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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小枫 何新华 老 田 唐仁虎 钱 江 汪新生 严海蓉 陈宜中 李安山 苏振兴 索 飒 舒诗伟 等] 编 者 按 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09年11月28日至29日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我们多年习惯于接受“海外中国研究”的说法之后，有必要提出“中国海外研究”的议题。中国未来三十年或者六十年的发展，需要进一步了解发达国家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矫正我们对世界的片面认识。同时，中国经济活动的触角已广泛延伸至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中国经济全球化在所在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作出前瞻性的研究。所以，主题为“中国海外研究”的本届论坛，将聚焦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本届论坛涉及的具体议题包括：中国的“天下观”和“第三世界”理论、亚非拉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发达国家的海外研究经验、当代中国的世界观等。 以下文字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发言者阅校和编辑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由于篇幅所限，本刊将分两期发表本届论坛的研讨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访问开放时代网站(www.opentimes.cn)，浏览完全根据录音整理的原始版本。 开场白 吴重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杂志社)：中国作为一个敏感的躯体 今天我们既在此举行第七届开放时代论坛，同时也顺便庆祝《开放时代》二十周年。《开放时代》的前身为创刊于1982年的《广州研究》，从1989年第1期起，《广州研究》改名为《开放时代》。如果我们仔细端详“开放时代”这四个汉字，可见其本分的表情。正因其表情内敛，方可希望她容纳各异的声音，并最终形成一种平稳的表达。在我看来，“本分”事实上是指，它能够敏感而均衡地去领略所有新兴的力量。 选择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讨论“中国海外研究”这个话题，能感受到时间与空间上微妙的穿越性。因为在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十周年之际的1965年5月28日，周恩来、陈毅就曾在我们今天租用的这个会议室里与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怎么开。“万隆会议”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与的、完全由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起组织的国际会议，是第三世界崛起的开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面貌和国际关系格局。然而，由于美国和当时苏联的遏制，第二次亚非会议无法如期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首都举行。直到四十年后，2005年4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亚非峰会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召开。可见重建世界秩序需要多么久长的峰回路转! 在这个会议室里，我们将用两天的时间，纵横古今天下，并且“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理论”，直到有关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讨论。我们希望能穿越时空，感受中国作为一个敏感的躯体如何谨慎地在今天这个世界格局中树立自己的形象。 第一部分：中国世界观的思想资源 何新华(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兼评清代中国政府的三项外交原则 我发言的题目是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内容分三部分，一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世界观念;二是清代的外交原则及其评价;三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价值。 一、传统儒家的外交观念 古代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观念，主要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中国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它决定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方向。儒家思想本身并没有专论外交思想。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儒家这一系统中剥离出一些对外交往的基本原理和思想，其中包括大一统、华夷之辨和怀柔远人。 (一)大一统 儒家思想体系中，最能关系到整个宇宙秩序、世界秩序建立的思想就是“大一统”。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影响着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而且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同样影响深远。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其中“大”为尊重、重视之意。“统”为开始之意。“大一统”之含义为“尊一始”，这正是它的初始涵义。到了秦代，“大一统”含义开始发生了变化。李斯提倡“天下一统”，他说的“天下一统”，是统一天下于秦。“一统”这一概念，在春秋与战国的几百年间，由于历史阶段不同，使用的人不同，便有了新的内涵。至汉代，董仲舒关于“大一统”的论述在“大一统”含义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公羊大家，董仲舒依然把“大一统”理解为“尊一始”，然而董仲舒在谈到“大一统”时，却与实现“大一统”的手段联系了起来：统一异道，统一异论，统一百家，统一旨意，统一法制，统一法纪。以致原初的“尊始”观念里混入了“大统一”的含义。“大统一”贯穿着一个“力”字，王道尽失，霸道凸显，以致湮没了“大一统”原初的“尊—始”观念，“大一统”变得更像“大统一”了。 “大一统”思想经过春秋、秦汉等时期的发展，最终完成了一个概念的重构和更新，此后的“大一统”大致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道统一元。这是由“大一统”思想中最初的含义“尊—始”发展而来。就道统的一元而言，万法归宗，天命归一。道统是实现统治天下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一个政权具有正统性的标志。道统思想是“大一统”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深刻反映了儒家之仁与王道的政治理想。王朝统治合法性主要来自于道统这种软实力，而非霸道。 第二，时间一元。这同样是“大一统”思想中具有的原始含义。“统”之观念与历法最为密切，颁正朔就是这种时间一元的体现。这种正朔就是《春秋》所言“王正月”。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下，自然的时间演化成了“天人合一”的政权合法性。天下的时间都在天朝的时间节奏中。不仅中国国内要实行“正朔”，属国也要执行中国的这种正朔。因此每到王朝一统时，中国都要向属国派出官员颁布不同的历书，以示皇天眷命。 第三，空间一元。这是 “大一统”思想中后来出现的含义。这一概念与国家分裂相对立，是指在广大的领域内建立统一国家，在最大的空间范围内达到统一。而这一最大空间范围，即是中国特有的天下观念。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世界上没有一处不归王者所有。 总之，秦汉之后的“大一统”思想中最终包含了道统一元(天命归一)、时间一元(万世一系)、空间一元(普天之下)之意。世界万物全部笼罩在这种一元性的秩序之下，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 “大一统”理念影响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切政治关系皆为内政，没有“国家间”外交，没有与中国平行的、多元的国家观念，“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在“大一统”思想和政治格局支配下的对外关系，只有君临天下的一元等级世界秩序：中国居天地之中心，以控周边的万邦属国。有西方学者把“大一统”看作“中国的世界观”。 (二)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另外一种理论。 “大一统”观念具有强烈的一元与整体意识，然而这种整体并非是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内外有别、远近不同。中国、诸夏和四夷从中心向边缘渐次扩展，最终形成一种“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差序格局。华夷之辨就体现了这种构想，它成为儒家外交思想中另外一个重要部分。 华夷之辨原理包含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严夷夏之防”。夷夏之间保有严格的尊卑之分，保持着严格的距离和相对稳定的关系。华夏不主动去勤边远略，“王者不治夷狄”。四夷不得侵扰华夏并觊觎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夷不谋夏、夷不乱华。 其二是“以夏变夷”。夷夏之间，华优夷劣，“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这是用夏变夷的前提。因此孟子认为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夏变夷”又表明华夏文明包举天下、不忍四方长期陷于蛮荒状态。 华夷之辨的两种内涵相应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严夷夏之防”导致了种族上的“华夷之辨”。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华夷的身份由其血统来决定，后发展为汉族中心主义、种族沙文主义，这是华夷之辨的负面影响。而“以夏变夷”则导致了文化上的“华夷之辨”。在这种倾向下，华夷之间的划分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分别。四夷与诸夏之区别，不是“民族”界限而是“文化”优劣的区别，古代诸夏代表的中国是一个“文化中国”，即“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华夷之辨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关系，一方面确立了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进而形成了对外关系格局里中国居高临下、傲视万国的情势。但另一方面，华夷之辨理论中的“文化中国”概念又确保了夷夏关系的开放性，成为推动天下秩序内部发生变化的推动力。 (三)怀柔远人 怀柔远人是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第三项原则。这一观念来源于仁的概念。仁是儒家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推及到了国家间关系。在国家间关系上，儒家主张由华夏中国行“仁道”即“王道”来德化天下。 从“王道”理论中延伸出传统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两项原则：“和平”与“礼治”。和平观念导致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中出现了慎用武力征伐、强调整个世界和谐相处的观念。礼治观念导致中国与他国互动时，采取礼的方式，即“事大志小”的模式。 怀柔远人指导下的对外关系，是一种对外国单方面施恩、关怀的体现。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儒家的世界观念。传统的儒家对外思想，强调世界为一整体;在构成世界整体的中心、边缘各部分，其地位有尊卑之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和平交往。 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包含的这些对外思想，长久以来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流模式。首先，从对外决策的过程而言，儒家思想体现出的外交理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历代政府的对外决策过程。其次，儒家外交理念具体转化和内化为一系列复杂的制度、规则和礼仪，永久地规定着帝制时代中外交往的性质和范围。 二、清代的外交原则及其评价 如果说儒家世界观念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外交往的普遍指南，那么清朝的外交原则是这种普遍理念的具体化。在儒家外交思想影响之下，清代在对外的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了处理对外关系的三项具体原则：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不介入周边国家战争原则和“兴灭继绝”原则。 (一)清代外交的三项基本原则 1. 不干涉属国内政的原则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外交观念，主张“王者不治夷狄”，实际上就已包含了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到清代，这种传统的“王者不治夷狄”的原则与清代统治者特有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政策相结合，汇成了清代对边疆地区和外国实行的不干涉内政的政策。 不干涉属国内政的政策有两项内容：其一，对于属国的各项国内政策，清廷从不进行干预。清代即使对于最为核心的属国，也不驻军、不设官、不征税、不实行司法管理。其二，对属国内部的动乱，不进行任何干预。 这种不干涉政策，使属国的独立得到完整的维护。按照现代国际法的标准，中国的朝贡国没有一个失去主权与独立。外国学者评论：“中国的外交策略愿意对这些遥远的入贡者发号施令……它明智地满足于拥有皇朝最高权力遍及世界边缘的名声。” 中国这种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使中国的“属国”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属国概念有了本质的区别。西方概念下的属国，其内政、外交全归宗主国所有。朝贡体制下的属国概念明显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属国。在晚清时代，中、西两种不同的属国概念发生了冲突。 2. 不介入周边国家战争原则 “蛮触相争，不与过问”，在属国之间、周边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在不威胁中国安全的前提下，清廷一般采取不干涉政策并严守中立。清代，在比邻中国的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常有邻国之间的战争。对于冲突一方要求中国支持、干预的请求，中国一般不问缘由，一律严词拒绝。 3. 兴灭继绝原则 不干涉内政、不介入邻国之间的战争，并不等于中国对属国的命运漠不关心。对于那些即将灭亡或已经灭亡的属国，中国又采取“兴灭继绝”的方针。清代的兴灭继绝政策一般采取两种手段。 其一，出兵保卫或者扶持原先的政权复辟。一般而言，在多数情形下，对于周边国家的内战，清廷采取不介入政策。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清廷在接受到内战一方请求的情形下，派兵参战。19世纪中期之前，清代只有一次派兵干涉了属国的内政。18世纪末期，安南发生西山农民军叛乱，在旧政权的请求之下，乾隆皇帝以维持正统为名派兵进入安南境内，扶植原来的后黎朝国王黎维祈上台。 其二，对于旧政权的王室成员，给予礼遇，妥善安排，给予政治庇护，避免被新政权赶尽杀绝。清代前期，暹罗、南掌、安南多次发生政权交替，清廷都坚持这种兴灭继绝原则。 (二)对清代外交原则的分析与评价 1. 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促进了多元文明和谐共处 清代不干涉属国内政原则，对于异质文明国家有很强的包容性。 中国的朝贡国家中，有三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除了朝鲜、琉球、安南三国与中国同属儒教国家外，暹罗、南掌、缅甸是小乘佛教国家，苏禄等南洋国家又是伊斯兰教国家。清朝时期，苏禄国王为了与外来势力斗争，甚至派遣使者要求将“版籍”奉给中国以求中国保护。在广州体制和恰克图体制下，清代又吸纳了西欧国家和俄罗斯。在各种世界秩序中，朝贡体系是最具包容性的一个体系，很难想象在朝贡体系的世界中会发生所谓的“文明冲突”现象。 2. 不介入邻国间战争原则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 清代政府不介入邻国间的战争，是基于对国家间战争会引起生命死亡、流离失所的深刻认识。在保障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清代的这一外交原则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这种不干涉周边战争、采取等距离和中立的政策，看似被动，实际上起到了控制战争规模扩大，尽快结束战争的作用。冲突双方不会出现利用强大外力援助战胜对手的企望，缺乏了战争意志，交战双方的敌对行动是很难继续下去的。这是危机处理中一种非常高妙的手法。从效益上进行分析，对于大国，限制自己的军事行为，表面上可能有所损失，但是大国可以集中财力发展本国经济，使大国获得一种长治久安的局面。肯尼迪在其《大国兴衰》中曾指出帝国衰落的原因在于帝国“过度的扩张”，这种过度包括追求额外的土地、财产的现实行为，也包括追求帝国荣誉而战的虚名。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帝国”史的国家，若从秦代开始，大的帝国就经历了两汉、隋、唐、两宋、元，到明清时代，历代中华帝国已经几度兴衰。对于一个具有以史为鉴传统的大国，中国很早就懂得帝国过度扩张对一个农业国家的危害。为了万世基业，统治者愿意限制本身的权力，对于这点，统治者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 现代国际体系下，很少有战争没有大国在后台操控。与中国这种政策相对照，在周边发生战争之后，大国很少有不利用这种机会为其牟利的，以致有的在第三世界发生的战争干脆被称为“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一些大国甚至会亲自操刀走向前台，在战场与敌人面对面厮杀。这种大国参与、操控的战争不仅给当事国造成危害，对于大国而言也成本巨大。一个陷入战争很深的大国，无论成败，都会深陷战争泥潭。 3. 兴灭继绝原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道主义精神 兴灭继绝原则，是古代中国的家族伦理观念在国家间关系中的扩展与应用，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春秋大义，是儒家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原则中，国家就如一个扩大的个人、家庭。国家间关系同样应该遵循“人伦”原则。儒家伦理中，传续血脉、传宗接代是个人生命的重要意义之一，推而广之，国脉牵涉到血脉，国脉的灭亡就如个人血脉的灭亡。维护一国国脉永存，这是儒家伦理中的重要原则。中国不仅不轻易灭他人之国，而且在属国危难之际，还要挺身而出，尽力维持这些政权的统续。在这些被灭亡国家的君主流亡中国后，清廷给予合理安排，清初流亡中国的安南莫氏家族被安插在广西，乾隆末期安南流亡国王被安插在北京，这实际上开了政治避难的先河。 三、重新发现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以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为基础的东亚世界秩序——朝贡体制运作长达一两千年之久。一个制度能运行这么久，它肯定是有价值的。尽管传统外交思想以及朝贡制度有颇多可议之处，但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任何外交原则及其指导下的世界秩序，其背后都有一种基本的文明价值作为支撑。正如现代国际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一样：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国际关系，折射了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观念。清代外交原则和政策，也是中国礼制文明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礼乐是中国礼治文明的主要特征。其中“礼”强调等级，“乐”强调和谐。 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观念及其原则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思想资源，它们是中国外交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也是建构多元文明共存共生的思想资源，是建设世界新秩序的一种可能性方案。 以上内容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谢谢。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逸仙讲座教授)：毛泽东与中国的“国家理由” 这个发言题目不是我选的，而是会议主题设计者非要我讲的。坦率说，我很不愿意讲这个题目。但议题设计者是朋友，而且我没法反驳他的理由：他说我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毛泽东与现代中国。的确，我做过一点儿研究，但我不愿意谈，因为自己的研究还很零碎，而且，如今一谈这个题目，如果你不从自由派角度来一通批判，就会被看作“新左派”。不过，最终促使我决定还是谈这个题目的原因，反倒恰恰是由于有这样的顾虑。其实，我并不担心文人雅士把自己说得面目全非，而是忧心要么新左派、要么自由派的着眼点实际上会有碍我们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个题目——我们需要摆脱的恰恰是这样的着眼点。 有人马上会说，你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着眼点。没错，我有兴趣尝试的是，从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来看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问题。什么叫做“古典学问的着眼点”?我先用两个例子来简要说明，然后马上转入正题。古希腊、罗马的伟大纪事作家，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到撒路斯特、塔西托，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政治哲人，他们的纪事作品(如今称为“史书”)都是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他们绝非仅仅在纪事，而是以一种如今可以称为“古典政治哲学”的眼光来认识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我想尝试的是，用他们的观察视角来看我自己经历的时代发生的政治事变——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其次，我们知道，晚清学人意识到，中国如今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这场变局的实际含义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晚清学人——尤其廖平、康有为面对这一变局的思考——无不以中国传统古典学问为基础，这就是我所说的古典学问的着眼点，他们并未掉进后来从现代西方涌入的各种“主义”的观察点。1898年7月，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时，康有为给皇上进呈了一篇《法国革命记》，在进呈“序”中，康子说： 昔孔子读《诗》至“殷士肤敏，灌将于京”，乃掩卷而叹曰：“大哉!天命无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8页) 按照施米特的看法，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开端是法国大革命，这意味着：西方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拿破仑的征战拉开了西方国家也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帷幕。由此来看，中国学人面临这一局面并不太晚，但康有为的问题感觉仍然来自孔子，如今我们会觉得实在过于迂腐。可是，仅凭这一句，我们可以看到，康子用孔子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来对应法国大革命，何其切中肯綮! 如果要研究毛泽东与中国这一大课题，应该以晚清学人的古典意识为基点。邹谠教授的长文《论中共政党国家的形成与基础》就以康有为1895年的上书起头(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毛泽东面临的中国问题明显承接自晚清志士，这就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制度挑战和国际政治格局。可是，清末民初的中国志士谁个不是如此?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特别。当毛泽东正在进入领导中国革命的位置时，他以诗词这一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的想象，这就是著名的词句“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中国”(据说在60年代才改为“一截还东国”，理由是“不能忘记日本人民”)。 中国是亚洲最早建立民主宪政的国家，然而，早产的民主宪政把中国带入军阀割据的内战状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针对的是所谓伪民主宪政，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孙的革命破坏了已然建立的宪政秩序，断送了第一共和。事实上，随后出现的军阀割据乱局以及日本太阳帝国乘机蚕食中国，都是二次革命导致的结果，甚至为“汉奸”论提供了现实依据。汪精卫宣称，日本人是来帮助我们结束内战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法结束内战状态。值得对比这样的史实：第一次欧战爆发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已经面临介入国际冲突的抉择问题，并最终选择了参战，派出了数百人的工兵部队，人数虽少，国家角色却不小;然而，第二次欧战爆发时，中国却处于内战和外敌入侵的双重煎熬，气都缓不过来。 毛泽东在内战状态中仍然不忘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表明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要整合已然分裂的中国。完成中国的基本统一之后，毛泽东对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如何定位的考虑成了他首要的政治关切。70年代初与美国的和谈因台湾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台湾事小，世界事大。”战略重点的转变，在我看来始于差不多六十年前朝鲜半岛上爆发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现在已经清楚的是，这场战争并非毛泽东所希望的，他的当务之急是统一中国。美国强势介入使得战争态势突然发生逆转后，毛泽东决定积极介入的决心越来越强(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次战役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片欢腾，东德总理跑上大街，把自己的帽子抛向天空。朝鲜半岛战争之后，毛泽东的两个大举动实际上都与他对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的想象有关：50年代末的大跃进以“超英赶美”为目的，这是晚清洋务派早就梦想过的;60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支援所谓“世界革命”的目的联系在一起——1965年3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决志发动“文革”之前，在武昌梅岭闭门一月，首先审度的是国际局势，打破“冷战”格局的战略意图就在这里形成(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0 ～ 14页)。 所谓“冷战”，绝非仅仅美苏两个“雅尔塔协议”的最大受益者之间的直接对抗，而是苏联操控 / 夹持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家集团与美国操控 / 夹持的“联合国”集团之间的国际对抗，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与他的内战战略原则基本上一脉相承：一是跳到外线作战，独立开辟新的战场;二是农村包围城市变成了贫穷国家包围富豪国家——支援亚非拉。如今学界所乐道的毛泽东为中国打开的新世界格局，的确与这一重大战略行动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属于这一战略行动的直接战果之一。 令人感兴味的问题来了：毛泽东在成功建立第二共和以后的两次与中国占据世界战略位置有关的行动，都以建立“公社”为直接的政治诉求，而“公社”作为政制理念恰恰是现代西方的政制想象，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与此有实质性的内在关联。让我们把视野重新拉回清末民初，或者说用清末民初康有为的问题意识来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我们可以问：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制度挑战化解了吗?中国在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从皇权政制经民国宪政(第一共和)和内乱及外敌入侵，毛泽东成功建立起第二共和，并不意味着制度挑战得到化解，否则，不仅中国政制传统中的优良成分将一笔勾销，第二共和的建立者的抱负也被打上了一个大问号——我们不能忘记，第二共和建立之前，毛泽东曾经再次以古典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了吗?毛泽东替中国找到了一个位置：划分三个世界，然后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现在看起来，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阶级冲突政治论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翻版。当时的处境是，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实际政治利益的强权国家正在继续角逐世界政治的领导权，毛泽东的实际政治战略——续铁托的南斯拉夫——突破了意识形态外衣，从冷战外线切入世界政治领导权，其战略意识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自立诉求。冷战结束意味着美苏两个超级强权国家分享政治领导权的政治格局解体，新一轮争取政治领导权的国际冲突格局开始形成。可是，冷战格局被打破，不是美国的强权压过了俄国的强权，而是中国在毛泽东带领下争取民族国家自立突围冷战格局。民族自立是强有力的政治原则，与美国的普世价值形成竞争格局。 我不得不感兴趣的是：毛泽东最终赋予中国的“国家理由”究竟是什么?他的新制度想象和新方式的关系究竟如何?康有为的“君子不可不戒惧，黎民不可不劝勉”这一感叹用来对应第二共和建立后的两次革命行动(“大跃进”和“文革”)恰当吗?这是我给自己出的思考题。 我的发言已经超时，只能讲到这里了。谢谢各位。 老田(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 一、毛泽东思想的实践特色与管理学维度 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家不同，他是在行动以后开始思考的。他领着一支失败的小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后才开始他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思考。他最重要的思想(文章)都是在实践中遭遇问题之后才提出来的。弱小的红军在面对强势的国民党政权和军队时，如何生存下去、发展壮大并实现胜利目标?正是在这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间两个核心问题意识：一是如何把农民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集结起来以支持革命目标，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管理学课题;二是以弱胜强的问题，即竞争方略问题。我结合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竞争的力量对比方面，其中最重要、最特别的是毛泽东的竞争思想。 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国力方程”，他把一个国家的国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三项构成，其中基本实体包括领土和人口，经济能力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军事能力包括技术和投放能力;第二部分为战略意图和国家意志两项。第二部分中的两项最高分为1分，最低分为0分。可以看出，第一部分基本上与经济和技术相关的，我称之为“有形实力”，第二部分是力量运用的主观方面，我称之为无形实力，那么竞争性的国力就等于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之乘积。 国力=(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战略意图 + 国家意志) 对于提升无形实力，毛泽东有一个简洁的说法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泽东始终不认为弱势竞争者一开始就应该选择出局，而是有着胜利的希望，关键是还有无形实力提升的文章可以做。他在1964年7月9日说：“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这个看法延续了《论持久战》中间的认识：“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根据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有必要把克莱因的方程的后一部分做点修改，这样无形实力就由“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项之和构成。 竞争力量=(基本实体 + 经济能力 + 军事能力) × (竞争意志 + 组织程度) 在中国革命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平民革命始终是力量弱势一方，要以“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坦克”装备的敌人，就不能不在提高无形实力方面想办法，这就限定了竞争方略的选择：弱势博弈者必须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胜过对手，有形实力不足要以更高的无形力量(更高昂的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水平)的优势来弥补。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大于国民党军队，这才是共产党战胜强敌的关键所在。其实孙子说“上下同欲则胜”，就是指无形实力决定胜负这样一种思想。而无形实力的提升就得依靠发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美国记者塞尔登在国民党军队中间发现“五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军军不和、兵将不和、兵兵不和，这是无形实力受损失的几个主要方面。反过来，共产党八路军强调“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是怎样实现“上下同欲”以提升无形实力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供给制。据黄克诚老将军回忆，开始很多军官是不愿意接受供给制的，在国民党军队中间军官可以吃四菜一汤，少校每月有180元大洋，但井冈山地方很小，给养困难，不同意也不行，只能接受供给制。就管理而言，这就取消了上级干预、影响或者挟制下级的关键手段，“文革”经常批判的“物质刺激”其实在井冈山时期就取消过。然后，通过建立士兵委员会，推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在管理权力的分配上也极大地拉近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距离，这相当于搞政治上的平均主义。 除了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平均化之外，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路上，还偶然发现，共产党员比较多的连队，士气很高，也很少有逃亡现象，而且下级监督上级也不错。这样，他就开始探索在专职的管理者之外，发挥积极分子在管理中的作用。在“三湾改编”的时候，他就把积极分子的作用制度化了，在各个连队建立“战斗堡垒”。结果这开创了毛泽东最为独特的管理思路：既要提高自己的组织程度，同时又减少强制手段的运用。 二、对正规管理模式的扬弃与“反修”思想的根源 在红军中间，专业管理者权力降低了，干预下级的强制手段也减少了，再结合分配上的供给制，其经济利益也下降了，这样就构成了社会学所说的“相对剥夺”，而相对剥夺容易激发管理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把整个党史说成“路线斗争史”，核心问题意识是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因为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所以，引发了官员持续的不满。毛泽东把抑制管理层不满的全部努力过程称为路线斗争，并且把历次党内分歧逐渐产生管理层的不满进行结构化理解，认为这种情况与阶级利益一样，肯定是要自动回归的，解决一次之后，下次又会自动恢复，这样就需要在外部寻求一种力量或者压力，来平衡和抵消管理层的“复旧”趋势，就跟阶级斗争必然会有两个方面一样。这就把党内政见分歧理解为管理层持续不断地回归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为此需要在管理层之外的被管理层中间组织起必要的力量来进行平衡，这就构成一个“一分为二”的观察视野。 根据地时代，管理层的右翼激进主义在共产党内一直受到外部压力的抑制，因为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优势兵力的威胁之下，管理层的不满无法走出很远，就要遭遇一个必须回头的恶劣形势。比方1929年红四军七大的时候，一些军官很讨厌毛泽东坚持扁平化管理，因为这降低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于是他们把毛泽东这个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候选人给选掉了。但是非常不幸，随后出击闽中、梅县等地遭遇惨重的失败，红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结果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发言权下降了，这样，很多人就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才有了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条件。这个文件对共产党内部军队管理模式和上下级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纲领性文件。 长征之后，经过延安整风，通过小组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压力，来敦促官员反省自身的认识不足，毛泽东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此时被重新命名为“群众路线”，在整风的压力之下再次得到多数人的赞成，同时，弱势条件下的竞争方略也得到大家的认同。借此次整风运动的推进，毛泽东那种与正规管理和正规战争完全不同的两大思想要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延安整风结束后，共产党历史上群众路线或者说扁平化管理处于历史最高点。 毛泽东晚年的“反修”问题意识，是从井冈山时期突破正规化管理的各种要求之后产生的。这个认识在党内不同政见的争论中间逐步深化，得到提炼并概括为“路线斗争史”;而与苏联争论的深刻分歧，与党内的持久争论在内涵上相当一致——管理中间上下级关系如何定位以及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程度。在大连中苏两党干部的分歧和相互看不惯，就是后来“反修防修”的实质内容所在。毛泽东思想与“苏修”开叉的地方，就是扁平化管理和正规化管理的不同之处。这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走出正规化管理的局限，不仅意味着与统治阶级正规化管理形成区别，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有效凝聚农民群众的人力物力资源，这是提升无形实力的关键领域。 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和军队是弱势群体，官兵关系要亲密，军队和老百姓关系要亲密，有外部压力的时候，扁平化管理能够维持，由此促成并维护内部高强度的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外部压力消失，结果导致官兵关系、官民关系的疏远，上下级之间的距离符合社会分层的规则。但毛泽东对此很担忧，不停地设法阻止干部脱离群众。有人说，战争是对政体和管理绩效最严格的检验，因为经过了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检验，所以，毛泽东毕生笃信扁平化管理的效力，反对专业化管理中间的权力垄断，坚持群众化，在许多党内同志都改弦更张之后，他依然坚持不改初衷，这就扩大了彼此之间的思想差距。由于差距越来越大，他倾向于把这个方面的不同政见，向上和向下联系，形成一种全局性的思考框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并且总是以路线斗争的内容去注释阶级斗争，以路线斗争的结果去预测社会制度的演变趋势，并联系到公有制社会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对立维度，去理解不同政见背后的利益权力要求，还给赫鲁晓夫的“变修”以社会学解释——说他代表苏联的高薪阶层;向下联系到建国后系列政策失败和干部执行上的左右摇摆，认为问题之所以得不到解决，是因为追求不同于工人农民的独立阶层利益。 对于毛泽东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一致性，日本学者近藤康邦指出：“毛泽东对外对抗侵略，对内突破束缚(‘冲决罗网’)，发挥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国家独立和革命结合起来。他这一根本思想是一贯的，其核心是‘人民、矛盾、大同’，是从外部对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在革命时期，他把‘人民’理想主义和‘实际’现实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在建设时期，他的根本态度没有变，在军事、外交领域相当成功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但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却出现了背离，陷入了困境，便倾注力量于再结合。”近藤还认为到197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包围圈被打破了，近代中国的“救亡”课题到这个时候才得以解决。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发展出来的思想认识，被否定，被视为晚年错误，但那却是他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问题意识的深化和推广，是他毕生所思所想的逻辑延伸。如何发挥人民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建设，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度如何自存于竞争的全球秩序之中，这不是抄袭第一世界的制度就能够实现的，这是毛泽东对“先生打学生”命题的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