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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狀 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①]，是指由明帝国官方派往朝鮮的使臣作家群在奉使朝鮮的政治活動中所創作的文學文本的總稱，在文體上以詩歌為主，同時還包括了少量的文和詞。有明一代，出使朝鮮的文官使臣在奉使活動中形成了較為固定的書寫慣則，留下了為數眾多的此類文本。目前，國內學界已有部分學者有意識地對域外記志詩的版本給以細緻地考辨並在此基礎上對其文學價值給以適當地評估[②]。但是就此類研究普遍使用的理論工具來看，仍是以較為單一的文學理論框架下諸如創作論、風格論、價值論等以文本本身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範疇，客觀上造成了對文本與作者身份關係的忽視或疏離。而在這些域外記志詩的研究中，對作者身份的關注是至關重要的。闊而言之，使臣作家們特殊的奉使身份及其必然參與的外交活動是域外記志詩誕生的直接語境，使得此類文本不能完全等同于明帝国疆域內文人的自由寫作。使臣的文學敍述是在明帝國與朝鮮的朝貢關係[③]的特定語境中創作的，由此使臣的域外記志詩已不單純是文學審美化的書寫，而當進一步視為使臣身份向文學/文化層面的延拓。由此，本文將使臣身份作為解析域外記志詩的關鍵，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對域外記志詩給以恰當的定位。 一、使臣身份觀照下的域外記志詩 如前所述，奉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與明帝國域內的文人寫作並不完全相同的主要原因在於使臣的特殊身份。從有明一代奉使朝鮮使臣的統計來看（見附表），使臣可以分為文官、武官和宦官，其中文官使臣是域外紀事詩的主要創作者，其特殊的作家身份与明帝國無法分開審看。 首先，就文官使臣職務而言，他們大多數都是來自明帝國翰林院、六科、行人司的中央官員。在這三個部門中，除了行人司“專職奉使”等職能相對單一之外，按照明代官方文獻的記述，翰林院和六科在帝國整個行政系統中處於核心地位，翰林院和六科的朝廷文職官員即是國家最高行政機構的負責人。在這一群體中選拔出的奉使官員，在出使朝鮮之前已經直接參與到帝國的最高行政工作之中。[④]如天順四年（1460）出使朝鮮的正使張寧，在奉使前任禮科給事中，其間“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必問張給事云何……其才略為一時所稱。”[⑤]隆慶元年（1567）正使許國時為翰林院檢討，先後“在密勿樞機之地者三十年”[⑥]。由此不難看出，使臣本身即是國家政治的共預者和決策者，對帝國的政治權威亦懷有認同感和歸屬感。這種認同感和歸屬感散見於使臣日常行文中，不勝枚舉。甚至使臣在其政治生活陷入低谷時仍然保持著這種態度，由此可見一斑。如景泰元年（1450）出使朝鮮的正使倪謙曾被貶謫到宣城，嘗與“二三遷客”唱詩游宴，倪謙卻將貶謫中的詩文創作視為“聖德之賜”，並認為“是詩偶為好事者所傳，四方之人有以想見邊亭塞垣，人心暇豫有如此者，豈不益驗國家太平之盛也哉？”[⑦]雖然到了明代中後期，出現了諸如隨著台閣權威的喪失，翰林院和六科的文職官員對國家主義的認同感明顯弱化、六科文職官員在實際工作中同文字書寫相疏離等一系列新變，但是明帝國與朝鮮王朝的朝貢關係並未受此影響，並且由於使臣的域外記志詩寫作已經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寫作慣例（有些學者稱之為“《皇華集》的傳統”），故而在域外記志詩中對國家主義的認同感基本是始終如一的[⑧]。 其二，就文官使臣的文化修養來看，幾乎所有來自翰林院、六科乃至行人司的使臣，都是從帝國全國性的考試中脫穎而出的獲勝者，在長期的學習中獲得了良好的文辭修養和文字書寫能力，並在日常生活中參與到詩文的寫作和彼此唱和之中。如成化十二年（1476）使朝正使祁順，嘗與陳獻章、彭紹、楊一清、司馬垔、周孟中、丘霽、蕭顯、何文縉、陳綺、王臣、羅善等彼此寄詩唱和；又在任江西參政期間“會即隨事唱酬，篇章交錯；別亦馳緘往復，如元白之為。期月間又得詩共二百餘首”[⑨]，此事雖在祁順出使朝鮮稍後，時間上略有參差，猶可窺見當時文臣群體交接的局面。又如景泰元年（1450）正使倪謙與茶陵派領袖李東陽“為同年，交最深”，李東陽為其文集作序，將倪謙視為繼宋濂、楊士奇、劉定之之後的又一文壇巨擘。[⑩]而就倪謙個人文才而言，《四庫提要》稱“體近三楊而未染其末流之失，雖不及李東陽籠罩一時，而有質有文，亦彬然自成一家矣。”[⑪] 由以上的敍述可知，使臣在明帝國內已經具備了政治和文化的雙重身份，當這種雙重身份共同扭結在文官使臣身上之時，兩者之間勢必會造成相互的滲透。比方說文官使臣已有意識地將國家、王教、世功等政治意象視為詩文存在的必要性因素，並導致了政治性話語對詩文創作觀念的直接浸入，這一點表現地非常明顯。如倪謙從文學作用論的角度認為，“非載夫道其文不能行遠……蓋文運與世運相關，文章之盛者，世道之盛也。”[⑫]將文章創作與世運之興衰相聯繫，把個性化書寫納入到國家主義的框架之中；張寧亦從文學發生論的角度認為，“聖賢之文，原於性情、蘊蓄為道德、著見為功業。”[⑬]將詩文寫作理解為由性情、道德、功業由內向外延展的生成方式，其最終的落腳點是國家的政治功用，這使原本自由的文學寫作和文學價值歸入政治實踐的維度。此類文章功用論的觀念，為使臣在出使過程中政治身份向文化身份的延展提供了詩學理論上的依據和具體言說的支持。[⑭] 鑒於使臣上述兩種身份特徵，可以大致將使臣的全部域外記志詩依此劃分為使事詩文和紀行詩文兩類。簡而言之，使事詩文即與出使政治性任務直接相關的詩文。它往往是政治實踐過程中使臣對出使情況的敍述，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出使活動的附屬產物。由於在出使活動中，朝鮮官廳往往遴選朝鮮文臣與使臣左右相伴，某些詩文創作產生於對話性場域之中，帶有彼此唱和的性質[⑮]，因此這類詩文受到場景限制較多，創作自由度相對狹窄。紀行詩文則是指記錄沿途山川風物等日常化寫作詩文，它並不受到對話性場域的直接限定，同出使任務在一定程度上亦有疏離，在表述上更接近文人日常性書寫，創作自由度也相對寬鬆。雖然兩類詩文只是粗線條的劃分，並且兩者間在某些題材上偶有交涉，但總體來看其類屬的基本框架仍較為明晰。兩類詩文基本可以涵蓋使臣全部的域外記志詩作，就所占比重而言，兩者幾乎各占一半，數量也基本持平。 （一）、使事詩文 按照朝鮮禮儀接洽制度的規定，朝鮮官廳在得知使臣從北京出發的消息之後，即“遣遠接使於義州、宣慰使于五處迎送宴慰。”[⑯]當使臣渡過鴨綠江與遠接使會面，兩國進入到正式的使事接洽之中。使事詩文，即是指使臣與朝鮮官廳接洽中，一系列政治活動安排間使臣所創作的詩文。 從明帝國使臣和朝鮮官廳對這些使事活動的認知可以看到兩層意思：首先，從帝國使臣的角度而言，使臣是帝國權威在異域發生效力的直接觀察者，朝鮮君臣是否具備誠敬恭順的態度，都要通過此類“邦交之儀”、“使事交際之儀” [⑰]等加以品評。其二，對於朝鮮官廳而言，使臣的到來除了具體的政治任務之外，尤是朝鮮展現自身禮儀和文化在“外夷”序列中優勢地位的時機。故而，朝鮮國王有意地安排“能文之士”接洽陪宴[⑱]。所謂的能文之士，主要是指朝鮮弘文館、藝文館、成均館、春秋館和承文院等機構的高級文職官員。按照朝鮮《經國大典》的記述，弘文館、藝文館、成均館、春秋館和承文院均為正三品衙門，且均與文辭工作有關[⑲]。由於朝鮮王朝以儒治主義立國並以漢字作為政府工作文字，因此這些朝鮮高級文職官員與明帝國的使臣一樣，具有良好的漢字書寫能力以及豐富的漢文化知識，他們構成了同使臣唱和的另一方。這樣的安排試圖營造出帝國內文人彼此之間日常交接相似的文化氛圍，其實質亦在追求文化認同背後所交揉的帝國對朝鮮“不以夷狄視之”的政治褒義之認可，使事詩文正是在使臣與朝鮮官廳的雙重政治期望下誕生的文本。 使事詩文中雖也有政治描述較為淡化、試圖展現出日常性文學創作風貌的文本，但是其總體數量較顯單薄，且政治因素偶爾穿插其中，政治敍述在此類詩文中仍佔據主導性地位。在這些直接政治性敍述的詩文中，有兩個主題較為突出，其一是對帝國君主恩澤廣溥的歌詠；其二是對朝鮮欲尋求的東亞政治與文化地位的肯定或褒獎。 就溥揚君德的主題來看，如前所述，頌揚帝國君主的權威是使臣出使前已有之特徵，它最直接的來源即是使臣對帝國權威在心理上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在出使過程中得以進一步強化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在出使之時，使臣被賜予一品麒麟服，獲得了奉詔敕而行的權力，使臣成為帝國政治權力向異域延展的直接行動者，這種安排致使使臣的政治身份進一步向帝國權威的靠近。[⑳]就使臣其個人而言，他往往會將出使的具體任務視為溝通個人同帝國關係的直接行為，進而將關係的重心完全放置在帝國一方，並且在出使的日常敍述中廣泛表述。如“使臣忝竊承王命，不惜千峰與萬峰”[21]（張承憲《朝鮮往返即事感懷共八首》）、“長安萬里家何在，王事悠悠未敢安”[22]（同上）、“四序頻更催我老，一官常自為君憂”[23]（陳三謨《高平道中》）等等，進而將自身同帝國權威綁縛在一處；其次，朝鮮官廳在使臣到來後，在禮儀和文化上極盡展示自身同明帝國文化的相似性，這在使臣看來，帝國的禮樂文化已經遠播“外夷”，並邏輯地將其視為是帝國聖化的產物，如“文風豈特覃東海，聖化於今遍八荒”[24]（倪謙《謁文廟》）、“聖朝德化天無外，喜見殊方重禮儀”[25]（祁順《宴義順館》）、“最喜聖朝聲教遠，殊方持節得徘徊”[26]（張謹《和徐參贊詩韻》）、“聖代文風遠，賢藩禮數優。車書昭一統，儀典軼諸州”[27]（龔用卿《至寶山間》）、“朝廷禮樂洽遐方，龍章普照咸歸王。一方奔走歡聲洽，老幼聚觀如堵牆。君不聞，盛明大度同八荒，山東聽詔邁漢皇”[28]（龔用卿《入漢城喜晴賦》）、“聖世文教洽四方，皇極敷言駕百王。念而箕疇素秉禮，特示優遇崇垣牆。君不見，聖敬日躋無怠荒，明見萬里陋漢皇”[29]（吳希孟《入漢城喜晴次雲岡韻》），此類描述比比皆是。讚頌帝國君主恩澤廣溥成為使臣使事詩文中的第一個主題，並同使臣的出使目的——驗證帝國權威在異域的效力達成了一致。 對朝鮮政治與文化地位之肯定或褒獎，可以視為是前一主題向朝鮮一方的進一步延展。作為恩澤流布的異域國家，朝鮮因其展示的恭順態度獲得了使臣及其所代表的帝國之認可，從而也肯定了兩國間朝貢關係的繼續存在。在此類詩文中，東藩、屏翰、箕子等有關朝鮮的意象在使臣筆下廣泛出現，如“國王知感聖恩深，玉帛梯航匪自今。常願東藩為屏翰，賢哉忠孝一生心”[30]（陳鑒《國王臨別特書“感皇恩莫相忘”六字，見遺片言之間而君臣之義、友愛之情，藹然可見，因賦二絕以答盛意》）“忠勤一念思無斁，永固箕封久版圖”[31]（祁順《無題》）、“偉哉東國此賢王，道率群臣入憲章。一代儀文周典禮，百年文物漢衣裳”[32]（張謹《無題》）、“握符久已鎮東藩，忠孝承家作屏翰。國度尚存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33]（龔用卿《贈國王》）等等。帝國東亞的政治秩序和自身禮樂文化向異域延展的事實被反復地描述，這也同朝鮮官廳的政治訴求達成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使事詩文往往有朝鮮文臣參與唱和，這既是一種政治上的必要安排，又是文化上的自我展示，進而在詩文創作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交互性的言說場域。這種言說場域產生了兩種作用，其一，明帝國的使臣往往只有正副二人寫作詩文，而朝鮮參與唱和的文臣則有幾人乃至十幾人。明使一人賦詩，朝鮮文臣數人吟詠，這樣就導致了朝鮮文臣在某些唱和詩文的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使臣的創作，彰顯了朝鮮自身的文化之盛。其二，朝鮮文臣的唱和一般是繼使臣賦詩後對同一主題的吟詠，這就促使了使臣吟詠的兩大主題通過交互性的言說方式得以鞏固和加強。就使臣的詩文創作而言，原本已被政治浸染的使事詩文在這種場域中被進一步政治化。 （二）、紀行詩文 紀行詩文，是使臣出使過程中描述沿途山川風物以抒寫個人情感的文本，從總體上看，這些詩文雖為出使沿途之作，但是它更接近文人的日常化寫作，帶有明顯個人書寫的色彩，同使事詩文相比也展現出如下幾個異樣的特點。 首先，紀行詩文與政治事件的關係淡弱。雖然出使任務為紀行詩文的創作提供了條件，但就紀行詩文產生的直接語境來看，在使臣尚未同朝鮮官廳接洽時，此類詩文的創作就已經開始了。按照雙方儀制的規定，朝鮮官廳的政治接洽在使臣到達鴨綠江邊、東渡進入朝鮮境內正式開始，但是使臣離開明帝國的京師後就已經開始了紀行詩文的創作。僅以天啟元年（1621）出使朝鮮正使劉鴻訓沿途行次所吟詠的詩題為例，自離開京師始，劉鴻訓依次吟詠的詩題有《辛酉二月奉使朝鮮出都》、《潞水曲》、《鼎居歌薊門道中》、《曉發薊州》、《玉田三首》、《榛子城中歌》、《遷安里二首》、《七家嶺東發》、《憇安省墩》、《永平三日歌》、《初望海志喜》、《撫寧東下五首》、《高嶺驛偶成》、《寧遠浴湯泉》、《十三山》、《廣寧南風中逢葉問羲戶部》、《摩多樓子》、《醫巫閭四首》、《沙嶺昧爽》、《三岔河》、《入海州境喜賦》、《鞍山道中五首》、《遼城放歌行》、《遼陽東趨》、《青石嶺》、《小石門奉朝鮮使》、《甜水堡雨雪三日》、《上巳日霽趨通遠》、《鳳凰城望南山》、《三月十日渡鴨綠江》等等。[34]這沿途一月紀行詩文的創作並沒有朝鮮文臣隨之唱和，也並不涉及到兩國接洽的問題，出使的政治性因素對詩文創作的干預明顯淡弱。在使臣進入朝鮮境後，由於朝鮮文臣的遠迎使相伴同行或同使臣唱和，紀行詩文才受到政治活動的直接涉入，創作的自由度也逐步受到限制，並隨著向漢城的日益行進，這種政治的涉入越發強烈，以致諸如謁文廟、謁箕子廟（墓）、漢江遊宴等題材已很難再劃入紀行詩文的範疇，而更多地帶有了政治言說的色彩[35]。不過就紀行詩文的整體創作來看，其未受政治直接浸染的詩作數量仍占主要部分，故而紀行詩文仍可作為文人日常性書寫同使事詩文區別開來。 其次，紀行詩文在總體上並未受到直接政治事件的干涉，故而其吟詠的題材也較使事詩文更為多樣化。 其一，沿途風物的描繪是紀行詩文中最為主要的題材之一。有明一代，除了部分使臣因遼東地方戰亂而被迫從海路到達朝鮮之外，大多數使臣仍是通過遼東貢道奉使朝鮮。在使臣的認知中，遼東是“夷夏之所交也”，在那裏“山川異制，風土異宜，民性不同，政因俗革，天下皆然莫之概也。”[36]至於朝鮮更是域外之地，所以對於沿途風物的描寫最多，從京師直到漢城，每處驛站、館所、名勝古跡幾乎都有使臣吟詠。今信取數首以觀其大略： 江水日夜流，江色淨於碧。無數渡江人，臨江候潮汐。[37]（張承憲《大同江》） 一曲溪流古渡遙，長松百丈架新橋。林花野草隨波出，香氣渾如百和椒。[38]（薛廷寵《豬灘》） 晚潮獨上彩鷁船，兩岸燈聲雜棹傳。白鶴歸林鮫室靜，風濤不見暗籠煙。[39]（歐希稷《夜泛大同江用高太常韻》） 東林古城草徑斜，壞垣崩石頹泥沙。山深地僻人不到，開遍東風幾度花。[40]（龔用卿《東林古城》） 其二，前現代時期由於交通不便，在帝國的文學統序中描述路途的艱辛已經成為固定的歌詠題材，在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中此類題材同樣也廣泛出現。如倪謙過盤道嶺“石路崎嶇曆五盤，始從山麓到山端”[41]（倪謙《盤道嶺》），過高嶺“緣崖若魚貫，屈曲勞攀躋。上合千尺松，下臨萬仞谿。藤梢射我眼，棘刺鉤人衣。嚴寒冰雪深，十步九滑蹄。”[42]（倪謙《陟高嶺》）劉鴻訓在《上巳日霽趨通遠》也說“車下僕人殊可憐，泥途蹇足踏春田。不知田中更浮淖，車前已踣後仍效”[43]等等。 其三，使臣從京師到達朝鮮漢城再折回，往往歷時數月，帝國文學統序中的另一題材——異鄉離愁，同樣也相當顯著地見諸於使臣的紀行詩文之中。如： 昨夜漫天雨雪飛，曉來寒氣逼人衣。軺車又向雲興去，千里家山何日歸。 [44]（張謹《曉發林畔館》） 黃金臺上袂初分，回首燕山已暮雲。明月何時重對酒，青山終日倍思君。深村斜日平蕪靜，旅抵西風落葉紛。我有孤懷何處寫，燈前愁誦楚騷文。[45]（陳三謨《懷省中諸僚友》） 此外，詩文題贊、讀書心得等都是使臣紀行詩文中常見的題材。縱觀這些紀行詩文，可以看出，諸如皇恩、盛德、綸音、帝澤等與出使直接任務有關的政治意象並未深入其中，詩歌的日常生活表達在此類詩文中仍佔據主導性地位。就使臣自身而言，在此類詩文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46]的政治身份已經在日常化的文學敍述中淡出，賜予一品麒麟服、奉詔敕而行的政治身份也與其文化身份明顯疏離，使臣毫不隱晦地以文人或詩人自居，並將這種身份作為書寫詩文的直接原因。如龔用卿所雲“東國山川欲賞音，故教豪客放狂吟。清新未厭三千首，追琢能如百煉金”[47]（《金巖館讀壁間諸作遂次其韻》）；華察亦稱“綠樹黃鸝弄好音，慣於詩客助豪吟。酒闌慷慨飛霜劍，賦就鏗鏘擲地金”[48]（《金巖館次韻》）等等。當使臣這種身份被自我確定後，文人所特有的文學生活化或生活文學化特徵則順理成章地在詩文中充分彰顯，如“我行離家將一月，得見好山多賦詩”[49]（倪謙《抵浪子山》）、“留題笑我詩才拙，空負幽懷半日閑”[50]（祁順《過臨津江舟中》）、“思詩馬蹶更吟詩，貪句渾忘蹶馬危……可是因詩今蹶馬，還憑詩句作神醫”[51]（史道《途中馬蹶次韻》），從而為紀行詩文的日常化敍述提供了更為直接的身份支援。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域外記志詩為使臣的政治身份提供了向文學/文化層面拓展的空間，由於朝鮮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的存在，致使這些域外詩作本身即帶有了政治敍述的色彩，特別是使事詩文與出使活動直接相關，在創作中使臣通過對帝國權威的吟詠以及朝鮮文臣的唱和共同營造出隆盛歡洽的接交氣氛，達成彼此之間的政治認同，進而鞏固了帝國的東亞秩序。但是與此相反，在紀行詩文中使臣仍以詩人自居，日常化的文學敍述仍在此類詩文中佔據主導性地位，使臣的文化身份並不因其政治身份的涉入而完全依附於政治敍述，而保持著自身的相對獨立性。正因為政治性敍述同日常性敍述產生張力，才為朝鮮官廳刊刻、以及朝鮮士人群體理解使臣的域外記志詩作，留下了可以多重闡釋的可能性。 二、域外記志詩在朝鮮的流布 在使臣離開朝鮮後，域外記志詩在朝鮮繼續流布，從中可以看到來自朝鮮官方和士人群體的兩種評判態度。 從官方來看，自天順元年（1457）陳鑒、高閏出使朝鮮後，朝鮮官方開始結集刊刻使臣的域外記志詩。這首先與當時朝鮮國的政治和文化氛圍有關。到十五世紀中葉，朝鮮王朝的政局漸趨穩定，政治制度的規範化工作也隨之起步，帶有國家大典性質的官方文獻都在此間編輯成書，如世宗二十八年（1446）《訓民正音》、世宗三十二年（1450）《東國兵鑒》、世祖四年（1458）《國朝寶鑒》、成宗六年（1475）《國朝五禮儀》、成宗十六年（1485）《東國通鑒》等等。正是在這種的氛圍中，直系“明帝國-朝鮮王朝”國家關係的出使活動及其文獻成果——域外記志詩，都被整理成為典籍以傳諸後世。域外記志詩的結集刊刻正是這種政治和文化氛圍的直接產物。此外更主要的是，使臣的域外記志詩的結集刊刻又與朝鮮的政治預期之直接相關，按照第一部《皇華集》（即《丁醜皇華集》，1457）序言中官方說法： 治世之音安以樂者雖然，以二公生質之美，學問之正，若不遇隆平之世，又何以鳴大雅之盛乎？至其因物寓懷，精確事理，揄揚振厲之旨，經緯錯綜之趣，則無非所以形容聖代泰和之隆也。噫！二公之詩，其形於言而極其和平者，雖自乎性情之正原，其所感之正，則莫非盛朝積累浸漬陶范化成之效也。 詩可以觀，詎不信夫吾東方邈在海外，世受皇恩，深仁厚澤，淪肌浹骨。今聖天子乃眷東顧，尤勤撫綏，所賜之敕至，曰：共用太平。此尤一國君臣，感激驚惶之無已也。我殿下拳拳裒集咳唾之餘，思欲印傳，永久與國人共之者，則悅二公文雅之美，而尤有感于聖天子寵綏之德之深，無所不用其極之意也。[52] 這段敍述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帝國與朝鮮之間君臣的關係在序言中再次被明確，特別是朝鮮官廳將這種關係進一步表述為“尤一國君臣”尤其值得重視。按照《大明集禮》確定的禮儀構架的預設，雖然在國家廟堂之上的官員同朝鮮國王一樣是明帝國君主的臣子，但是他們的位置卻更為貼近帝國權力的中心。而作為朝鮮最高統治者的朝鮮國王（《大明集禮》中稱為“藩王”）僅僅是君主的“外臣”，它所統領的國家也僅僅是“外夷”，並不能進入同帝國的疆域同等看待。而這段敍述中，朝鮮官方在溥頌君德的時候，有意地拉近兩者之間的關係，將之描述為“尤一國之君臣”，其中雖不乏朝鮮試圖跳脫“外夷”本身所固有貶義成分的努力，但就其客觀作用上來看則進一步鞏固了帝國朝貢體制中的君臣關係。其二，在這段敍述中，使臣的“學問之正”、“因物寓懷，精確事理，揄揚振厲之旨，經緯錯綜之趣”等文化身份的特徵，都被視為是帝國君主的英明統治“積累浸漬陶范化成”的直接結果，從而將使臣的文化身份再次歸結到政治語境當中。 使臣的域外詩作正是在這種政治預設與期望中刊刻的，自陳鑒、高閏出使朝鮮直至明末，朝鮮官方共計刊刻了25部使臣域外記志詩集（之前景泰元年，倪謙、司馬恂使朝之《庚午皇華集》為追刻），名之曰《皇華集》，它基本涵蓋了這一時期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全部域外記志詩。 《皇華集》目錄表： 序列 名稱 使朝紀年 （西元紀年） 朝鮮紀年 明代使臣 撰序者 1 庚午皇華集 景泰元年（1450） 世宗三十二年 倪謙 司馬恂 2 丁醜皇華集 景泰八年（1457） 天順元年 世祖三年 陳鑒 高閏 權擥 3 己卯皇華集 天順三年（1459） 世祖五年 陳嘉猷 洪允成 4 庚辰皇華集 天順四年（1460） 世祖六年 張寧 崔恒 5 甲申皇華集 天順八年（1464） 世祖十年 金湜 張珹 李承召 6 丙申皇華集 成化十二年（1476） 成宗七年 祁順 張謹 徐居正、 李石亨 7 戊申皇華集 弘治元年（1488） 成宗十九年 董越 王敞 魚世謙 8 壬子皇華集 弘治五年（1492年） 成宗二十三年 艾璞 高胤 洪貴達 9 丙寅皇華集 正德元年（1506） 燕山君十二年 中宗元年 徐穆 吉時 洪貴達 10 辛巳皇華集 正德十六年（1521） 中宗十六年 唐皋 史道 南袞 11 丁酉皇華集 嘉靖十六年（1537） 中宗三十二年 龔用卿 吳希孟 金安老 12 己亥皇華集 嘉靖十八年（1539） 中宗三十四年 華察 薛庭寵 成世昌 13 乙巳皇華集 嘉靖二十四年（1545） 仁宗元年 張承憲 鄭士龍 14 丙午皇華集 嘉靖二十五年（1546） 明宗元年 王鶴 申光漢 15 丁卯皇華集 隆慶元年（1567） 明宗二十二年 許國 魏時亮 洪暹 16 戊辰皇華集 隆慶二年（1568） 宣祖元年 歐希稷 金貴榮 17 戊辰皇華集 隆慶二年（1568） 宣祖元年 成憲 王璽 李滉 18 癸酉皇華集 萬曆元年（1573） 宣祖六年 韓世能 陳三謨 盧守慎 19 壬午皇華集 萬曆十年（1582） 宣祖十五年 黃洪憲 王敬民 鄭惟吉 20 壬寅皇華集 萬曆三十年（1602） 宣祖三十五年 顧天埈 崔廷健 沈喜壽 21 丙午皇華集 萬曆三十四年（1606） 宣祖三十九年 朱之蕃 梁有年 申欽 22 已酉皇華集 萬曆三十七年（1609） 光海君元年 熊化 李廷龜 23 辛酉皇華集 天啟元年（1621） 光海君十三年 劉鴻訓 楊道寅 柳根 24 丙寅皇華集 天啟六年（1626） 仁祖四年 姜曰廣 王夢尹 李廷龜 25 癸酉皇華集 崇禎六年（1633） 仁祖十一年 程龍 李敏求 按照《李朝實錄》中的兩條相關記載： 先是，明使陳鑒、高閏來頒正統皇帝復位詔。陳、高等凡所見雜興，一寓千首，並本國人所和，印而贈之，名曰《皇華集》。其後中朝人本國人赴燕京，求之者頗多，輒印送之。[53] 明使請陳鑒、高閏、陳嘉猷等《皇華集》，各贈五件。[54] 可知，《皇華集》在刊刻後是作為朝鮮國的一種官方禮品贈送給使臣或帝國其他官員的，這也使得《皇華集》中所承載的文學敍述進一步向政治行為靠近。就《皇華集》的篇章排布而看，朝鮮官廳也頗具用意。首先，以使臣個人日常性書寫為主要特徵的紀行詩文和以國家主義、政治性敍述為主要特徵的使事詩文共同刊刻成集，並取《毛詩·皇皇者華》中“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55]之意，將兩種出於不同寫作目的的詩文都看作是帝國君主派遣使臣這一政治行為的結果，客觀上也混同了使臣域外詩作中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存在的差異性。其次，朝鮮文臣的唱和之作被穿插在使臣的詩作之間，即“並本國人所和”。即便使臣的某些域外詩作在出使中並無朝鮮文臣直接與之唱和，在刊行《皇華集》時這些域外記志詩也多有朝鮮文臣補寫唱和之辭，營造出一種有詩必和、歡洽隆盛的氣息，進而彰顯朝鮮不同于其他藩國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就使臣而言，在他完成出使朝鮮的任務之後，其域外記志詩仍舊憑藉朝鮮官方的政治用意延續著生命力，政治的全面介入也讓使臣的政治身份獲得了向其具有詩人特徵的文化身份無限浸入的可能性。 與朝鮮官方借用使臣的域外記志詩表達其政治訴求的單一取向不同，朝鮮士人群體對使臣的域外記志詩展現出較為複雜的態度，對其評述主要見諸於朝鮮的“詩話”之中。這些評述至少表現出如下的兩種樣態，第一類可稱為純審美性評點方式。在這類批評中，使臣詩作中的政治因素和意識形態化敍述大多被排除在外，域外詩作被視為是一種純粹的文學書寫，詩歌自身的審美屬性成為點評的主要旨趣。就具體的操作方式而言，作為批評家的朝鮮士人或將使臣的域外記志詩作納入到明帝國文學統序之中，或同朝鮮文士的唱和之作對比，從寫作技法的運用、修辭技巧的安排等純文學的視點上其進行點評。如李晬光（1563-1628）的詩話《芝峰類說》論及有御制詩、古樂府、古詩、唐詩、五代詩、宋詩、元詩、明詩等類屬，明詩部分涉及錢宰、任亨泰、劉基、章懋、解縉、于謙、邊貢、李東陽、張寧、祁順、董越、蘭廷瑞、楊慎、唐皋、鄭善夫、王世貞、朱之蕃、熊化、劉黃裳等明代詩人，其中張寧、祁順、董越、唐皋、朱之蕃、熊化都是出使朝鮮的使臣，但是李晬光並沒有把他們單獨析出作為一類，而是將他們同明帝國的其他詩人一樣看待。在具體批評中，如評價董越詩句“江雨釀寒來樹梢，嶺雲分暝落岩阿”時，李晬光認為他沿用了王安石“嶺雲分暝與黃昏”之句，但是“格律非甚高妙”[56]；又如熊化的詩句“白日一花落，青天孤鳥飛”，朝鮮士人多以為佳作，但是李晬光卻發現“李夢陽詩雲：白雲孤帆隱，青天一鳥飛，蓋襲此句而為之。李夢陽亦全用李白：青天一雁遠，海闊孤帆遲句語爾。”[57]在這些純文學的討論中，使臣雖以“天使”稱，但是朝鮮批評家仍將審視的重點放在域外詩文的審美意蘊之上，在此使臣仍被視為詩人，並無政治因素干涉其中，這也同朝鮮官方對域外記志詩的政治期待發生了某些偏離，客觀上抵制了政治因素向記志詩中文學表述的滲入。 如果說第一類批評方式只是將側重點放在了文學審美性上，由此造成了同朝鮮官方對域外記志詩的政治預期發生了某些偏離，那麼使臣的域外記志詩作在詩話中表現出的第二種批評樣態，則向朝鮮官方的訴求提出明確質疑，乃至與其發生直接衝突。這類批評樣態，可稱為政治性評點方式。同前一種批評樣態相比，政治性評點方式突破了純文學的討論，將批評的著眼點透過詩文的審美特徵將之定格在與域外記志詩相關的各種政治因素上，特別是將這些域外記志詩著作同使臣出使活動或朝鮮官方的事大主義的外交策略聯繫在一起，並對其提出強烈地批評。如朝鮮重臣徐居正（1420-92）曾多次參加接待明帝國使臣的工作，並在成化十二年（1476）祁順、張謹使朝時擔任遠接使及太平館館伴，負責與使臣接洽的一應事物，同年又為朝鮮刊刻的《丙申皇華集》（1476）題寫序言，在序言中繼續代表朝鮮官方表達對帝國權威流布異域的讚美和使臣人品才學的極盡稱頌[58]。但是在其《東人詩話》和《筆苑雜記》等私人著述中，徐居正的敍述卻與官方的褒揚之意大相徑庭。如他認為，建文三年（1401）正使祝孟獻的詩句“隋兵再舉豈成虛，此地應為涸轍魚。不見當年唐李薛，直揮征節到扶餘”，“有抑東方之氣象”[59]；景泰八年（天順元年，1457）副使高閏作“《太平樓》詩，浮靡輕纖；漢文卻馬，非人臣所當用……予薄其為人也”[60]；“作《送衣不受》詩，語甚倨傲”；《跋陽村應制》詩“其傲視東方甚矣”，乃至徐居正“每見高作，勃然變色，手裂擲地，同列皆笑。”[61]在徐居正的記述中，我們不難發現，通過對使臣域外記志詩敍述語言的批評，他將矛頭直指明帝國的東亞秩序，在“天朝（明帝國）—東方（朝鮮）”這樣的二元結構中，使臣的詩作不再是《皇皇者華》中所謂的“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而是“有抑東方之氣象”、“傲視東方甚矣”的帝國權威的壓迫，在事大主義國策下長期壓抑的民族國家意志得以在詩話這種較為隨意的個人感悟性書寫中強烈表達，從而同朝鮮官方事大主義的政治基調形成反差。 同樣的敍述也見諸柳夢寅（1559-1623）《於于野談》，與徐居正批評使臣的某些單一文本不同，柳夢寅將批評矛頭直指朝鮮官方刊刻的《皇華集》，因為《皇華集》幾乎刊載了朝鮮官方所收集到的使臣出使活動的全部詩文，所以他的批評就邏輯地包含了使臣的全部域外記志詩，其態度也更為激烈。他說： 《皇華集》非傳世之書，必不顯。於中國使臣之作，不問美惡，我國不敢揀斥，受而刊之。我國稱天使能者必曰龔用卿，而問之朱之蕃，不曾聞姓名。祈順、唐皋錚錚矯矯，而亦非詩家哲匠。張寧稍清麗，而軟脆無指，終於小家。其餘何足言。……我國待華使，鳩集一時之文人稍能詩者以酬應，而擇焉而不精，貽笑天人。何恨鄭士龍雖稱騷將，而其詩全無成篇，疵病自露。獨李荇渾然成章，而調格甚卑，有類應科之文。每作暫時仰屋，應手沛然；而其對宛轉無疵，非嫺熟於平素不能。朱之蕃之詩駁雜無象，反不如熊天使化之萎弱。[62] 從之前的分析中可見，朝鮮官方試圖通過《皇華集》的刊刻彰顯朝鮮政治和文化上的優勢，但是柳夢寅卻將《皇華集》的創作、唱和、刊刻等相關政治事件都予以摒斥。在他看來，朝鮮與明帝國處於一種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上，《皇華集》正是這種政治不平等的直接產物。由於使臣的域外記志詩是其政治身份向文學/文化層面的延拓，並且這種政治身份又通過朝鮮官方《皇華集》的刊刻在朝鮮延續，那麼柳夢寅具有民族國家意志色彩的激烈批評，在摒斥《皇華集》所表達的不平等政治關係的同時，也對使臣的政治身份提出了直接的抵制。 總而言之，使臣在離開朝鮮之後，其域外記志詩依託朝鮮官方的政治預期得以繼續傳播，使臣乃至帝國的政治影響力也通過朝鮮官廳的這一活動在朝鮮繼續流布，進而維繫並反復強化“明帝國—朝鮮王朝”之間的朝貢關係。但是朝鮮士人群體卻在“詩話”中對域外記志詩提出了不同的審視態度。其純審美性評點方式將使臣視為詩人群體中的一員，使臣的詩作也僅僅是一種文學書寫，這就在客觀上造成了與“明帝國-朝鮮王朝”共同謀求的政治秩序的疏離；而詩話中的政治性評點方式，則站在具有民族國家意志色彩的立場上，對使臣及朝鮮官廳的外交策略提出了直接批評，使臣成為了不平等外交關係的履行者，在朝鮮士人群體的表述中向使臣的政治行為及其象徵的帝國秩序提出了挑戰。不過亦需要注意到，若將這種挑戰放入“明帝國-朝鮮王朝”的朝貢關係當中審視，朝鮮士人群體對民族自我認知和維護是朝貢關係下次一級的潛流，它的存在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作為一種非官方的敍述力量，這並不能同朝鮮官廳的外交定位相抗衡，就像徐居正一樣，他在代表朝鮮官廳的時候仍然要壓制個人的真實看法。故而只要明帝國與朝鮮之間的朝貢關係存在，帝國的政治話語就必然在朝鮮繼續流布，朝鮮士人群體的挑戰也僅僅是一種自我維護的表徵，並不能真正有效地變革現實。 結語 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是在使臣的政治身份與文學/文化身份雙重觀照下的直接產物，並通過使臣的身份將之同明帝國的權威扭結在一起，這些詩作從創作刊刻到傳播流布都是在明帝國與朝鮮王朝的政治交往與博弈之中存在的，它同使臣奉使朝鮮的其他政治活動一起維繫著明帝國在朝鮮的政治權威。因此，在研究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的時候，使臣作家身份的特殊性也應該被有意識地考慮在內吧。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漢學研究所） 附表：明代遣使朝鮮表[63] 序列 紀年 使臣 職官 備註 1 洪武二年（1369） 偰斯 符寶郎 賜璽書及紗羅段匹 2 洪武二年（1369） 金麗淵 宦者 致書 3 洪武三年（1370） 徐師昊 朝天宮道士 祭高麗首山及諸山之神，首水及諸水之神 4 洪武三年（1370） 偰斯 尚寶司丞 來錫王命 5 洪武三年（1370） 柏禮 禮部主事 頒詔 6 洪武三年（1370） 蔔謙 侍儀舍人 頒科舉程式 7 洪武三年（1370） 孟原哲 中書省宣史 頒詔 8 洪武四年（1371） 延達麻失里 宦者 賜王彩段紗羅 孫內侍 宦者 9 洪武七年（1374） 林密 禮部主事 蔡斌 孳牧大使 10 洪武十二年（1379） 邵壘 趙振 11 洪武十八年（1385） 張溥 國子監學錄 頒詔 段祐（段裕） 行人 12 洪武十八年（1385） 周倬 國子監典簿 諡冊 雒英 行人 13 洪武十九年（1386） 高家奴 指揮僉事 來刷己亥年避寇東來瀋陽軍民四萬餘戶 徐質 指揮僉事 14 洪武二十年（1387） 徐質 指揮僉事 來督進獻馬 15 洪武二十一年（1388） 王得明 遼東百戶 來告立鐵嶺衛 16 洪武二十一年（1388） 喜山 宦者 求馬及閹人 金麗 宦者 普化 等 宦者 17 洪武二十四年（1391） 韓龍黃 宦者 求馬及閹人 禿蠻 等 宦者 18 洪武二十四年（1391） 康完者篤等 宦者 頒詔、賜物 19 洪武二十六年（1393） 黃永奇 內史 頒詔 崔淵 等 內史 20 洪武二十六年（1393） 金仁甫 內史 賷左軍都督府諮文 張介夫 等 內史 21 洪武二十七年（1394） 盧他乃 內史 賷左軍都督府諮文 朴德龍 內史 鄭澄 等 內史 22 洪武二十七年（1394） 崔淵 內史 賷左軍都督府諮文 陳漢龍 內史 金希裕 內史 金禾 等 內史 23 洪武二十七年（1394） 黃永奇 等 內史 賷左軍都督府諮文 24 洪武二十九年（1396） 牛牛 尚寶司丞 傳諭聖旨，又傳禮部諮文 王禮 宦者 宋孛羅 宦者 楊帖木兒 宦者 25 洪武三十一年（1398） 陳綱 傳禮部諮文，賜日曆，越江信宿而還 陳禮 26 建文三年（1401） 陸顒 禮部主事 奉詔書來 林士英 鴻臚行人 27 建文三年（1401） 章謹 通政寺丞 宣誥命 端木禮 文淵閣待詔 28 建文三年（1401） 祝孟獻 太僕寺少卿 奉敕書來 陸顒 禮部主事 29 建文四年（1402） 端木智 兵部主事 陸顒心疾，使智代之。 30 建文四年（1402） 潘文奎 鴻臚寺行人 宣敕，錫王冕服 31 建文四年（1402） 俞士吉 都察院僉都御史 奉詔書至 汪泰 鴻臚寺少卿 溫全 內史 楊寧 內史 32 永樂元年（1403） 王得名 遼東千戶 奉敕書至 王迷失帖 百戶 33 永樂元年（1403） 高得 都指揮 賷誥命、印章、敕書至 趙居任 通政司左通政 黃儼 宦官太監 曹天寶 宦官 朱允端 宦者 韓帖木兒等 宦者 34 永樂元年（1403） 田畦 宦官 賷詔書及禮部諮文來 裴整 宦官 馬麟 等 給事中 35 永樂元年（1403） 黃儼 宦官 賷冕服及太上王表裏、中宮冠服、元子書冊而來 樸信 宦官 王延齡 翰林院待詔 崔榮（崔彬） 鴻臚行人 36 永樂元年（1403） 韓帖木兒 宦官 宣諭 朱允端 宦官 37 永樂二年（1404） 王可仁 遼東千戶 奉敕諭至 38 永樂二年（1404） 韓帖木兒 宦官 賷禮部諮文來 鄔修 鴻臚寺序班 李榮 等 行人 39 永樂二年（1404） 楊進保 等 內史 遼東千戶、三萬衛千戶等賷敕諭及賞賜，與楊內史偕來，蓋以向建州衛也 40 永樂二年（1404） 劉璟 宦官 奉敕書及賞賜來 王峻用 國子監丞 41 永樂二年（1404） 張孛羅 遼東總旗 奉帝敕諭 王羅哈 等 遼東小旗 42 永樂三年（1405） 高時羅 等 奉聖旨到吾都里地面 43 永樂三年（1405） 王教化 等 奉敕書至 44 永樂三年（1405） 鄭升 宦官 賷禮部送火者咨來 金角 宦官 金甫 等 宦官 45 永樂四年（1406） 鄭昇 宦官 求純潔光研好細紙與漫散軍人未還者 46 永樂四年（1406） 黃儼 內使 來本國及耽羅求佛像 楊寧 內史 韓帖木兒 內史 奇原 等 尚寶司尚寶 47 永樂四年（1406） 樸麟 內史 奉賜樂至 金禧 等 內史 48 永樂四年（1406） 韓帖木兒 內史 宣敕、賜物 楊寧 等 內史 49 永樂四年（1406） 金聲 東寧衛千戶 賷禮部諮文來 李賓 東寧衛百戶 50 永樂五年（1407） 陳敬 東寧衛千戶 賷禮部諮文來 51 永樂五年（1407） 鄭昇 內史 賷平安南詔來 馮謹 行人 52 永樂五年（1407） 黃儼 司禮監宦官 奉敕書來 奇原 尚寶司尚寶 53 永樂五年（1407） 韓帖木兒 內史 賷禮部咨來求火者 尹鳳 內史 李達 內史 金得南 等 內史 54 永樂六年（1408） 陳敬 千戶 賷禮部咨來 李賓 等 百戶 55 永樂六年（1408） 黃儼 等 宦官 選貢女 56 永樂六年（1408） 祁保 都知監左少監 頒誥賜諡 林觀 禮部郎中 57 永樂七年（1409） 黃儼 太監 賜禮物 海壽 監丞 尹鳳 奉御 58 永樂七年（1409） 黃儼 內史 奉敕書至 59 永樂七年（1409） 祁保 內史 促進獻馬而揚言求處女 60 永樂七年（1409） 海壽 內史 海壽至龍泉站，遇黃儼，授敕書而還 61 永樂八年（1410） 田嘉禾 內史太監 奉敕書來 海壽 內史 62 永樂九年（1411） 黃儼 宦官太監 賜藥材 63 永樂十五年（1417） 黃儼 太監 奉賜書至 海壽 等 少監 64 永樂十五年（1417） 善財 內官 賷賞賜 65 永樂十六年（1418） 陸善財 宦官 奉准“易世子”敕書賜物 66 永樂十七年（1419） 黃儼 宦官 奉誥命來錫王命 韓確 光祿寺少卿 劉泉 鴻臚寺丞 67 永樂十七年（1419） 黃儼 太監 賜上王宴享及主上宴享 68 永樂十七年（1419） 王賢 賜祭故光祿少卿鄭允厚 69 永樂十八年（1420） 趙亮 禮部員外郎 奉祭文賜諡 易節 行人 70 永樂十八年（1420） 海壽 宦官 奉敕至 71 永樂二十一年（1423） 劉景 內官 奉誥命祭文來 楊善 禮部郎中 72 永樂二十一年（1423） 海壽 內官 奉敕封世子並索馬一萬匹 陳敬 禮部郎中 73 永樂二十二年（1424） 王賢 賜祭韓確母金氏 74 永樂二十二年（1424） 劉景 內史 奉訃告至 陳善 行人 75 永樂二十二年（1424） 李琦 禮部郎中 奉登極詔 彭璟 通政司參議 76 洪熙元年（1425） 尹鳳 尚膳監左少監 賷賞賜 卜石 御馬監奉御 77 洪熙元年（1425） 金滿 尚寶監右少監 賜祭光祿寺卿權永均 78 洪熙元年（1425） 齊賢 內官 頒遺詔 劉浩 行人 79 洪熙元年（1425） 焦循 禮部郎中 頒登極詔 盧進 鴻臚少卿 80 宣德元年（1426） 尹鳳 宦官 賜綵幣 白彥 宦官 81 宣德二年（1427） 昌盛 宦官 賷敕索馬五千匹並賜白金綵幣 尹鳳 宦官 白彥 宦官 82 宣德二年（1427） 范榮 遼東指揮 奉敕書至 劉禎 千戶 83 宣德三年（1428） 趙泉 鴻臚寺少卿 賷皇太子詔而來 李約 等 兵部員外郎 84 宣德三年（1428） 昌盛 宦官 賜物 尹鳳 宦官 李相 宦官 85 宣德三年（1428） 金滿 尚寶監少卿 賷賜少卿崔得霏祭文及祭物以來 86 宣德四年（1429） 昌盛 太監 賜物 尹鳳 太監 李相 內史 87 宣德四年（1429） 金滿 宦官 賷敕書 88 宣德五年（1430） 昌盛 宦官 賜物 尹鳳 宦官 89 宣德六年（1431） 昌盛 內史 奉敕採取土物 尹鳳 內史 張童兒 內史 張定安 等 內史 90 宣德七年（1432） 昌盛 內史 賷敕來 尹鳳 內史 張定安 內史 91 宣德八年（1433） 裴俊 賷敕書到斡木河 92 宣德八年（1433） 孟捏哥來 指揮 奉敕來 崔真 等 百戶 93 宣德八年（1433） 昌盛 內官 奉敕來賜彩幣，索女索物 李祥 內官 張奉 內官 94 宣德八年（1433） 王欽 王武 95 宣德十年（1435） 李約 禮部郎中 賷登極改元詔及綵幣來 李儀 兵部員外郎 96 宣德十年（1435） 李忠 宦官 放還處女、婢女 金角 宦官 金福 宦官 97 正統元年（1436） 魏亨 舍人 賜日曆 98 正統六年（1441） 吳良 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奉敕書 王欽 遼東百戶 99 正統十四年（1449） 王武 遼東指揮 奉敕書 100 景泰元年（1450） 倪謙 翰林院侍講 賷登極詔來，頒賜禮物 司馬恂 刑科給事中 101 景泰元年（1450） 尹鳳 太監 賷襲封誥命冕服及王妃冠服綵幣等物來 鄭善 奉御 102 景泰三年（1453） 陳鈍 吏部郎中 頒冊立皇太子詔 李寬 行人司司正 103 景泰三年（1453） 金宥 尚膳監左監丞 賷奉誥命冕服賜祭賜賻賜諡 金興 等 尚膳監右監丞 104 景泰六年（1455） 高黼 內官 賷賜王妃誥命冠服綵幣來 鄭通 內史 105 景泰七年（1456） 尹鳳 內官 頒詔敕誥命冕服及王妃冠服 金興 內官 106 景泰八年（1457） 天順元年 陳鑒 翰林院修撰 賷復位立儲詔及頒賜彩幣至 高閏 太常寺博士 107 天順三年（1459） 陳嘉猷 刑科給事中 捧招撫野人敕諭 王軏 108 天順四年（1460） 張寧 禮科給事中 賷敕諭至 武忠 錦衣衛都指揮 109 天順八年（1464） 金湜 太僕寺丞 來頒登極詔及敕諭並賜幣文錦 張珹 中書舍人 110 成化三年（1467） 白顒 遼東百戶 賷敕書及遼東都司諮文來 111 成化三年（1467） 任興 廣寧千戶 賷敕書表裏及遼東都司諮文來 黃哲 遼東舍人 112 成化四年（1468） 姜玉 太監 奉敕入京 金輔 等 太監 113 成化五年（1469） 崔安 太監 賷准承襲及冊封王妃詔敕而來 鄭同 太監 沈澮 太監 114 成化六年（1470） 金興 太監 詔封朝鮮國王王妃賜誥命冕服綵幣 姜浩 行人 115 成化十二年（1476） 祁順 戶部郎中 賷立皇太子詔敕及綵幣文錦來 張謹 行人司左司副 116 成化十五年（1477） 高清 遼東指揮 賷敕至 117 成化十六年（1478） 鄭同 太監 賷敕至 姜玉 太監 118 成化十七年（1479） 鄭同 太監 賷王妃誥命冠服至 金興 太監 119 成化十九年（1483） 鄭同 太監 奉敕至封王世子 金興 太監 120 弘治元年（1488） 董越 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頒詔 王敞 工科右給事中 121 弘治五年（1492） 艾璞 兵部郎中 賷冊立皇太子詔敕賞賜至 高胤 行人司行人 122 弘治八年（1495） 金輔 太監 頒詔敕誥命及賻物 李珍 太監 王獻臣 等 行人司行人 123 弘治十六年（1503） 金輔 太監 奉封世子敕至京 李珍 太監 124 弘治十六年（1503） 王鐸 賷敕而來 125 正德元年（1506） 徐穆 翰林院侍讀 奉帝命來頒登極詔敕並敕賜王及妃幣帛文錦 吉時 吏科給事中 126 正德三年（1509） 李珍 司設監太監 封朝鮮國王及王妃賜物 陳浩 御馬監太監 127 正德十六年（1521） 金義 太監 奉敕來 陳浩 太監 128 正德十六年（1521） 唐皋 翰林院修撰 奉敕來 史道 兵科給事中 129 嘉靖十六年（1537） 龔用卿 翰林院修撰 元子誕生詔 吳希孟 戶科給事中 130 嘉靖十八年（1539） 華察 翰林院侍讀 頒詔，賜物 薛廷寵 工科左給事中 131 嘉靖二十四年（1545） 王燾 太監 祭吊朝鮮國王 張承憲 行人 132 嘉靖二十四年（1545） 張奉 太監 封朝鮮國王 吳猷 太監 133 嘉靖二十五年（1546） 劉遠 司禮監太監 賜祭 王鶴 行人司行人 134 嘉靖二十六年（1546） 聶寶 內宮太監 頒封王誥命 郭鑾 太監 135 隆慶元年（1567） 許國 翰林院檢討 頒即位詔，賜物 魏時亮 兵科給事中 136 隆慶二年（1568） 張朝 太監 弔祭朝鮮國王，賜諡 歐希稷 行人 137 隆慶二年（1568） 姚臣 冊封 李慶 138 隆慶二年（1568） 成憲 翰林院檢討 冊東宮，詔諭朝鮮 王璽 禮科右給事中 139 隆慶六年（1572） 韓世能 翰林院編修 頒登極詔 陳三謨 吏科左給事中 140 萬曆十年（1582） 黃洪憲 翰林院編修 頒皇子誕生詔敕，賜物 王敬民 工科右給事中 141 萬曆二十年（1592） 薛藩 行人司行人 奉敕 142 萬曆二十一年（1593） 張三畏 都司 宣諭 143 萬曆二十七年（1599） 杜良臣 遼東鎮撫 賷詔而來 144 萬曆三十年（1602） 高淮 太監 頒詔 張謙 舍人 145 萬曆三十年（1602） 顧天埈 翰林院修撰 頒詔 崔廷健 行人 146 萬曆三十二年（1604） 趙濈 巡撫遼東御史 送諮文 147 萬曆三十四年（1606） 朱之蕃 翰林院修撰 頒皇孫誕生詔敕 梁有年 禮科左給事中 148 萬曆三十七年（1609） 熊化 行人司行人 賜祭諡及賻 149 萬曆三十七年（1609） 劉用 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 封朝鮮國王、王妃，賜物 150 萬曆三十八年（1610） 冉登 內官監少監 封朝鮮世子 151 萬曆三十八年（1610） 冉登 內官監少監 賷敕 152 萬曆四十七年（1619） 袁見龍 等 奉皇敕賞銀入京 153 天啟元年（1621） 劉鴻訓 翰林院編修 頒登極詔 楊道寅 禮科給事中 154 天啟二年（1622） 範允裕 光祿寺署丞 賷敕往朝鮮獎勵 155 天啟三年（1623） 毛雲龍 指揮僉事 賷敕獎諭朝鮮 156 天啟五年（1605） 王敏政 天使監文書太監 封朝鮮國王 胡良輔 忠勇軍提督太監 157 天啟六年（1626） 姜曰廣 翰林院編修 頒皇子誕生詔 王夢尹 工科給事中 158 崇禎六年（1633） 程龍 總兵 進兵部咨劄二道 159 崇禎七年（1634） 盧維寧 司禮監太監 賜物，封朝鮮國王世子 （原刊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八辑）》，中华书局，2012） [①] 所謂“記志”是與“言情”相對的提法。“記志”既包括了記憶、記載的含義，同時它又與政教相關，具有政治化的趨向。關於其含義的具體論述可以參看聞一多《歌與詩》（見《聞一多全集·神話與詩》），朱自清《詩言志辯》等論說，本文即是在這兩種含義上使用“記志詩”一詞。 [②] 對於此類文本的研究，臺灣學者涉入較早。如1955年彭國棟《中韓使節詩話》中，選取了弘治元年（1488）出使朝鮮使臣董越的兩首記志詩，極其簡要地介紹了明代中朝之間文學的交往（見《中韓文化論集（二）》，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版，頁319-334）。其後，此類評述也偶見於其他著述。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前後大陸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日益壯大，曹虹、孫衛國、高艷林、王國良、李新峰等學者都對使臣群體及其創作給以了相當的關注。特別是詹杭倫、杜慧月以《皇華集》為基本文獻，近些年依次考察了倪謙、陳鑒、高閏、張甯、金湜、張珹等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基本情況，以及《皇華集》的版本和文學審美價值。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2010）更是對景泰後至明末出使朝鮮的文臣及《皇華集》的相關問題做了較為細緻的考述，大致勾勒出景泰朝至明末出使朝鮮文官使臣的總體性框架，並對一些異域詩文做了文學性的考察，形成了較具規模化的研究。 [③] 東亞世界中的朝貢關係，在不同學者的筆下有不同的稱法，如“冊封體制”（西嶋定生，見《東亞世界的形成》，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中華書局，1993）、“天下秩序”（高明士，見《天下秩序與文化圈的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朝貢體系”（費正清，見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天朝禮制體系”（黃枝連，見上卷《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卷《東亞的禮儀世界》、下卷《朝鮮的儒化情境構造》，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994、1995）、“中華世界體系”（孫衛國，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商務印書館，2007）等等，各種說法的側重點雖略有不同，但大致都是指稱前近代中國通過冊封、朝貢等手段，發揮其域外影響力的模式，而中國與朝鮮之間則具有一定的典範性。 [④]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翰林院》卷221，《六科》卷213，《行人司》卷117，揚州：廣陵書社影印本，2007年版，頁2937-2942、頁2839-2841、頁1702。 [⑤] 《四庫提要·方洲集》，《方洲集》，文淵閣本，集1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1。 [⑥] 焦竑《許文穆公集序》，《許文穆公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本，集40，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32頁8。 [⑦] 倪謙《北園宴集詩序》，《倪文僖集》，文淵閣本，集1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438。 [⑧] 需要說明的是，明代中後期出現的這些政治變化使得國內的詩歌創作及理論發生了一系列的嬗變，但是朝貢關係並未受到這些變化的影響，同時域外記志詩的書寫慣例也已逐步形成，故而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域外記志詩雖歷有明一代，仍保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寫作模式。 [⑨] 祁順《心交倡和詩後序》，《巽川集》，四庫存目本，集37，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頁520。 [⑩] 李東陽《倪文僖集序》，《倪文僖集》，文淵閣本，集1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236-237。 [⑪] 《四庫提要·倪文僖集》，《倪文僖集》，文淵閣本，集1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235-236。 [⑫] 倪謙《艮菴文集序》，《倪文僖集》，文淵閣本，集18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287。 [⑬] 張甯《吳文肅公竹洲文集序》，《方洲集》，文淵閣本，集1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406。 [⑭] 可以參看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之第一章《明代的台閣體及其早期思想基礎的形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⑮] 此類詩文中也有部分屬於使臣在事件結束後的回顧性文本，但是朝鮮文臣在獲得這些文本後仍作必要的應答，並在朝鮮官廳刊刻使臣的詩文時，將朝鮮文臣的這些事後應答之作穿插其中，故本文仍將之歸入使事詩文一類之中。 [⑯] 《經國大典·事大·待使客》，首爾：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5年版，頁270。 [⑰] 龔用卿《使朝鮮錄序》，《朝鮮史料彙編（十九）》，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4年版，頁41。 [⑱] “中國以我國為文獻之邦，使臣則例選于翰林院而遣之，故欲使能文之士，預治其學而待之。”【日】末松保和編《中宗實錄（四）》卷76，中宗二十八年十一月癸醜條。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8年版，頁311。 [⑲] “弘文館，掌內府經籍、治文翰、備顧問”、“藝文館，掌制撰辭命”、“成均館，掌儒學教誨之任”、“春秋館，掌記時政”、“承文院，掌事大、交鄰文書”。見《經國大典·吏典》，首爾：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35年版，頁54、59。 [⑳] 龔用卿《使朝鮮錄序》，《朝鮮史料彙編（十九）》，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4年版。 [21] 張承憲《朝鮮往返即事感懷共八首》，《乙巳皇華集》，本文索引《皇華集》文獻均係國家圖書館藏朝鮮刻本，下文不復一一注明。 [22] 張承憲《朝鮮往返即事感懷共八首》，《乙巳皇華集》。 [23] 陳三謨《開平道中》，《癸酉皇華集》。 [24] 倪謙《謁文廟》，《庚午皇華集》。 [25] 祁順《宴義順館》，《丙申皇華集（上）》。 [26] 張謹《和徐參贊詩韻》，《丙申皇華集（下）》。 [27] 龔用卿《至寶山間》，《丁酉皇華集（上）》。 [28] 龔用卿《入漢城喜晴賦》，《丁酉皇華集（中）》。 [29] 吳希孟《入漢城喜晴次雲岡韻》，《丁酉皇華集（中）》。 [30] 陳鑒《國王臨別特書“感皇恩莫相忘”六字，見遺片言之間而君臣之義、友愛之情，藹然可見，因賦二絕以答盛意》，《丁醜皇華集》。 [31] 祁順《無題》，《丙申皇華集（下）》。 [32] 張謹《無題》，《丙申皇華集（下）》。 [33] 龔用卿《贈國王》，《丁酉皇華集（中）》。 [34] 《辛酉皇華集》。 [35] 使臣在拜謁文廟、箕子廟（墓）等具有帝國文化特徵的部分景觀時，朝鮮官廳往往彙集朝鮮官員、學子等角色共同出席，並有相應祭拜禮儀的安排，故而宜將此類詩文歸入使事詩文的類屬之中。 [36] 龔用卿《重刊遼東志書序》，畢恭等修、任洛等重修《遼東志》第一集，見《遼海叢書》，瀋陽：遼沈書社，1985年版，頁346。 [37] 張承憲《大同江》，《乙巳皇華集》。 [38] 薛廷寵《豬灘》，《己亥皇華集（亨）》。 [39] 歐希稷《夜泛大同江用高太常韻》，《戊辰皇華集》。 [40] 龔用卿《東林古城》，《丁酉皇華集（上）》。 [41] 倪謙《盤道嶺》，《庚午皇華集》。 [42] 倪謙《陟高嶺》，《庚午皇華集》。 [43] 劉鴻訓《上巳日霽趨通遠》，《辛酉皇華集》。 [44] 張謹《曉發林畔館》，《丙申皇華集（上）》。 [45] 陳三謨《懷省中諸僚友》，《癸酉皇華集》。 [46] 龔用卿《使朝鮮錄序》，同樣的敍述也見於其他使臣，如吳希孟《使朝鮮錄後語》：“使之不敢自安以盬王事，不獨貴幹勤而已也，然必咨諏乃盡職焉。不辱命也，能事專對也”，《朝鮮史料彙編（十九）》，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2004年版，頁42-45。 [47] 龔用卿《金巖館讀壁間諸作遂次其韻》，《丁酉皇華集（上）》。 [48] 華察《金巖館次韻》，《己亥皇華集（亨）》。 [49] 倪謙《抵浪子山》，《庚午皇華集》。 [50] 祁順《過臨津江舟中》，《丙申皇華集（上）》。 [51] 史道《途中馬蹶次韻》，《辛巳皇華集（下）》。 [52] 權擥《皇華集序》，《丁醜皇華集》卷首。 [53]【日】末松保和編《世祖實錄（一）》卷11，中宗四年閏二月條。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8年版，頁209。 [54]【日】末松保和編《世祖實錄（二）》卷33，中宗十年六月甲申條。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8年版，頁31。 [55] 《十三經注疏·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版，頁318。 [56] 李晬光《芝峰類說·明詩》，蔡鎮楚編《域外詩話珍本叢書（九）》，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頁304-305。 [57] 同上，頁311。 [58] 見徐居正《皇華集序》，《丙申皇華集》卷首。 [59] 徐居正《東人詩話》，鄺行健等選編《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頁21。 [60] 徐居正《東人詩話》，鄺行健等選編《韓國詩話中論中國詩資料選粹》，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頁19。 [61] 徐居正《筆苑雜記》，同上，頁23。 [62] 柳夢寅《於於野談》，同上，頁103-104。 [63] 此表依據《高麗史》、《李朝實錄》、《明實錄》中有關明代出使朝鮮使臣的記錄輯錄而成，使臣出使的次序依照抵達朝鮮的先後順序依次排列；部分使臣的職官資料記錄不詳，依據《殊域周咨錄》和已有的《皇華集》等研究成果予以補充；《高麗史》、《李朝實錄》對宦官使臣的稱呼，有稱內史、宦官、太監等，此表依據原文未予改動；萬歷朝“朝鮮之役”（1592-99年）期間以及明末，屢有明帝國的官員到達朝鮮接洽諸多事宜，此表惟收錄稱“天使”者；《李朝實錄》中部分朝鮮國王迎接詔書或敕書的記錄，由於語焉不詳，尚無法考證出這些帝國的旨意是由朝鮮使華官員帶回宣讀，還是由帝國派遣的使臣送遞朝鮮，所以本文暫將這部分記錄排除在外，待將來的研究得出確切結論後再予以補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