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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对苏轼诗、词、文、书法及绘画成就进行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对苏轼贬谪文学的深入细致探讨，是通过对苏轼人生遭际、学术思想、政治观念及时代环境的整体观照及融通综赅实现的。其研究“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兼览中西研究成果，学术视野宽广，是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西方学术话语的渗入也使其研究存在学术风险。 [关键词]艾朗诺 苏轼研究 整体观照 融通综赅 西方学术话语 艾朗诺(Ronald C Egan)是英语世界研究宋代文学及文化成就极高的汉学家，他著述颇丰且佳作迭出，深为汉学界推崇。艾朗诺自哈佛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中国文学(主要是宋代文学)研究，其译介与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苏轼与黄庭坚的题画诗》(Poems on Painting: Su Shih and Huang T’ing-chien)、《欧阳修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1007-72))、《欧阳修与苏轼的书法》(Ou-yang Hsiu and Su Shih on Calligraphy)、《苏轼书简：作为历史和文学的研究资料》(Su Shih’s Notes as 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ource)、《北宋词的名声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Repute of Tz’u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Word、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美之问题：北宋的美学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管锥编选译》(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钱锺书之古典解读方法》(Qian Zhongshu’s Reading of the Classics :An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Guanzhui Bian)等，另外，艾朗诺还承担了《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宋代文学”部分的撰写工作，可见其在海外汉学研究之地位。目前，艾朗诺正致力于李清照及宋代笔记研究。 艾朗诺倾注了大量心血展开苏轼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极为引人注目，尤其是《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一书堪称英语世界苏轼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唐凯琳(Tomlonovic Kathleen M)将之誉为西方汉学界“目前为止最具学术性的著作。”[②]该书持论公允、论证全面且深入细致，在西方汉学界有极大影响，恰如萨进德(Stuart H.Sargrnt)所言：“我认为任何一个对中国感兴趣的读者都应当认真研究此书，任何一位人文学者都一定能从中获益无穷，因为此书具有睿智的思想及明晰的表达，是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如今)的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都极为缺乏而又必需的。”[③]但目前国内学界对艾朗诺的苏轼研究成果尚未予以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对之进行引介、分析与评骘。 一 艾朗诺的苏轼研究以考察苏轼文艺成就为旨归，但与其他汉学家及国内研究者的研究路径不同的是，他并非直接就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展开论述，而是使用一种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方法，他试图“在人生与思想的宽广语境中来分析苏轼的艺术成就”，[④]即通过对苏轼人生遭际、学术思想、政治实践及所处时代环境的综合分析及会通化成来探讨苏轼文艺成就。与此同时，他还为我们展示了苏轼在诸多领域(不仅是文学艺术)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及一个复杂矛盾的苏轼形象，因此，他将这种视野广阔与深入系统的剖析定位为具有“特殊实用性”(special utility)的“具有一定更新性的全面研究”(Update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对“更新性”的强调来自于他对汉学界苏轼研究成果的不满，即对那种或就文学论文学的所谓“本体研究”，或套用西方某种理论强就己说，或对苏轼成就进行分解割裂而非融通分析等研究模式的批判。《文心雕龙·论说》有“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之说，其意与Update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有共通之处。 基于这种全面考察目的，在展开对苏轼文艺成就讨论之前，艾朗诺对苏轼政治生涯、贬谪经历、哲学思想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而这些分析无一例外都是为阐释苏轼文艺成就做铺垫，这与当时国内外研究视域较为狭隘的诸多研究成果大异其趣。下文分述艾朗诺是如何将苏轼的遭际、思想及所处时代环境等因素融入对苏轼诗、词及书画成就的考察。 艾朗诺认为，苏诗是苏轼“心中之镜”，即将苏诗视为苏轼人生态度、世界观及思想感情的载体，艾朗诺选取苏轼诗歌中的“谐谑”手法，自我与宇宙的关系，情与理之关系三个角度予以阐发。艾朗诺认为，苏诗大量使用“戏谑”这一修辞手法，而“戏谑”与苏诗的其他特征尤其是苏轼对人生的思考紧密相关。虽然“谐谑”是苏轼惯常使用的技巧，但是在元祐年间的诗歌中显得格外突出，这与苏轼此一阶段的政治遭遇(主要是元祐党争)直接关联，在与司马光集团、洛党、新党等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及随时可能降临的各种危险。面对生命中的艰难时刻，苏轼在诗歌中大量使用“谐谑”手法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及政治观点。艾朗诺认为，苏轼元祐早期的唱和诗运用“谐谑”这一看似轻松的笔调，似乎刻意避免谈及政治，但是实则暗含大量的政治与人生隐喻。苏轼与黄庭坚这一时期的唱和诗便是如此，如《黄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及《次韵黄鲁直赤目》，“戏谑在这些诗里服务于明显的目的，打趣被用来表达政治观点也许是最为明显的一类。……这一时期标示戏谑的诗歌是最聪明的暗示手段之一，因为它们隐藏着极其严肃的政治含义。”[⑤]同时，苏轼创作大量谐谑诗(playful verse)还与苏轼性格特征、人生态度及政治观念有关， 如“天公戏人亦薄相”(《次韵黄鲁直赤目》)既体现出苏轼性格中“狂”的一面，也表现了苏轼无所畏惧、敢陈己见、鄙视投机的政治态度。 诗歌作为诗人对世界睿智思索与深入体察的结果，必然表现了世界最基本、普遍的道理，哲理诗便是体现诗歌这一功能的典范形态，哲理诗通常在诗歌意象中蕴含深厚、隽永的抽象哲理。哲理诗并非始于苏轼，却在苏轼手中发扬光大。艾朗诺认为，苏轼的哲理诗通常表现个人在世界的位置，个人经验的主观性，世态人生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反对极端个人中心主义。艾朗诺认为苏轼的哲理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议论性，如《泗州僧伽塔》表达了同处世界之中，造物主不可能同时满足每个人的要求，全诗因物喻理，韵味无穷;而《登州海市》却认为上天常助人成功，人类不幸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两首诗均涉及人与上天之间的关系，前一首诗表现了苏轼推崇的多元价值观念，后一首诗则证明苏轼对人主观力量的重视。二是社会与空间视角，如《熙宁中，轼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余，复忝郡寄，再经除夜，庭事萧然，三圄皆空。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济、子侔二通守》(前诗)苏轼超越了官囚因身份不同而具有的不同视角，而是从“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相同的人生境遇出发来思考问题。这种不囿于常规尤其是不局限于自己所处社会角色的视角在苏轼哲理诗中十分常见，如《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题西林壁》及《法惠寺横翠阁》等均是如此。“这种思维方式并非始于苏轼，但他超越了前人将之运用于文学创作中，苏轼是将这种思维方式与个人抒情诗传统有机融合的第一人。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联姻(挑战个人感知的有限性与根植于自我的文学抒情传统)在苏轼哲理诗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⑥] 而苏轼哲理诗“万象生我目”及“空故纳万境”的思维方式与佛教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三是时间性。转换时间与转换空间观察事物相似，时间是诗人超越个人观察世界局限性的有效手段。如《送郑户曹》旨在说明人事变幻及生命的有限性;《舟中夜起》则表明事物(人间美景，如诗中“清境”)及其所唤起的情感均是转瞬即逝的，苏轼再一次进行了人生的终极思考。由此，艾朗诺认为苏轼作诗也旨在捕捉世间易逝的景和情，苏轼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便言“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但与世间其他事物一样，诗歌也只能存在一时，不可能长存不朽，即所谓“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登州海市》)四是隐喻性。隐喻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修辞手法被大量使用在苏轼哲理诗中，苏轼哲理诗中的隐喻几乎不带感情成分，却富含智趣，还有一种类似小说叙事的特点，使其诗歌意境更为阔大，有的甚至还暗藏作者的不幸，由此造成一种独特的空间感。如“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等均是苏轼哲理诗善于以隐喻打破空间界限的典例，另外，苏诗中的空间感可能与庄禅的空间思想有关。 抒情言志是文学的本质，而言理又是宋学的精神核心，因此，如何处理好情与理之间的关系是宋代文学(尤其是诗歌)至为关键的问题。前人在概括宋诗的基本特征时多一言以蔽之曰“言理”，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有偏颇之处，宋诗虽多言理之作，但也不乏言情之诗，宋代诗人面临的其实正是如何处理诗中情与理的关系。苏轼亦然，苏学既追求形而上之思，又颇具实践精神。“苏轼经常努力(在诗中)表现关于世界较为客观的立场和观点，一种超越了主观性的立场，但他同时又保持着一位生动鲜明、富有人情味、令人难忘的抒情诗人形象”。[⑦]也即是说“苏诗既承认诗人与世界的情感联系，同时又质疑自我的地位。”[⑧]在考察苏轼诗歌处理自我与超越自我、抒发情感与超越情感时，艾朗诺并未局限于诗歌内部进行探讨，而是结合苏轼在学术与政治领域的相关见解予以审视，从非文学角度探究文学，发掘苏轼诗歌的特征。艾朗诺认为，苏轼早期《进论》中表现出重视感情的倾向，而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之一便是新法违逆民情;《东坡书传》与《苏氏易传》则反复阐明情为理的出发点，理据情而存;但从审美动机来上来讲，苏轼又将重视感情推导至超越感情，即与情保持适当距离，不溺于情才能体验所有的情。换句话说，苏轼的诗歌创作既追求情感抒发，又重视超越主观的形上之思。如《自普照游二庵》、《泛颖》，二诗均先写作者所见之景，但前诗肯定自我在人生及社会中的地位，后诗则试图超越自我，走向理性王国。 苏轼对词进行了全面革新，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开创了豪放一派，追求词的“雅化”，对词体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一般研究者集中描述苏词的成就不同，艾朗诺则重视挖掘苏轼革新宋词的动机及原因。苏轼推崇文艺创作必须表现个人真性情，因此他对前人在词中表现风流韵事、妇人美貌、浅俗情感等极为不满，认为他们表现的是persona(艺术面具)，即一种同本人不一致的、伪装的个人形象，而苏词则追求“天真”(natural genuineness)。艾朗诺认为，虽然苏轼无词论直接证明苏词重真性情，但是从其书画理论及大量书简可以推知他对词中表达真情的重视，这也是苏轼着意拓展词的题材，超越传统词作规范，努力发出个人声音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苏轼对“词人之声”(Poetic Voices)的强调，因此苏词“注重自传性细节描写，赋予了离愁别绪题材以新的力量”。[⑨]如《临江仙·夜归临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别徐州》三首词分别描述作者被贬黄州、怀念亡妻、离任徐州这些具有“自传性”的经历。艾朗诺还提出，苏轼在诗词两种不同文体中对主观性的处理存在明显矛盾，即在诗歌中极力超越主观性，而其词却凸现主观性，发出高度个人化的声音，其原因在于诗歌表达更为严肃的思考，而词一直是一种表达强烈感情的形式。也就是说，“诗庄词媚”的传统观点是艾朗诺寻找到的理论出口。同样表达对亡妻(妾)的深切怀念之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悼朝云》，前者缠绵悱恻，后者理趣盎然;同是书写离别徐州的《江城子·别徐州》和《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前者情思绵绵，后者故作超然。另外，“乌台诗案”之后被贬黄州使苏轼被迫选择一种抒情自由度更高同时也较少受到关注、不易被攻击的文体形式来进行创作，《答秦太虚》(第四)、《与滕达道》(第十五)等书简中言明自己在这一时期诗文创作大量减少，因此，增加词的创作势所必然。 苏轼的小令多描写户外景象、事件，善于表现无忧(free from worries)、无思(free form thoughts)、无根(the sense of rootlessness)、无住(non-attachment)，而非传统的闺阁之情、离愁别绪。由于小令长短不一，没有严格的押韵，与变幻莫测、率性自然的户外生活相一致。苏轼充分利用了小令这一特点，创造了适合贬谪生活心境的词，他意图向世人展示，即使在偏远之地他也能获得心灵自足。因此，在被贬黄州后，苏轼坚持多在词中表现户外活动所获得的精神自足，如《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及《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艾朗诺认为，《定风波》不仅描写苏轼的户外活动，其旨归在于表现精神自足;《鹧鸪天》以对美景的描绘来试图超越世俗的忧虑、挫败感和伤痛;《卜算子》则明显体现了苏轼的无根意识，极力避免直露忧伤。 艾朗诺认为，柳永与苏轼开掘了慢词的潜力，苏轼的慢词对柳词既有承袭但更有开拓，尤其体现在苏轼慢词的主题更为多元、模糊。苏轼将慢词中频繁表现的男女艳情导向更为宽广的领域，如《永遇乐·徐州夜梦觉，此登燕子楼作》，苏轼并未止于盼盼浪漫情事的想象，而是将盼盼的人生遭遇自比，词人于燕子楼凭吊盼盼，设想徐州人将来于黄楼凭吊自己，恰如张志烈所言：“由登燕子楼之梦，写到历史长河之梦，吊古人，设想后人吊己，从而感悟人生，喟叹古今。”[⑩]艾朗诺还认为，苏轼借盼盼对感情的忠贞来比喻自己对朝廷的忠诚，这种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姻正体现了其“综合性研究”特色。同时，苏轼慢词经常以梦境或过往场景开篇，但其归结点都是作者的人生境遇或思想状态，这种过去与现在交错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效果，如《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均是如此。另外，苏轼慢词的思维突然跳跃极为显著，《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洞仙歌·冰肌玉骨》等均有意象与思绪的急速转换，叶嘉莹、孙康宜对苏词这一特点有所察觉，这与苏诗截然相异。当然，艾朗诺也注意到苏轼对词体的重视与其哲学理念是密切关联的。 苏轼在文艺领域的伟大成就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在书画艺术方面也造诣精深，是中国古代伟大的书法家与画家。艾朗诺认为，由于欧阳修等北宋古文运动倡导者对书法家人品极为重视，使颜真卿成为他们的推崇对象。苏轼在欧阳修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认为书法反映书法家的个性(personality)及其为人，“其为人”主要涵括神情(spirit and feeling)、风采(manner and bearing)和趣(drift or flavor)三个方面。同时，苏轼还认为同一书法家可能具有多种风格，即使偶有笔画敧斜但不影响整体端整，即所谓“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而且苏轼认为书法创作不能固守成法，而应当达至“无法”(no set method)境界。东坡虽然不排斥学习前人，但反对摹拟蹈袭，追求创作的新意，使其书法臻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苏轼重“意”首先应存在于书法家的创作意图中，并与唐人书法理论所强调的“情”不同，而对“意”的强调表明宋人注重在艺术中表现个性，黄庭坚《跋东坡水陆赞》就否认存在一成不变的法度，实为东坡辩护。恰切处理“成”(tradition)与“变”(transformation)是形成苏轼书法独特风格的原因，东坡尤其重视后天之学即所谓“新变”。苏轼要求书法创作时，必须不受成法及外物的束缚，进入一种自然虚静状态，达到“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其《书舟中作字》载： 将至曲江，船上滩欹侧，撑者百指，篙声石声荦然。四顾皆涛濑，士无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变亦多矣，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孰与且作字乎?[11] 这自然体现了宋学的基本特征，即“在坚持一定儒家思想的情况下，人们进一步吸取道、释中的有无、动与静、变与不变等相关思想因素，形成自己关于宇宙万物的常与无相统一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观点。”[12]另外，苏轼还要求书法不能停留于传统意义上的获得自由和愉悦，而是必须体道，即达到“文与道俱”之境，“文学本身(literature per se)与道是一体的”，[13]艾朗诺认为这源自苏轼“无我”与“无思”的哲学思想，而这正体现了苏轼书法理论的深刻与价值所在。 作为杰出画家，苏轼传世作品较少，但其画论却对中国绘画史及美学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作为文人画理论的奠基者更是为世所重。艾朗诺认为，苏轼的文人画理论强调意胜于形，画工画的不足在于过于注重形式和技巧。文人画还特别重视画家个性的表现，苏轼于《墨君堂记》中强调文同之画与其品性合一，同时只有画家才能赋予外在事物以意韵。苏轼钟爱的三大创作对象——竹、怪石、枯木表现了苏轼孤傲、不屑逢迎、顽强不屈的性格特征。绘画能体现画家关于“理”的认识，苏轼之“理”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及华严宗的“理”、“式”、“源”、“无住”有关，因此，“苏轼在肯定形似的同时，强调绘画不独在形似，而需‘传神’，‘得其意思’、‘得其理者’，旨在强调绘画的主体精神，这正是他论士人画(文人画)的一以贯之的艺术思想”。[14]另外，艾朗诺认为，画的最高境界是利用自然意象表达价值理念与意图，苏轼画论中经常出现的“清新”这一范畴与其人格精神及艺术理念是完全相通的。 二 在传统社会中，官吏被指派到远离京城的地方任职或流放被称为贬谪。贬谪对士人的官宦生涯来讲，既意味着遭遇重大挫折，同时也预示着东山再起的可能。而对那些兼具文人身份的士人而言，贬谪则意味着更多，他们很可能在政治生涯不幸的同时，迸发出惊人的文学艺术创造力，所谓“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很多文人在贬谪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精品，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引入注目的“贬谪文学”现象。苏轼的政治生涯一波三折，擢升与贬谪多次上演，被贬谪到外地任职，对苏轼的政治遭遇而言可谓不幸，但是就其文学艺术创作而言则是大幸。苏轼贬谪时期创作的文艺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精品迭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其贬谪生活造就了作为伟大文学家的苏轼。 艾朗诺对苏轼贬谪时期的文学创作给予了更大关注，在《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一书中辟专章论述。艾朗诺认为“对作为诗人的苏轼而言，贬谪被证明是一次克服狭隘主观性的最大挑战，迫使他以新的方式去应对这些挑战，其文学作品也呈现出新的面貌”。[15]艾朗诺对苏轼被贬黄州及岭南的过程及处境进行了深入细致勾画之后，认为贬谪对苏轼而言，至少意味着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苏轼道德节操的冲击;其次，使苏轼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再次，对苏轼正义感的巨大考验。艾朗诺以苏轼《与李公择书》《与王定国》(第八)《与秦太虚》(第四)《与参寥子》《与程正甫》(第十三、六十三)等书简及《黄州安国寺记》《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为例，刻画出苏轼贬谪之时沉默寡言、内省自责、恐惧焦虑等生活状态。 贬谪对苏轼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极为复杂的，艾朗诺觉察到了贬谪对苏轼人生哲学所产生的复杂甚至是具有矛盾性的影响。作者通过对《超然台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对比，认为贬谪对苏轼而言，不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更意味着对其人生哲学复杂、矛盾的影响。艾朗诺认为，后三者同写赤壁，都思考生命价值及个人努力的永恒意义之类的问题，但在《超然台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抑郁不得志的地方官，努力调适自己去适应不满意的政治处境;在《前赤壁赋》中苏轼集中思考生死这一人生终极问题以及不执著于任何短暂之物，苏轼显然具有了更为宽广的视野，但这仅为苏轼瞬间所获得的短暂超脱，并非苏轼哲学的最终归宿，只是其哲学思想最令人满意的文学呈现;《后赤壁赋》继续言说生死问题，但是也提供了另一种哲学思考，即如何有效地完全超出时间与必死性;而《念奴娇·赤壁怀古》又呈现了迥异的贬谪诗人形象，一位仰慕英雄且为逝去英雄无限伤感的形象，其间没有作任何超越性的人生哲学尝试，也没有试图减轻孤独的努力。当然这是因为“苏轼的文字，一方面见他处处自道寓意之乐，一方面也能感受他浓重的人生虚幻意识和困难意识。他以‘寓意’思想来理解自己对政治活动的投入，对社会政治的责任，比一般儒家的忠君报国之说更为深刻;但他因生死和出处的困境而引发的人生虚幻意识和苦难意识，较前人也更为沉重和深微。”[16] 艾朗诺坚持认为，在苏轼的贬谪生活中，一直有一种怀疑感和挫败感，这使得他不可能在“清风明月”中寻求精神自足，加之苏轼一贯的“无私”哲学，同时也为了在辛苦劳作之余获得放松，他开始创作一些如《东坡八首》之类描写耕种快乐的诗歌。《东坡八首》“似乎看不到痛苦的痕迹，没有超乎农事之外的其它世事渗入，我们从中领略到的更多是一种对劳作生活的满足，极少提及过去的政治经历，他似乎把自己的过去成功掩藏起来了”。[17]苏轼此类诗歌很容易让人想起陶渊明，但是苏轼此类诗歌与陶诗有着不同之处，一是重视农作细节的描写，二是苏轼曾位高权重，其劳作被认为具有一定讽刺意义。如果说苏轼在黄州时期此类诗歌还停留简单模仿陶诗的话，那么在被贬岭南时，苏轼则开始创作大量“和陶诗”。苏轼写作“和陶诗”与他对陶潜的“尚真”品格以及与世不合这一共同人生遭际有关，也就是说“和陶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对清高人格的向往，对节操的坚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与真率生活的愿望”。[18]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载东坡曾致信苏辙，“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19]但是艾朗诺认为，苏轼的“和陶诗”与陶诗迥乎不同，苏轼经常在“和陶诗”中刻意表达自足之感，但陶诗却多写生活中的忧虑与沉思，因此，苏轼“和陶诗”并不具备陶诗的真切与平和。苏轼对陶潜形象的塑造和对岭南的赞美是为了希望从痛苦中解脱，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轼和陶是自我慰藉，自寻快乐，也即是说“苏轼把‘和陶’当作疗救心灵创伤的良方和排遣人生痛苦的途径”[20]。苏轼贬谪时期的文学创作还反映出苏轼复杂的心态，一方面渴望他通过炼丹行气、美食养生等手段得到永生，另一方面他又不执迷于养生与救赎，而是钦羡陶潜的适性而为。如《和陶杂诗》(第六)前半部分表现出苏轼对永生的向往，但后半部分又放弃了永生的想法;《后赤壁赋》则蕴含着苏轼对死亡问题的深层思考，艾朗诺认为苏轼“履巉岩”及系列举动表明苏轼渴求永生的愿望，但孤鹤的“戛然长鸣”则似乎意味着一种警示，而“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则是苏轼的自我解嘲。另外，艾朗诺认为苏轼的怨愤诗与表现那些情感自足的诗歌并不冲突，都是为了避免消沉的手段。而事实上苏轼自己对那些伪装的自足也感到厌恶，因此他写作了一些抒发愤恨的诗歌，如《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洗儿戏作》《纵笔三首》(其一)和《纵笔》，尤其是后两首《纵笔》诗中重复出现“白头(发)萧散满霜风”一语被艾朗诺认为是苏轼向政敌的特意回应，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讲，苏轼的怨愤诗是其表达政治观点的一种手段。 总体而言，艾朗诺认为苏轼的贬谪文学体现了苏轼在此阶段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态，尤其是在进退出处中陷入的冲突心境。实际上这恰是典型的“苏轼式人生心境”，即“他常常想到隐退林下的逍遥，却又无法忘怀现实中的各种矛盾、斗争，因为他既有诗人的胸襟，又有造福斯民的政治责任感，故其作品中不断出现这种矛盾心境的反映。但总的基调是清雄旷达的，那种人生如梦的感受，是以艺术的态度观照生活的结果，不是出于消极失望。”[21] 三 艾朗诺的苏轼研究不但成就较高、影响较大，而且特征突出，尤其体现在其兼览中西学术成果进行整体观照及西方学术话语的渗入两个方面。 艾朗诺自谓其苏轼研究的突出特点乃“具有一定更新性的全面研究”，即把苏轼的文艺成就放在其人生经历、哲学思想、政治观念及所处历史条件这一广阔文化语境中来考察，这是一种极为典型的整体观照。如艾朗诺坚持认为苏轼将书法与绘画作为文人精神的表现形式，其原因有六：苏轼强烈的“身份意识”; 作为“理”的载体;作为表现自我的典范形式;作为苏轼集团增进交流，标榜独特品味与道德优越感的最强手段;作为一种更为安全的表达方式;作为一种能获得极大精神愉悦的形式。因此，苏轼的书画美学是其人生观、哲学观、政治观及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进行文学与哲学、历史、政治及学术思潮之间的整体观照是艾朗诺的苏轼研究最为显著的特征，当然这种整体观照是在兼览中西学界成果的基础上获得的，艾朗诺对中国学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不但有深入了解，而且经常吸收、借鉴，邓广铭、缪钺、项楚、谢桃坊、王水照、曾枣庄、李泽厚、叶嘉莹、陶文鹏、章培恒、张志烈、周先慎、刘乃昌、张三夕、刘尚荣、林冠群、罗思鼎、马振锋、唐玲玲、吴仕端、薛瑞生、严中其、朱靖华、曹树名、陈华昌、程民生、范宁、漆侠、龚延明、何国铨、洪柏昭、黄海鹏、黄鸣奋、黄任轲、金诤等学者的成果都被艾朗诺阅读、吸收甚至是引用。而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儿、竺沙雅章、小川环树、包弼德(Peter Bol)、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麦克·福勒(Michael Fuller)[22]等国外汉学家的观点也经常作为其引证或批驳的对象。 作为深受西方学术思想浸淫的学者，艾朗诺的苏轼研究不可避免地渗入西方学术话语，同时这也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突出特征。中国文学孕育在中国文化的母体内，有着其独有的特质，西方学术话语是否可以及何种程度用来分析中国文学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我们认为，运用西方学术话语分析中国学术有其自身优势，但同时由于文化的隔阂又不可避免有方枘圆凿之处。艾朗诺从未阐明其苏轼研究所运用的批评方法与学术理念，总体而言他参用中西学术话语，并未局限于一端。但西方学术话语的渗入在艾朗诺的苏轼研究中依然随处可见，如主观性(subjectivity)和客观性(objectivity)贯穿其苏轼研究的始终，而二者毫无疑问是西方文化的关键词。另外，身份(identity)、艺术面具(persona)、诗人之声(Poetic Voices)、自我(self)等广泛使用的术语都是典型的西方学术话语。这些西方学术话语的大量使用既为艾朗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也是其研究的特色之一，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学术风险。 我们在看到艾朗诺苏轼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必须对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有清醒认识。比如在对一些中国文化术语的进行翻译时存在文学误读，如将中国文论中的“意”翻译为meaning或mood;将“意趣”译为“meaning and flavor”“aesthetic mood”或“artist intent”;“法”译为“method”或者“law”，对于熟知中国文艺美学或中国哲学的人来讲都可以明显看出这些翻译的不甚贴切之处。另外，用西方学术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尤其是主客关系)研究苏轼显然与中国传统主客合一的文化精神不合。再者，他对一些文学意象的解读(如对《后赤壁赋》中“孤鹤”的阐释)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艾朗诺之苏轼研究的总体判断：我们认为艾朗诺的苏轼研究不仅在英语世界具有集大成地位，而且其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等均有值得国内学界借鉴之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JZD016)阶段性成果。 [②] 唐凯琳：《“散为百东坡”——西方汉学界的琳苏轼研究》，见曾枣庄主编《苏轼研究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8页。 [③]Stuart H.Sargrnt ."Ronald C.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Book Review) ,T’oung Pao,1997. [④]Ronald C Egan.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XV. [⑤]Ronald C Egan.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173-174. [⑥]Ronald C Egan,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186. [⑦]Ronald C Egan.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203. [⑧]Stuart H.Sargrnt ."Ronald C. Egan, 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Book Review) ,T’oung Pao 1997. [⑨]Ronald C Egan,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324. [⑩]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九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 [1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第九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81页。 [12] 于民：《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3页。 [13] (美)叶维廉：《中国诗学》(修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14] 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514页。 [15] Ronald C Egan,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208. [16]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63页。 [17] Ronald C Egan,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232. [18] 袁行霈：《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9] 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02页。 [20] 巩本栋：《“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苏轼〈和陶诗〉新论》，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4期。 [21]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0页。 [22] 艾朗诺认为麦克·福勒在《通向东坡之路：苏轼“诗人之声”的发展》(The Road to East Slope: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一书中存在研究视野狭隘、研究方法交代不明、对苏轼思想把握不够充分及简单化处理等问题。见Ronald C Egan.The Road to East Slope: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 by Michael Fuller(Book Review).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92.Jun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