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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新生(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反思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我谈的是东南亚研究问题，事实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可以从侧面来反映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起伏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们进入了东南亚研究良性的发展时期。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东南亚研究的新热潮。有人认为这是东南亚研究新的高潮时期。下面我会对这个看法做出自己的修正。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在中国成立相当普遍，有些内地省份高校也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机构。这跟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自贸区的建立等发展背景相关。中国已将东南亚看作一个潜在的市场与可能的合作对象。但这个时期的东南亚研究以及研究机构与研究队伍，关注的课题主要是经济与区域合作方面，而区域合作方面也基本是经济合作，包括学术专著与期刊，讨论的热点都是这方面的问题。这种研究偏好不仅源于学术界，也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鼓励、企业的积极协作、媒体的关注，其中媒体关注的热点也成为调动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2000年之后，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学术成果，包括国外名著《剑桥东南亚史》的翻译，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中东南亚历史文化著作系列(含《中缅关系史》等)，陈序经先生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北大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大百科全书》等名著和工具书。在专题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兼具现实研究与理论成果的著作，比如有任一雄的《东亚模式中的威权政治：泰国个案研究》，还有韦民的《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东盟研究新视角》，此外还有段立生的《东南亚宗教嬗变对各国政治的影响》，范若兰的《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曹云华的《变异与保持——东南亚人的文化适应》等。它们不仅是对东南亚现状与历史的个案或整体研究，重要的是它们还带有理论性的思索。 1980年代之后，“以改革促发展”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强有力的指导性理念。在教育和学术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被不断强调，其中“官产学研”结合成为时尚，为国家改革目标服务被称为复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道路，国内的国际与地区研究也就被要求贴近政府决策需要。这给高校和科研机构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政府资助和企业支持，研究经费大增。然而，这种研究热潮也使研究出现实用主义和市场导向。在区域研究繁荣的同时，传统基础性研究和扎实的系统研究被忽视，甚至有被边缘化以致被取消的危机。其中最显著的问题在于，少数有志做基础研究的青年学者由于很难在“非实用”课题上获得资助而放弃他们的研究。与此同时，大量重复性的，比较肤浅的政策和“主旋律”研究(对策研究)则充斥于各种出版物。这种应用与现状研究的覆盖作用，使得我国东南亚研究方面具有传统优势的历史问题研究、理论问题研究和研究方法问题的探讨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根据一项有关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载文数量的统计，从1996 ～ 2000年，有关地区经济合作和金融危机的论文约有280篇，而理论探索的文章只有38篇。另一份统计显示，在两份最主要的东南亚研究刊物中，1994 ～ 2004年的十年中，经济类和政治、国际关系类文章(主要是对策性研究)占67.8%，而历史类只占9.4%。东南亚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华侨华人研究，这个研究领域的历史类文章已经从1995年以前的第二位，大幅下滑到第九位，有关方法论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滨下武志教授早在2004年就提出，作为世界学术研究的一般趋势，亚洲研究应该从微观和个案研究起步，但是应该将目标瞄准宏观的解释和规范的分析(macroscopical explanation and normative analysis)，事实上就是理论的分析、理论的提升，以便深入洞察各个地区在历史、地理和文化上是如何能够被称之为一个整体的。这两天，我们的亚太院就在滨下武志教授的组织下开展了一个名为 “海上跨文化交流对亚太地区的跨学科思考”的研究。我认为，为了缩小中国东南亚研究与国外的差距，基础性理论研究必须受到足够重视和提倡。为了认识区域一体化的内部规律，必须更加注意学习和吸收各种相关理论。刚才钱江教授也提到了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张蕴岭教授，他曾有一个观点，他说现在已不再提东南亚，而是提东盟，即东南亚是一个区域整体，所以我们必须更加注意来讨论区域一体化的内部规律，比如世界体系理论、长时段历史理论、一体化理论、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关系方面的理论等。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由于缺乏理论性、广泛性和经验性而滞后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发展近30年，但我们还没有一本具有较强理论性的国别或者地区史专著。与此相比，台湾的东南亚研究学者近年的成果在这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出版了《东南亚政治学》和《东南亚区域研究与政治经济学》这样理论与实际研究兼备的著作。对于这一点，新加坡著名政治学教授廖建裕和北京大学梁志明教授都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过于注重一般性研究成果的数量导致了低水平的重复，即使是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太注重微观层面的地区经济研究，而忽视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架构，尤其是对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重视不足。可以看到，前后两次金融危机，在我们的学术界都没有出现具有前瞻性的讨论。 造成这种缺陷或者滞后的原因，在有的学者看来可以归结为：学术与政府之间的平衡难以协调，从而影响长期性和基础性研究的开展。经济学研究，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学者的兴趣比较容易与政府的兴趣达到某种平衡，但在国际和欧元问题研究方面，我认为，政府的兴趣与学者的兴趣往往不一样甚至冲突，政府关注的不是学术贡献，而是清晰实用的政策建议。因此，学者经常要放弃长期性的基础研究，而去做短期性的对策研究。另外，社会(尤其是媒体)对通才和热点的过分追捧也导致具体领域(如国别)的持续性、系统性研究受到冷淡。 在如何将传统研究方法与中国东南亚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上，著名东南亚学者王赓武教授指出，应该在选题方面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西方和东北亚对东南亚文化和宗教影响的比较研究;东南亚各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东南亚国家政府与政党关系的典型分析;不同族群和社会群体的现代化模式研究等。滨下武志教授也建议，应该注意东南亚国家共同面对的环境、生态和人口问题，以海洋为媒介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等。这些都需要做长期持续性的基础研究课题。上述研究可以说是解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差异明显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趋势的历史与人文基础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有理论性也有现实性。 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另一个不足在于档案文献的建设。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是我国东南亚研究的人文社科基地，但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图书资料相比，厦大虽然有52，000种图书和1600多种期刊，但分别只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10%和18.5%。另外，研究队伍稀缺，具有跨文化研究素质的人员，比如掌握小语种的人员还不多，有一个统计数据说懂东南亚小语种的研究人员只占总数的21%，我对这个数字持保留态度。我在2009年第9期《开放时代》上看到项飚先生的文章，他认为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重新被边缘化。事实上，在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中也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所以，我认为1997年以后，我们的东南亚研究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是在走下坡路，而不是进入高潮，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习小语种，研究人员一直缺乏，这给从事深入的田野工作带来障碍。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是要引起重视的。 陈宜中(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东北亚的和解之路 在座有许多区域研究的专家，而我自己主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也关心当代大陆思想界的辩论。今天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这有一个缘起。吴重庆兄来台北时曾经问我：“为什么你们季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似乎很关心东亚?”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未必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其他同仁一样。我个人认为，从鸦片战争以来，外界势力打中国都是从东边来的，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未来可能遇到的主要障碍与挑战，大概也会从东边来。这边是重兵部署，除了冲绳的美军基地，还有日本的横须贺港也安置着美日在东北亚地区的海军基地，还有在韩国的美军基地，等等。此外，两岸关系的隐忧还在。这些都是非常切实的考虑，也促使我特别关切东(北)亚共同体这个问题。 据我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金大中阵营(韩国的进步派或自由派)有一个很强的意识，他们认为两韩问题不可能由这两方单独来解决，肯定要牵涉到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各方面的力量。换句话说，两韩的和解乃至终极统一，与促进整个东北亚的和解其实是同一个过程。同样的，虽然中国大陆向来强调两岸问题是一个中国的内部问题，但事实上中国政府也已经务实地看到，两岸问题牵涉到整个东(北)亚区域的各种力量，特别是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利益和影响力。我这么说，并不是要把两岸问题给区域化、国际化，而是说我们要务实地理解到：两岸的和平发展甚至终极统一，与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未来发展是有联动性的。 奥巴马访问中国大陆，引起了周边普遍的焦虑。我觉得《经济学人》对奥巴马此行的评论比较到位，它说：“奥巴马没有足够的自信，北京也没有足够的自信。”2009年11月初李光耀访问美国时说，美国除了应该在鸠山倡导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应该更积极地介入亚洲事务以制衡(balance)中国的崛起。大陆的网友对此非常不高兴，他们认为新加坡一方面依赖中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却引狼来对付中国。不过李光耀的话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东亚周边都在防华。现在中国经济势不可当，东亚周边不得不低头，但大都提心吊胆，于是搞两手策略，一边跟中国改善关系，一边向美国买保险。去年我去印度时，发现印度的官方和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崛起极度焦虑，他们非常不客气地说，你们怎么可以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呢?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有很多国家想和中国做生意，但是他们心里面似乎把中国看作一个崛起的霸权，不是王道，是一个崛起的潜在霸道。 再举两个例子。韩国《朝鲜日报》2009年11月20日的社论说，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增强，所以韩美的FTA(自由贸易协议)已经不完全是贸易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进一步提升韩美结盟关系的契机。在日本，鸠山的背后是小泽一郎，小泽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他希望日本能摆脱和平宪法的包袱，在美日关系中能平起平坐，让日本对自己的军事有更大的掌控能力。所以说，鸠山在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并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对中国的提防也是很厉害的。日本民调显示，对中国有敌意、有怀疑的日本人，还是占很高的比例，并没有下降。 就台湾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目前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民间交流和经贸关系的发展，究竟能不能使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有更好的发展，恐怕还是不容乐观。在政治上，台湾岛内的趋势很清楚，整个绿营加上蓝营的主流派是拥抱美国大腿的。绿营已经硬化成了一个抵制中国大陆的集团，就算这个集团不会重新执政(这点还很难说)，但由于它背后有美国或隐或显的支持，它肯定还会这样一直抵制中国。至于蓝营的主流派，一方面希望促进与大陆的民间交流和经贸关系，但是在政治上也是相当亲美的。 据我的观察和判断，中国大陆目前正在争取20 ～ 30年的所谓战略机遇期，想要崛起成为全球性的大国。在东(北)亚共同体的问题上，目前中国政府着重于经贸议题，回避政治整合。正因为中国政府相当务实地看待美国的利益和角色，中国政府对东(北)亚共同体其实并不热衷。日本也不热衷，而主要是希望把印度、澳大利亚等拉进来牵制中国。所以说，照目前的趋势来看，所谓的东(北)亚共同体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路线有两大特征，一个是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的富国强兵道路，这种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似乎是引起周边焦虑、不信任的主因之一，使周边在所谓的安全问题上倒向美国，向美国买保险(虽然同时也想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第二个特征是拒绝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主义。韩国的进步派刊物《创作与批评》有个主要观点是：如果中国大陆要在区域内平衡美国的霸权，硬碰硬走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道路可能会适得其反。中国大陆必须要建立更深厚的东亚纽带，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走的是俾斯麦式富国强兵的道路，而不是某种循序渐进的民主主义道路，它对韩国、日本、台湾等周边地区进步派的吸引力就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亲美右派更会紧紧抱住美国的大腿。对此，韩国《创作与批评》的总编辑白永瑞有个重要观点，他说：“如果中国不是立足于民主主义，而是通过复兴大一统的历史记忆来追求权力的合法性，走的是以民族主义为动力的近代化模式，并未能新创出克服其弊端的独特发展模式，那么即使中国有意要主导东亚秩序，也不容易让周边国家自发地参与其中。”白永瑞在韩国是被定位成亲中派的，他并不是亲美反中派。他的观察，我基本是赞同的。中国大陆未来的道路如何走，将连带地影响着日本、韩国、台湾内部政治势力的均衡与变化。 从目前趋势看，中国政府对东北亚、东亚共同体并不太热衷。中日韩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依然在上演，这三国的民族主义都还是处于青春期的民族主义，不是度过了血气方刚时期的比较成熟的民族主义。所以在我看来，东北亚的和解之路是有许多隐忧的。事实上，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与对欧洲是不一样的。在东亚，美国采取双边主义，而且利用各国之间的民族主义矛盾见缝插针。如果中国大陆对东北亚的策略不调整的话，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这些周边国家会不会更与美国这个衰落中的霸权走近，从而加剧东北亚的离心力?这可能是值得深思的一大隐忧。 我认为，欧盟有部分的经验是可以参考的。欧盟各国的民族主义相对来说比较不这么血气方刚。德国、法国、西班牙、北欧、中欧等国并没有结合成为一个所谓的大欧洲国，它们各自的国族认同比欧洲认同更为重要。但是，它们的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却似乎已经度过了“为了我的国族尊严而践踏你的国族尊严”的那种青春期，也就是较为平和，而这也许正是东北亚这个区域所需要的。 孙中山曾有一个演讲，他当时劝日本不要去走西方式的霸道，要学学我们中国老祖宗的王道，他说我们的王道是让周边心悦诚服的。我同意，中国传统中有些重要资源，也许有助于我们超克东北亚青春期的国族主义对峙的局面。中长期来看，目前这种局面对所谓的中国崛起是不利的。中国传统的资源，当然包括《孟子•梁惠王篇》所说的“惟仁者能以大事小”，以及《论语》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在这里我想强调，孙中山所谓的“王道”不能理解为我们所固有的，不能理解为“我的所做所为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完成式，它应该是与时俱进、尚未完成的现在进行式，它是一个需要努力以赴的目标。是不是王道，不是自己说了算，不能只搞所谓的“自我肯定”，不能自我感觉良好，而必须被别人肯定为王道才算是王道。王道的目标是要让周边都说你是王道，说你就是不同于美国的霸道。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霸道和霸权才会最终淡出这个区域。白永瑞说恐怕中国最终还是得走民主主义的道路，才能在东亚取得主导权，我的看法与他是有些接近的。今天早上刘小枫教授提到政治制度问题，在我看来，政治制度问题就涉及中国“文明崛起”的问题，而不是“文化差异”或“文明冲突”的问题，不是以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这其中涉及文明高低的问题，而放眼未来30年、50年，中国崛起也许正应该理解为一个由中国带动世界文明崛起的过程。文化差异无所不在，我们当然不一定要走所谓的西方式民主道路(其实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美国特色、英国特色、法国特色等等)，但重要的在于，我们可以也应该用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去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去达成所谓的西方式民主所包含的重要政治目标。中国若要文明崛起，这些有限的文明标准是一定要渐进达成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让别人不但认识到中国的文化特色或文化差异，还心悦诚服地肯定中国的文明高度。我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追求的一个长远的使命。 唐仁虎(北京大学南亚系)：超越糖与茶——印度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 中国和印度交往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但是两国互相之间的了解很不够，今天我要说的是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鲁迅以前说：“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术、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印度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印两国之间也有过一段美好的历史。但好景不长，1959年之后两国开始出现摩擦，中间有十多年，两国由大使级关系降到代办级关系。后来又经过一些努力，两国关系开始恢复，现在两国也提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但矛盾仍然很大。这里我主要说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糖与茶，印度对中国形象的认知转变”。印度人以前认为糖是中国传去的，事实上糖在变成砂糖之前是印度就有的，只不过是红糖，后来传到中国，中国又把它变成白糖，然后又传回了印度。这个历史很长，季羡林先生写的《蔗糖史》，洋洋七十多万字，对此已有记述，这里我们只能简单提及。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后，英国殖民者把茶从中国引到印度，种植在阿萨姆邦等地。现在印度的红茶出口量一年有100多万吨，中国只有30多万吨，所以两国是有技术层面的交流关系的。 中国对印度的了解以前主要是通过佛教，那个时候中国对印度的了解与我们一般中国人现在所认知的当时的印度是不一样的;古代的印度与现在的印度、英国殖民统治前的印度和独立前的印度也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印度在独立之前有近600个土邦国，英国对它们采取收买政策，土邦国王有一定的卫队，经济条件非常优厚，但政治上是没有权力的，英国不允许它们有强大的军队。所以，印度之所以能成为现在统一的印度，事实上是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如果不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还不知道是多少个国家。以前玄奘访问印度时，将印度这个国家译成“印度”，依据的是印度河的名字。事实上这条河现在巴基斯坦，而不在印度。 印度对中国的改革，既在学习，又有很强烈的反应，两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两国之间互相在博弈。我认为这种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当然，其原因主要是在印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对印度的影响。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改革从1979年开始，印度于1990年代初开始改革。中国1978年的GDP是1473.211亿美元，印度是1338.731亿美元，分别排在第11位与12位，两国的经济情况在当时都不是太好。其二，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之后，国内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但按美元来计算，中国的GDP与印度差距不太大，中国是3546.444亿美元，印度是3169.374亿美元，中国居第11位，印度降至第13位。在这十年中，中国的人口增长大大减慢，但印度人口增长很快，虽然中国总人口量比印度多，但中国的经济水平与1979年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印度在1990年前后，GDP与中国相差不多，但它的美元储备在最少的时候是20亿美元。1989年前后我正好在印度，一年时间美元对卢比的比价，官价贬了百分之十几，黑市上的价格是官价的两倍。1991年的拉奥政府中，辛格是财政部长，他是经济学家，曾在英国学习，成为推动印度经济改革的核心人物。他曾经提出，印度要向中国学习，他特别说孟买应该向上海学习。其三，拉奥政府当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积极融入并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崛起有助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我这里是说有助于，不是说能够直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我认为要依靠中国经济的发展来促进中国军事发展，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成为军事强国，才有可能真正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目前在有争议地区的驻军与建设投入很大。1987年印度将中国的藏南地区改称为“阿鲁纳恰尔邦”，之后两国差一点擦枪走火。1988年底，拉•甘地到中国来访问，以期与中国修好，两国关系才慢慢回暖。 第四个问题是印度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印度学者中有三派观点，一派是亲善派，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对印度构成威胁;另一派是对抗派，以军方人士为主，也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强大，对印度是很大威胁。1995年印度原子弹爆炸，印度国防部长直接说，中国对印度有威胁。他们说他们的导弹可以打到中国的哪个地方。虽然这些强硬派的人数不多，但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第三派是中间派，一般来说他们不直接发表意见，但第三派容易跟着第二派走，因此在印度整个舆论界与军界，包括知识分子，对中国一直耿耿于怀。在之前第13轮中印双方边界问题会晤之后，他们就说中国的军用直升机进入他们的领空，这件事印度媒体炒得很厉害，媒体得到的消息就是军方人士透露的。而据我所知，印方进入我们认为的边界线的次数要多得多，但我们现在不大报道这方面的问题，这与我们现在提出的要和平稳定，发展经济的主旋律有一定关系。最近这几年，在印度也总是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噪音，所以印度对中国反倾销案的调查开展得很多。此次辛格总理到美国访问，他连连发表对中国不满的言论，他认为“中国有点过分自信”，“我们不会选择中国的道路”，他认为印度有与美国相同的价值观，有自由、民主、多元性等等。这些言论都似乎有点挑拨离间的味道。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印两国的关系，在短期之内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竞争恐怕还是最主要的。未来中印两国之间的合作必须超越“糖”(在封闭体系内的纯技术交流)，也必须超越“茶”(市场竞争)，才能够真正实现互信互惠，共同崛起。 评论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历史的“大智慧” 《开放时代》举办此次论坛讨论的问题很有意义，它讨论转型时期的中国要面对的世界格局，这个问题是非常符合《开放时代》的立场与品味的。刚才听了四位教授精彩的报告，我讲一些令自己特别有感触的地方。 钱江教授讲了好几个重要的例子，比如有关国际河流的问题，中国的态度与河流下游国家的反应差别很大，我们地处河流上游，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占有”的观念，而下游的国家却强调一种“自然”和“历史”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也许要强调“将心比心”的重要性，在做决定的时候，同时也要考虑别国的利益和感受。水是一直流动的，这些流动的东西不能说完全是属于源头所有的，特别是河流本身有其自然的节律和历史的沉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更宏大的发展视野与人文关怀。 汪新生教授是中大东南亚研究领域的领头人之一，他非常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的现状，他的许多经验我是非常同意的。他从现状出发，强调了小语种的重要性、档案文献建设的重要性，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了评论。他的结论是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正在走下坡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警醒。 陈宜中先生讲东北亚的和解，但背后的关怀却是两岸的关系。他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大陆要争取20 ～ 30年战略机遇期。按他的理论推导下去，即在这个战略期中，大陆处理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的许多政策也许是一种权宜之计，过了战略机遇期后，这些也许是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可怕的假定。他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两岸统一要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而不应该以大一统的思想为前提。而我想问的是，如果大多数普通民众都用大一统的观念来看待国家民族的时候，我们实行民主有什么结果?台湾人总是觉得大陆实行民主就好了，但他们并不真正明白，大陆一旦像台湾那样推行选举政治，主流的民意肯定是尽快解放台湾，以大一统的口号最容易拿到选票。所以，中国大陆若能长时间维持目前的政治体制，对两岸和平可能是最有利的。这也许与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不同，但却是务实的。我觉得，历史学家看待国际政治的问题，也许更长远一点，更理性一点。对于东北亚关系以及两岸关系来说，我们也许有时要能够容纳人性中必然有的许多矛盾，要能够允许一些反常识的思维，甚至要允许我们的政治家做出与我们的感情和利益不尽一致的那类“大智慧”的判断。 唐仁虎教授在他的发言中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即古代的印度与现在的印度完全是不一样的，一般的中国人对印度的想象，大都还是停留在《大唐西域记》的层面上，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认识，也停留于那是一个佛教古国，其实目前印度人不只是信佛教了。唐教授对印度的问题有精深的研究，他还讲到1959年两国开始有摩擦。我自己正好是那一年出生的，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由此想到两国关系的起伏与漫长。中印两国对对方的反应与认识似乎也有差异，中印冲突之后，印度的一般百姓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舆论也强调中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威胁，而中国一般百姓心中的印度却还是以前的印度，并不认为印度对中国的发展有多大的关系。 讨论 钱江：中印关系 唐老师对印度的观察很准确。三天前我们香港大学开了一个闭门会议，请了印度的一些高级外交官员来，并由印度驻港总领事陪同。会上大家讨论印度与南亚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等)关系、印度与东盟的关系等问题，最后花了很多时间来谈印中关系。令我吃惊的是，印度官员对西藏问题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藏独立场。他们对于台湾与大陆和解也很愤怒，认为台湾可以牵制大陆。我问他们为何在公开的媒体上，印度军方与外交部的言论经常不一致呢?他们予以否认，他们认为他们的军队与中国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军队是由国家、由政府总理控制的。后来我又问他们，1962年你们在中印边境上吃了一场败仗，在未来的数年内，你们认为印中两国会不会在麦克马洪线上再次发生冲突?印度官员回答说，也许不会发生冲突，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好。他们还说，如果未来中印边境再打起来，1962年的惨剧绝不会再发生。 唐仁虎：和中国下围棋 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时候，麦克马洪划了一条印度和中国的分界线。印度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思想，而且将所占的中国藏南地区称为“阿鲁纳恰尔邦”，把阿萨姆邦的一小部分划到里面去了。印度到阿萨姆邦有铁路，它还计划把铁路修到“阿鲁纳恰尔邦”。达赖六世是藏南达旺地区的人。但是，印度提出他们可以让的地方是无人区，有人区他们是不会让的。现在美国把先进武器、战斗机卖给印度，同时与日、韩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关系，实际上等于在亚洲将中国包围了，就好比在和中国下围棋。 陈宜中：不是以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 刚才陈春声教授有几点是误解我了。事实上，我并不认为中国大陆马上民主化对台湾有利，或对大陆有利。台湾小、问题少，民主化后都出现了不少负面现象;中国大陆那么大、问题那么多，目前恐怕还无法承受突然民主化的风险。这样做还可能引来战乱的风险，以至于不会有成功的民主化。我不是那种庸俗的民主派，也不认为台湾不应该跟大陆目前的“开明专制”协商两岸和平发展。最近我还在报纸上主张台湾要接受“PRC(中华人民共和国)与ROC(中华民国)同属整个中国”的整个中国框架，与大陆展开“解除敌对状态”的阶段性政治谈判。所以，我刚才讲的话，并不是陈教授所想象的庸俗民主派或“台独”派讲出来的话。我提到的白永瑞，在韩国也被认为是比较反美、比较亲中的。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中国被欺压得太久了，现在这一波的发展带来了一种自我肯定的民族主义和俾斯麦式的国家主义。但是放眼未来三五十年，更远大的目标应该是中国的文明崛起，包括政治制度的超英赶美，从自我肯定变成让大家都肯定。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霸道和霸权力量不淡出也不行。那个崛起的中国，不仅是东北亚、东亚，而且是世界上新崛起的王道，而不是以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 何新华：王道重要还是霸道重要 我向陈宜中先生提一个问题。你刚才讲到王道与霸道的关系，但我觉得王道是建立在霸道的基础上的，西方的价值观于近代在东方传播也是炮舰的结果，至于台湾从大陆分离更是日本霸道的结果。那么你认为，未来两岸统一是王道重要还是霸道重要? 陈宜中：王道要以武力做后盾吗 从美国的盘算来说，台湾是个人质，扣留住这个人质的主要目的是牵制中国大陆。那么，王道要以武力做后盾吗?的确，世界上的强权都是以武力来作为后盾。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中国大陆走的是目前这种俾斯麦式的国族主义道路，周边会继续支持、巩固美国这个超级军事霸权在东亚的存在，这种效应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至于台独运动的成因，比较复杂，我们大概不能把“台独”运动完全归因于日本。日本因素当然重要，但不是全貌。 黄万盛：文明崛起的真正涵义 刚刚这组的发言让我学到很多，这组发言的心态与立场也令我感动。最近海外的媒介对中印冲突，特别是藏南地区爆发事端的可能性的报道很多，但我们仅仅去检讨两国历史上的各种冲突事件的复杂性，这样偏颇的立场显然是不够的。几年前，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蒂亚•森曾写过一篇重要的论文，论文谈到从6世纪到16世纪之间，中印两国的相互学习，包括许多制度上的学习(如医疗制度等方面)，给我很多启发。我想如果我们去检讨一些历史上留给我们更为积极的财富，或许可以提升我们的境界，帮助我们以更宽广与平和的心态来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陈宜中先生的发言，我非常赞成他后面的核心理念，用我的表达方式来说，即中华民族的崛起对于世界而言，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消息?过去我们受过许多屈辱，传统的说法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中华民族有一段被宰割的苦难的历史，要我们这个民族轻易地把这个历史记忆抹掉是很困难的，这是一个心理事实和历史事实。然而，既然有这样一段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这样一个现象，即当我们强大的时候，“我为刀俎，人为鱼肉”呢?如果中国崛起之后采取这样一个心态，那么整个东北亚就没有安宁之日，世界也没有安宁之日。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群体应当做的一个建设性的工作是，尽量去考虑所谓文明崛起的真正涵义是什么，所谓的中华文明的再次崛起能不能给这个充满苦难与冲突的世界带入一个更新的价值体系，来帮助人类持续与平和地成长。我想这才是关键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在日本与台湾问题上具体采取一些什么策略和手段。如何通过中华民族的智慧给人类创造一个新的生活典范，才是一个具有持久韵味的课题与任务。 第五部分：海外民族志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置身世界之中的知识生产——共同体意识与海外民族志 首先，谈谈“海外民族志”的概念与话题。我想说，在国际社会，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知识生产方式一直是对文字感兴趣，即使学者人在国外了，也只是在国外收集现成的文字，不会自己去做实地调查。这是一种很“中国特色”的国际现象。这是我们知识生产的大问题之所在，尤其是在人类学这个框架里面。因为人类学原本就是一国的学人到海外做民族志研究，但是在中国恰恰只是做国内的调查研究。这样的学术状况当然有它形成的原因，今天我们把它作为问题看待的话，就是要找一些新的视角，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并对新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 今天中国要发展，在空间上就是一个走进国际社会的问题，在观念和知识生产上就是一个把国际社会纳入我们的思想、纳入我们的知识生产体系的问题。这里在行动层面会涉及国际的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在学术层面涉及的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配合，共同为人与物进入国际社会创造知识条件。 海外民族志作为一个话题，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回应时代需要的产物。民族志是人类学所发展的方法和知识载体，民族志本来就是关于海外的，但是在中国，其主流或者说范式就是做国内的。在这样的一个范式下，要遵照通行的人类学的常规做法，我们就需要加强“海外”的内涵。 我想说的民族志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在中国，人类学这个学科比较小，而且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它的发展好像不那么重要，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如果说要在整体上发展得更好的话，大家要把人类学看作一个一般的方法。因为获取经验材料有两个学科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是社会学，它是依靠统计分析;一个就是人类学，它是通过深入观察，以民族志来呈现经验材料。社会学在中国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而人类学发展严重滞后。我们受过专业规范训练的学者，去获得世界的或者说中国当下的经验或直观感受，在中国学界是极其不发达的。这种不发达，既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发达的表征，也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发达的制约条件。就是说，在当下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志不仅是人类学的学科议题，而且是社会科学的发展议题。作为经验研究的一种规范、一种方法、一种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它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将是至关重要的。 在知识生产这么一个框架里面来谈社会科学，来说中国的海外民族志，我想把中国作为生产空间，把中国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看待。把中国作为一个物的生产和知识的生产，这两者之间既有对应的关系，也呈现一种脱离的关系。我当然是从类型学上来说的，并不是说在经验上全部是这样子的。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场地，不仅产出物品，也产出知识。原来的物品生产是自给自足，我们自己生产，然后在国内流通。作为物品的生产，我们现在有一个世界工厂的概念，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世界工厂是指中国作为一个生产车间。但我们说的世界工厂，应该是利用世界资源，在世界范围设立生产点(车间)。显然，生产已经脱离了中国这个空间。但是作为知识生产，提供第一手材料的经验研究在调查的对象上还限于国土之内，还未能像物品生产那样跑到国外办厂生产。 以上是对我们做海外民族志的出发点作一个交代。 到海外去，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范畴，现在应该是一个时代的需求。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我们原来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是所说的世界我们都没有去过，只是想象的世界。现在我们的人、物品已经到了世界各地，但我们的专业队伍中，与经验研究紧密相关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专业却没有能够及时地走到整个世界当中去。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学发展上，经验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1918年前后，经历了一个“到民间去”的运动。这就是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参与观察，看这个社会怎么回事，收集第一手材料，然后再谈论这个社会该怎么办。近些年，“到海外去”的观念涌现了，虽然还没有成为运动。国内好多大学，好多学者，想到海外去做研究。这就产生了一种想法，把我们参与观察的方法也推进到海外。那么，做海外民族志就是这么一种阶段性的表述。 到海外去，对于做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他们已经在海外多年了。例如，他们对拉丁美洲的关注，一直在做研究。通过人类学这种规范去到别人的社会，对别人的社会有一个长期深入的观察，基于这种参与观察来理解当地社会，还没有在中国学界成为实际操作的路子。就是说，我们还缺乏这种“进入海外社会之中”的经验研究。在这种路子的研究中，观察的不仅是精英，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观察他们怎么承载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价值。 如果把整个中国学界作为共同体的话，概括起来，知识是一个共同体的伴生物。因为你的所想是共同体里产生的，就是提问题，它也是在共同体里生产出来的问题。我们写出来，只说明我们是特定的生产者。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个人活动，它是有共同体属性的，尽管它是一种个人创造。个人立场在种族、性别等方面有自己的认同，个人研究可以做相当多样的选择，但不管怎么多样，都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在共同体的概念里面，反过来，我们把一个共同体作为表述主体来看待。现在我们来看海外的研究，我们个人在场，是通过学界的在场，通过中国人的在场，来承载和表达的学术。个人的在场，是共同体在场的一种方式。 西方人类学反思西方学科的发展，例如人类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他们已经进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阶段里面，非西方学术的后来者才有一个参与的好机会。 在场者编织故事，不在场者就只能听故事，或者虚构故事。当然，我们经验研究是不能虚构故事的。叙事体现的是主体的观念，例如它的情感表达方向，例如认同。这些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政治共同体必须有自己的叙事，或者说，它有这个叙事能力和没有这个叙事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民族志里面是讲感受的，西方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他们的人类学家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家族、民间信仰感兴趣，他们在表述中国的时候，认为这是中国特点。这些以密集观察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关于中国的观念，与我们中国人自我建立的观念有非常大的差别。你是只能成为故事中的人呢?还是你也能够把你的观感表达出来，并同时建立起你对整个世界的表述?在这个格局里，你不能让自己的叙事有一个位置，你这个共同体就处于一个弱势的或者扭曲的位置。 这个世界格局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主导的过程所造就的，西方建立起来的一套关于价值优劣、时间先后的模具，型塑了不同共同体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世界关系的结构。现在一些非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发展起来，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机会。这也是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愿意看到的，因为边缘国家的研究成果，对于西方的自我反思也是一个补充。确确实实，后来者的加入，对原来关于价值优劣、时间先后的结构是一种冲击。这些在原来的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共同体感到不平等、不满意，那你就表述你对国际社会的认知，为国际结构的重构创造知识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具有多重意义。一个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一个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基本只是对中国的社会问题感兴趣，例如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服务，提供关于民族政策、国际关系等等的知识，就是定位于为中国服务的。“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则需要首先重视整个世界学术的共同规范，体现人类的普遍价值关怀。中国学人从事社会科学，确实有这两个维度，我们一直重视“为中国的”层面，现在要重视“在中国的”层面，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中国人做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体现中国立场，但是再怎么“中国”，也还得充分认识到毕竟是“社会科学”，要保证学术的普遍规范得到遵守。中国的知识共同体，必须既是中国的，又是知识界的。它毕竟不是一个政策研究室，还是有一些规范和普世的关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