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书写中国文化———北外汉学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访谈
在世界书写中国文化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访谈
谢颖
编者按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覆盖面扩大，如今在世界各地，“中国文化热”屡见不鲜。在此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什么经验？有哪些不足？随着实践的丰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报记者专访著名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请他讲述学术视野中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文化“走出去”需学术支撑
问：张教授您好！您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方面做了很多基础性研究，如最近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数据库、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等，体现出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答：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这些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日益频繁，我们在实践的层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文化演艺方面，中国的表演艺术团体频繁在国外演出；国际汉语教育方面，孔子学院遍及全球；此外还有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局面，并逐步走向深入。在积累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迫切需要系统总结和评估。
简单地说，我们要弄清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不是用模糊的描述，而是用具体实际的数据和细节来体现。只有准确地统计和分析，才能有的放矢，为对外文化交流和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提供数据支撑，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提供支持，从而使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取得更大的成效。在这方面，我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数据库”的例子来说，它既包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各项数据，如外文图书目录、政策法规数据库、文化艺术数据库、出版数据库等，还包括世界看中国的各项数据，如中国典籍外译书目、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据库、中国学研究外文文献等。这些数据资料非常详尽，为学术研究以及传播策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比如我们要做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翻译英文的项目，那么首先就可以调查相关数据，弄清楚有哪些经典文献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哪些译作很成功？是否有这方面权威的汉学家？如果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就匆忙上马，恐怕会产生问题，也有可能造成重复建设。所以，“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数据库”是一个为整体文化“走出去”做基础服务和基础研究的项目，应该站在国家文化“走出去”的角度将其建设好，没有坚实的学术支撑，没有站在国家立场上的基础性数字的收集和整理，文化“走出去”就会不协调。
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存在哪些问题？
答：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行为，处于国家宏观战略的层面，是与政治经济相匹配的。对我国来说，文化“走出去”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们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在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并没有主动地走出去。从近代来看，又有其时代局限性。对学术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目前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文化传播的规律认识不足。文化传播有其特殊规律与特点，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如果用生硬的方式，很难获得好的效果。在这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民间力量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民间交流的灵活性和贴近性。
二是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够。文化对外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对传播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虚心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如此广大，经济、文化差异如此巨大，每个地区都会有其特殊性。只有了解各个对象国或者对象地区的特点，掌握文化传播对象国或者对象地区的基础数据，才能分析出科学的策略。同时外部世界的经验还能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更加辽阔。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通过加强学术研究，才能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此外我国在世界许多学术领域还是空白，比如语言学。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汉语成为外部世界的通用语言还有极其漫长的道路，外语的强大是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前提。几年前我曾经参加世界著名大学亚非院长会议，一位法国的学者告诉我说，北京外国语大学有50多个语种，但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有100多个，哈佛大学是90多个。这显示出我们在外语能力建设上的不足，这方面国家应培养并储备多一些小语种的人，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外语能力强大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
问：这样看来，学术研究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答：是的，必须加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与影响的学术研究，刚才谈到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学术的支撑才能得到完善解决。一是加强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如果对不同国家、地区在接受中华文化的情况一知半解，那么很难做出科学的决策。二是要放开眼界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只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研究时，中华文明的价值才会超出其地域的局限，在全世界展现风采。中国文化的迅速发展，走出去的规模日益加大，学界的研究也应跟上步伐。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追溯
问：从历史来看，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并不是当代才有的，事实上，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西文化曾有过密切的交流，您对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有多年的研究，能从历史的角度简单解读一下么？
答：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随着东西方交通的畅通，中国和欧洲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不过早期还停留在交换器物的水平。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元代来到中国，据说还被派到扬州当了几年“父母官”。当然也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源于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只字未提儒家、长城等代表中国的词语。不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欧洲，哥伦布大航海的动因之一便是寻找契丹———《马可·波罗游记》中富饶的东方。
到了16世纪，传教士的到来使中西方真正在文化、文明的层面展开交流。比如明朝万历年间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两方面做出卓越贡献，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性人物。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他和徐光启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产生重大影响，他所绘制的《万国舆图》在明清先后被翻刻12次之多，受到广泛喜爱。同时，他仅中文著作就有20多部。此后一两百年间，《论语》、《道德经》、《诗经》等传统经典都有了不止一个语种的译本，甚至连《洗冤录》这样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都被翻译了。其中不乏很高学术水平的作品，如宋君荣的《中国天文史略》和《中国天文学纲要》，通过考证《书经》、《诗经》中的日食来考察中国纪年，其方法和今天我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差不多。
问：这段文化思想的交流史并不被人所广泛了解，研究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有怎样的启示？
答：16到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彼此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真正体现出平等的，“和而不同”的境界。那时“中国热”遍及欧洲，今天在欧洲仍能看到一些当时建造的“中国宫”，体现出对中国“小桥流水”、“天人合一”的建筑审美的喜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被如此喜爱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对于西学的态度既不趋之若鹜、盲目附和，也不孤芳自赏、拒之门外，而是以一种平稳的心态来看待，并融入中国文化自身反省和思考。所以，这段历史在今天仍有极大的魅力。
晚清以降，国家衰落而被西方列强欺侮，国人在精神上陷入低落。这一段时期中国的文化发展是一个以“西”为师的过程。这与16到18世纪是完全不同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中，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前提是平等和尊重，回顾近4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历程，应当对中西关系做一个新的说明。研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有助于我们在当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中树立文化自信，文明之间互鉴，进行平等对话。
对文化传播的跨文化思考
问：现在说说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华文化研究，这指的是海外汉学研究么？
答：是的，如果中国文化“走出去”对海外已经展开的中国学术文化研究不了解，会产生相当多问题。“汉学”这个概念从中国学术史来说主要是清代乾嘉考据之学，但海外汉学指的不是中国思想上的学派，而是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研究的学问。中华文化从汉唐时起，就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化，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和世界已经在文化上开始融合。经过400多年的传播交流，中华文化影响遍及世界。海外汉学的拓展标志着中国学术在世界范围展开，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标志。现在全球有近万名汉学家，每年出版的汉学著作有几百部，很多汉学家都是其本国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做了大量工作。以前很长时间里，我们对这个领域关心不够。中国文化要显示世界传播的意义，应当加强与海外汉学的沟通互动，了解他们的队伍和成果，从而更好地合作。
问：对于海外汉学，这样的疑问可能是很自然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能比我们自己的研究好么？关注海外汉学研究有什么用？
答：这要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海外汉学是“内学”。中国是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国学术史在近代发生重大变化。从1905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中国的知识体系和记述方式被改变：从传统的在“经、史、子、集”的范围内展开自己的学术活动转变为现代西方学术所确立的历史、哲学、文学、考古、社会学等现代学术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9年来到中国，他将其在敦煌发现的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中国学术界由此知有敦煌遗书。罗福苌和陆翔分别在《国学季刊》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翻译发表了伯希和编制所获部分敦煌汉文写本的目录，由此，开启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又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作为一部重新构拟古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奠基之作在中国发表后，受到赵元任、李方桂等中国现代语言代表人物的高度评价，并由此而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走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路数，开启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汉学是中国近代学术变迁的重要支脉。
其次，海外汉学的确是“外学”，虽然它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但理论的框架、文献背后的解释方法都是西方的，是西方学术体系中一部分。我们要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做跨文化研究，这样也有助于激活我们自己的思想。所以，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问：其实，海外汉学本身就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具体体现。谈谈您对学术“走出去”的看法？
答：前面我们说了要加强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学术研究，但同时，学术“走出去”本身又是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内容。我总说，语言教育是基础，文化交流是途径，传媒宣传是手段，人文社会科学是核心。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成果一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最终能够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层次和水平，形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合力，为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服务。这里所说的学术，并不只是研究中华历史文化，还包括社会科学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研究。吸收西方的经验，消化为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在世界的平台上展开对话。
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学术的演进是非常缓慢的，要经过一代代人微小的进步才能形成。所以，我们不能把文化“走出去”视为建房子、修铁路那样可以很快完成的“工程”，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不能急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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