈的印象”。但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所看重的并不是女性坚强的外表，而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强弱。在上述三位女性中，阿兰的女性自我意识是最弱的，她在一生中几乎事事听从王龙，即使是自己所珍视的两颗珍珠，在王龙的无理索取下她也默默地交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王龙做的最残酷的一件事，因为他不仅拿走了两颗珍珠，而且扼杀了阿兰本即薄弱的自我意识。
与阿兰相比，“母亲”的自我意识稍强一些。当爱慕虚荣的丈夫要乱花自己的钱时，“母亲”与其争吵，而不像阿兰般默默忍受。但当丈夫离家出走后，她的自我意识不仅没有张扬，反而萎缩了。她先是通过伪造书信，极力掩藏自己被抛弃的事实，后又谎称丈夫已死，目的不是为了从此可以独立地生活，而是为了依附于另一个男人。当她后来被人始乱终弃后，孩子成了生活的唯一寄托。她为小儿子的死亡而痛苦，为孙子的出生而喜悦，但始终未能找回失去的自我意识。
《群芳亭》中的吴太太在40岁以前和阿兰、“母亲”没有多大差别，也是以丈夫和孩子作为自己生活的中心，但步入不惑之年后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却一下子凸现了出来：“我要在剩下的岁月里集合我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我将细心保护我的身体，不是再去让男人喜欢，而是因为我住在里面，我要依靠它。”所以，在过完40岁生日后，她主动要为丈夫娶妾，使自己解放出来。与阿兰、“母亲”相比，吴太太的自我意识显然要强得多。但她同样未能走出男权的藩篱，其举动所支持的仍是“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为丈夫娶妾，固然是解放了自己，却未意识到这是以牺牲另一个女人为代价的。
由此可见，赛珍珠作品中的女性尽管性格各异，但她们均程度不等地接受了男权统治。这或许就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避谈赛珍珠的原因。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衡量价值的一个前提就是，要看女性形象是否向女性建议一种反传统、建设性的生存方式。以此标准来衡量，阿兰、“母亲”乃至吴太太的形象确实乏善可陈。
关注文本外的事实
其实，作为一位女作家，赛珍珠一直关注女性及其自我实现的问题。早在1936年，在为自己母亲写的传记《流放者》中，赛珍珠就对宗教事务中的男权现象表达了不满：“我痛恨圣保罗，而且我想，所有真正的女人一定都憎恨他，恨他过去对像凯丽这类妇女的所作所为，这些生而自由的骄傲女性，就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永遭天罚。我为她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新的时代，圣保罗的观点已失去控制力。”
赛珍珠的女权主义观点后来集中体现在1941年出版的 《关于男人和女人》一书中，《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将此书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著作相提并论。在此书中，赛珍珠如此看待男女间的“差异”：“我相信，除了遗传学上和生物学上的差异外，男女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当然不比两个女人之间或者两个男人之间的差异更大。”显然，她认为男女是平等的，所谓男女的差异只是在历史上被建构的。此观点与波伏娃对妇女解放前景的描述完全一致。遗憾的是，她在创作中并未充分展示实现此目标的可能性。
在《妇女与小说》一文中，伍尔夫开篇写道：“对本文的标题可以有两种理解：它可以是指妇女与她们所写的小说；它也可以是指妇女和关于妇女的小说。作者故意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因为，和作为作家的妇女们打交道，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富有弹性；很有必要给自己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探讨除了她们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情，因为，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与艺术毫不相干的环境条件的影响。”作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伍尔夫的视野显得比较开阔。按照她的观点，作品外的其他事情也在可探讨之列，探讨不仅会使研究者“写出一本惊人有趣的书，而且将向批评家提供一件他们目前所缺乏的武器”。在此文中，她还从外部解释了19世纪英国小说大量涌现的原因：“其先驱征兆，必然是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无数细微的变化。19世纪的妇女有了一点闲暇；她们受了一些教育。自己挑选她们中意的丈夫，对于中、上阶层的妇女来说，不再是罕见的例外。而四大女作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没有一位生育过子女，其中有两位没有结过婚，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
遵循伍尔夫的思路研究赛珍珠，可发现后者的一些特殊之处：长期生活在异国，并在异国开始写作；在对国内文坛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一举成名；第一次婚姻失败并生下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女儿，第二次结婚则是嫁给了自己原先的出版商。这些事实尽管是文本之外的，但对20世纪的妇女文学研究应有所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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