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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一去 大树飘零 ——五四人物之蔡元培 棹兮 绍兴昌安门内，有座高不过百米的蕺山。山南有戒珠寺，相传是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所置的别业。我们可以想见他在别业中任意泼墨的情景，那“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行书自笔端从容流泻。有一回，王羲之被人骗了一幅字，气恼之下把心爱的飞狐笔掷出窗外。谁知，飞狐笔竟在巷子里飞了很长一段路，于是就形成了“笔飞弄”。狭长的笔飞弄，眷恋在古城一角，躲开了扰攘喧嚣。滑溜溜的青石板上，透出深深浅浅的水墨经脉，仿佛“书圣”当年留下的“伏笔”，而为这久远“伏笔”写“照应”的，是千年后一个叫蔡元培的人。 公元 甲午海战，清帝国一败涂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夙愿，随着累累战骨沉入黄海波涛。百日维新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匆匆收场，富国强兵的梦太沉重，单凭书生的三寸唇舌是圆不了的。那些不惜以颈血涂抹青史的士大夫，除了换得英名永垂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兴亡重温百年计，于是，在这一年的晚秋，蔡元培挂冠出都，作别宦海，解缆南行，踏上了教育拓荒与革命启蒙之路。教育是群体的事业，然而落实到每个灵魂深处，都是个人的决断与担当。蔡元培放弃了苦读所博取的功名，不去做文学侍从之臣，在他改弦更张的背后，分明跳动着一颗报国的赤心。那时他三十多岁，锋芒很健，一次晚宴，酒过三巡，竟高举右臂大喊：“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1904年，慈禧生辰，他在自己创办的《警钟日报》上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有“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的意思。 民国初年，蔡元培当上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大总统袁世凯来巡视时，他只在会客室随便接待了一下；临别，也只送到会客室门口，绝不多走一步。后来又因不满袁独断专行而愤然辞职，远赴德、法等国学习考察去了。 留洋归来的蔡元培，视野更加开阔，曾经策划暗杀、激扬文字的猛士，一变而为“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他倚风长啸，自双眸深邃处，投射出一股灵光，凝聚着无穷的历史感悟，在作邈远之想的同时，用笔却更着力于眼前。 蔡元培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正气下沉、浊气上扬的烂摊子。也许得与失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冒险，不冒大的风险便成不了大的气候。对年近五十的蔡元培来说，执掌北大就是一次大的冒险，而他所凭借的，除了理性的观察与全局的谋划之外，便只有历史所赋予他的激情与活力了。 蔡元培的第一手棋，走的就是《新青年》这个新布局。当时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不久，请来了西方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来救治中国的痼疾。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纵横笔墨，激扬文字，“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削灭也”。蔡元培被其敢言的热情与能言的本事所折服，认为自己正寻找的北大文科学长非他莫属。 1916年岁末，蔡元培几乎天天看望陈独秀，来早了，就坐在房门口等候。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见诸葛亮昼寝未醒，就拱立阶下。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诸葛亮的鼾声，在起落间轻抚着刘皇叔的耳膜；但冬日清晨的寒风，凛冽刺骨，对求贤的蔡元培来说，却是一种考验。那份拳拳诚意与求贤若渴的期待，最终打动了陈独秀的心。 北大的整顿，随着陈独秀的就职拉开帏幕，而陈所带来的决不仅仅是一肚子学问，更带来了一份“新青年”的活力。毫不夸张地说《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都无法替代的，至今没有一份刊物能与之相比。它就像一块硕大的磁石，吸引了所有骨质中含铁的有识之士。 1917年９月１０日，胡适留美归来到北大任教。当他讲《中国哲学史大纲》因“另起炉灶”而遭人非议时，蔡元培全力支持，并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又聘请时年28岁，只在日本读了两年大学但已发表论著诗文百余篇的李大钊担任图书馆馆长，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此外，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沈尹默，以及后来的刘半农、鲁迅等等。上述这些响当当的青年才俊，都是《新青年》的撰稿人。 前清遗老辜鸿铭，守旧顽固，但他却深谙欧美文化的精髓，精通英、法、德、日、俄等9种外语。蔡元培不顾人们的激烈反对，请他讲学，以展其长才。最初辜鸿铭梳着小辫来上课，引起学生哄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在教室、社交场合、座谈会上，“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 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各种思想云集，精彩分呈；各色人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为北大校园的一大奇观。有了阳光、空气、雨露，北大从冬日的沉寂中苏醒，仿佛蓓蕾，吐露出馥郁的芬芳。 蔡元培“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身为大学问家，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都多有建树，却从不替自己争名位，尽量把开课的机会让给别人，力图营造一种理解、信任、尊重的氛围；他怀着庄严的豪情践履自己的使命，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宏大的气度使中国的学术在夹缝中出现生机，使民族的文明在经过西方思潮的涤荡后得以存活承传。他好像体操运动员在侧空翻过后，博得满堂彩，正如歌中所唱“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从头细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蔡元培希望“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教会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情境下，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五四运动之后，他身处两难之境，既要承仰上级官僚的鼻息，又要在学潮风波中忍煎受熬，最后，心灰意懒，“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远走法国去了。 没有了蔡元培的北大，仿佛遮阳伞断了骨架，在暴晒之下，全无精气神。北大的盛宴没有了主家殷勤的照应，随即也散了，先前的热闹象焚过的花纸，绚烂繁华都不留痕，一撮灰扬到空中飞个干干净净。80多年前，先生埋下“自由”、“ 独立”的种子，期待能结出硕果，可怜竟成梦影。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