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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不能扩大化。所有东西都变成国学，等于没有了国学。我认为国学概念要瘦身，要缩小。无限制扩大国学的内涵和外延，等于没有了国学。 多少年来，我们忘了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们强调的是跟传统彻底决裂，否定一切过去的道德。把所有传统的德行都以“封建“一词概括之，那还得了。 在我看来，国学首先是学问的根底问题。没有人说，我是研究西学的。再狂妄的人，也不敢这么讲。他可以说，我研究意大利美术史，或者说，研究德国哲学、法国艺术。还可以说，我研究美国历史。这些说法都可以成立。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他本人治西学。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过。同样，也没有一个人讲过，他本人是研究国学的。天下没有此种人。你要问邓广铭先生研究什么?他一定说，“研究宋史，做得不好”。甚至他也不会说，他研究中国历史。越是大家越如此。如果遇到研究古代文学的，问他最近作什么题目?“最近作陶渊明”，或者，“写了一本《杜甫传》”，这样回答都无不可。他绝对不讲，“本人研究国学”。没有一个人这样讲。尽管天下人，糊涂的也不少，也不致糊涂到自称是研究国学或西学的地步。 那么国学是什么呢?国学是中国学问的根底。这个根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小学，一个是经学。经学就是“六经”，再扩展，是十三经。其实十三经已经推衍开了，基本的还是“六经”。 “乐经”不传，实际上是“五经”。就是《诗经》、《书经》、《周礼》、《周易》和《春秋》。这就是经学。汉代一大批注释、传疏、义证，晋唐又有一批，宋明又有一批。清代重新回过头来再注再疏。后来的经学，不是经学的原典，而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怎样流变，有汉宋之争，有明清之变。研究经学史，不了解清代学术不行，因为他们把字、词、义解释得更清楚了，汉宋儒的不少错误得到了纠正。不了解清代学者对经学的重新检讨研究，念字就会念错，发音就会不准确。对“五经”音义的校正，是清儒的一大贡献。 宋代重视义理，也就是“六经”的义理和思想。濂、洛、关、闽四大家，基本上都是回到“六经”，重构儒家的思想体系。重归“六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抓住了《周易》。所以朱子研究《易》，二程对《易》的研究极高深，张载也研究《易》。张载讲《易》是有名的，但在程颢、程颐面前，他主动让出一席之地。为什么清儒反宋?他们觉得宋儒讲空话。字音都没有念清楚，空谈义理，有什么意思?清儒就指出这个字那个字以前念错了。这样一种功夫，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六经”。清儒的原话，“读书必先识字”。你说“经”，是哪一本“经”?是古文还是今文?具体是哪一个文本?所以清儒的功夫在甄别和辨伪，目的是恢复“经”的本原。要恢复本原，必须有小学的功夫。小学的功夫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是认字，训诂学是释词，把字词的意思解释清楚。这还不行，还要懂音韵。说这个字，汉代这样读，宋代那样读，清代是这样读的。清儒把“六经”的字一个一个弄准确了。所以要说国学，最主要的应该是经学和小学。要懂经学，就得懂小学。小学是工具和路径，不懂小学，通经之路就走不过去，就没有能力研究经学。 我的看法，现在大讲国学的，很有一些是闭目塞听，乱讲一气。为什么?百年以来，最大的学术断层，是一两代学人很少有人真懂经学和小学的。这就是为什么，章太炎是天字第一号的国学家。他可以称作国学大师，他的功夫主要在经学和小学，特别是小学。黄季刚(黄侃)，是他的弟子。黄侃没有多少著作，51岁就死了。他的学问，在北京大学没有人敢轻视他。现在要选国学大师，你必须把黄侃置于国学大师的行列。他连专门著述都很少，为什么?他的功夫在小学。他觉得自己的经学不足，所以拜刘师培为师。两个人的年纪，黄比刘大七八岁。黄侃的经学当然也很好，你看他的《白文十三经》批注，就思过半了。 国学的真正根底在这里。最早给国学下定义的，是胡适。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什么是国故?所有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籍、制度、语言、风物、民俗，全是国故。这些如果都是国学的话，谁去研究?他把国学泛化了，他的定义没有被大家采纳。学术界后来比较一致的看法，什么是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对这个定义的最早质疑者是马一浮。中国的固有学术太多了，你说的是先秦的学术、汉代的学术、宋代的学术，还是清代的学术?这是一个学术史的流变问题。学术史流变的学问，没法跟一般的民众，跟一般的国学教材联系起来。研究学术流变，是学者的专门事情。真正的国学的内涵，国学的义理，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情。马一浮1938年在浙江大学演讲，是竺可桢校长请他讲国学，马先生讲，现在人们把我国的固有学术叫国学，意思是区别于外国学术。他说国学这个名称是“依他起”，因此严格说，“本不可用”。为什么有国学?因为有西学。“依他起”的概念，自身不够充足，所以不能成立。可是你们要叫我讲，可以，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概念的话，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马先生重新定义了国学的概念，我最服膺的就是马先生的这个定义。 马先生的定义，很少有人给予特别的关注。马先生早已被边缘化了，没有人讲他的定义对与不对。我近年研究马，所以特别注意他的这个定义，觉得这个定义真正把国学的本源讲清楚了。什么是国学?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就是关于“六经”的学问。“六经”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是中国人立国、作人的根本精神依据，是中国文化里面具有普式性的价值。作为中国人，根就在这里。这里边一些基本的德行、义理、道理，是万古不变的。有人以为，那是过去的道理，现在要有新的。不，基本的德行是不变的。关于施琅大将军的一个电影，里面涉及到对清朝的态度问题，引起很多争论。李泽厚在美国发表一个言论，他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这是康德的话，意思是说，不是所有的理性规则都会成为过去的。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理性可以流传千古，具有绝对价值。李泽厚熟悉康德，他讲出来了。可是，多少年来，我们忘了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们强调的是跟传统彻底决裂，否定一切过去的道德。把所有传统的德行都以“封建“一词概括之，那还得了。 传统中一些基本的德范，有恒在意义。我为什么特别讲“敬"，把它从所有德范中提出来?中国文化中最具普世价值的范畴，“敬”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信仰之维。所以，我讲，敬有绝对价值，而且有普世价值。这是中国的，但不能说只有中国有，西方就没有相应的概念。西方的礼仪秩序，彰显出来的价值理念，一定有跟“敬”相类的东西。所以，中西可以互阐。绝对不能说，天下只有中国有(敬)，其他国家没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他们著作中阐释的秩序与信仰，有和“敬”不约而同的的精神旨归。 所以，我觉得，国学不能扩大化。所有东西都变成国学，等于没有了国学。我觉得我这个看法非常重要。按我这个看法，国学可以进入国民教育。我一开始提出中小学可以开国学课，讲什么内容?讲“六经”。“六经”不好懂，可以找“六经”的入门教科书，就是《论语》和《孟子》。历来如此。台湾的国学教育讲的也是这些。还包括《大学》、《中庸》。其实《大学》、《中庸》很难读。《论语》、《孟子》是日用常行，不讲空话。但其中的基本义理都来自“六经”。所以小学可以学《语》、《孟》，读一点“经”，为什么不可以? 金耀基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他说，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等于在现代的知识教育体系当中，补充了价值教育，但是，为什么只在小学开设?他说中学、大学也许更重要。我吸收了他的意见，觉得中小学，大学一二年级，都应该有国学课。不必太多，一礼拜上一次就可以，不耽搁学生吸收现代知识。小学生读《论语》、《孟子》，不必加注释，就读白文。我小时候念《语》、《孟》，也都是白文。以前有句俗语，“你四书没念完，就开讲?”什么意思?叫你不要多讲话，告诉你，“四书”念完了，才有资格讲。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读《论语》、《孟子》，主要是念白文，反复念，慢慢的，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最后，就懂了。我当时还说，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六经”的选读，将变成中国人跟现代性连接的文化资源，可以变成中国人文化性格的一个特别识别符号。 我们百年的文化断层，断的就是这个。这是作人的基本德范。现在人们最缺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欠缺什么?就是中国传统中几千年不变的那些基本的精神价值。真诚能变吗?信能变吗?敬，对神圣事物的敬意，能变吗?孔子提出的一些德律，仁、恕、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变吗?孟子讲的一些东西，他的“四端”说，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羞耻之心，能变吗?难道人可以没有同情心，没有耻感，没有羞耻之心吗?所有这些基本的律条，带有永恒性，并不随时间而变移。这是作人的一些律条，跟一个人承担的社会义务不一样。一个人的基本精神价值充实好了，这个人就可以立起来了。所以先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主体先充实好了，做什么都可以，家也可以齐得好，社会责任也可以担当得好，天下也可以治理得好。 如果国学扩大化，整个中国的学术史都是国学，那么你是念先秦的，还是汉代的，还是宋代的，还是清代的?一般民众不可能去念那些东西。所以国学概念，我认为要瘦身，要缩小。无限制扩大国学的内涵和外延，等于没有了国学。现在很多人讲的国学，至少一部分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之论。国学都耗散掉了，还不自知。我对马一浮的国学概念的解释，同意我意见的人，少有正式回应。马的观点，其实重要得不得了!他是让我们不要泛化国学，要把国学变成国学。 所以，照我的看法，一般的诗文写作，不应该包括在国学的范畴之内，那是另外的功夫。写诗，写文章，这不是国学。古文念得好，现代的文章就能写好。没有古文的功底，现代的文章也写不好。古诗文里边，有道，也有学。诗本身就是一种修养。但古人还会问他背后的“学“好不好，学问怎么样。所以古人把诗看成学的别体，不看成学的本身。诗就是你的“学”，对不对?不一定对。当然，学问好，诗的格调也会不同。所以，古今的大家，为什么诗好?是因为学问好。有人也会写诗，平仄韵律对仗，一点挑不出毛病，可是背后没有学问，没有德范的支撑，就索然无味。缺了这两条，诗的价值就降低了。我称赞范曾先生的诗，是因为他的学问根底好。我们两个讲得来，是因为他的诗背后的东西，能和我相通。为什么很多人的诗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境界?是学问的限制。范先生的学问，有家学传统。他的诗，是直接从范伯子来的。今天柳存仁先生的信也讲到了这一层。我因为研究陈寅恪，研究义宁之学，对散原的诗下过功夫，对他的诗我评价很高。晚清的诗，叫同光体，基本是宋诗的规则法度。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说来复杂。同光体有一些大家，像陈散原，像范先生的曾祖范伯子，还有郑孝胥这些人，他们真正会写诗，他们在晚清的背景下居然把诗开出了新局面。 诗分唐宋。唐诗阔大，各种流派，边塞也好，山水也好，写实也好，浪漫也好。可是，到了宋代，诗与唐代完全不同风格了。所以有人说，唐后无诗。这话对不对?唐后无唐诗，但是有宋诗。宋代的诗开了中国诗学的新生面，苏东坡、黄庭坚的诗，也是前无古人。还有诗余做补充。宋代的词又开出另外的新局，各大家都出来了。苏东坡、欧阳修、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宋代的诗，与禅宗有相当的结合。无禅就无宋诗。唐那样的阔大，已经打开那样大的局面了，盛唐格局大得不得了。宋诗又开出这么一个新格局来，它跟思想结合得更好了，跟宋代思想最高的点，跟宋代理学相表里。 宋代理学根本的贡献，在于它不单是对孔孟的继承，还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也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成为宋代理学。陈寅恪把宋代理学称作“新儒家”，因为它跟先秦，跟汉代不一样了。新在哪里?在于它吸收了各家思想，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观，一个大的思想汇流，所以不得了啊!朱子的学问，包括二程、周、张，都了不起。这是宋代思想的大格局。以诗来讲，宋诗的地位同样是很高的。讲中国诗的历史，唐了不起，宋也了不起。元代的诗其实也很了不起，像元遗山元好问，他的诗也了不起。明诗能轻视吗?明诗又是大家辈出。明诗有什么特点?明诗是返唐的，重新回到唐。明代的诗有唐诗的余韵。清诗又开一新局，清诗是返宋的。从清诗可以看到宋诗的神韵，最典范的代表就是晚清同光体诸大家。他们不是一般的返宋，他们得宋诗的神韵和一些基本的规制，形成了一个流派。 判断诗的好坏，跟学连在一起。有学问的诗跟无学之诗，是完全不同的。有学问的诗，味道深远，有学问衬底，故深。所以陆游讲，功夫在诗外，主要是学问。学问的累积如何，决定了诗的基本面貌。范(曾)先生，你是诗学大家，我这样讲，可不可以? 范曾：我同意你的观点，你讲得非常好。不过，有一点，我补充一下。你不必讲诗学不是国学。你讲到“六经”，乐经没有了，五经中，第一个就是《诗经》。宋代朱熹有《诗集传》，他们把诗当作重要的学问。诗学，我觉得能纳入国学范畴。为什么这样讲?孔子对诗非常重视，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这不只是方法或者语言技巧的问题。中国的语言技巧，学本身也在其中。好的学问，离不开好的文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是中国国学的载体之一。经学离不开对诗学的研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里的“礼”，要与《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礼”相区别。礼、乐、射、御、书、数，大体是个技艺方法的问题，这当然也是国学的很重要的方法问题。刚才你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唐诗、宋诗、元诗、明诗、清诗，他们各有特色，各有发展。我想，这是国学的无尽藏，是非常博大的领域。很多大学者的集子，很多都有诗和文，不一定光是研究一个小学和经学的问题，诗本来就是“五经”之一。 刘梦溪：《诗经》里的诗，和后来的文人诗歌写作，不能同日而语。《诗经》经过孔子的删订，温柔敦厚思无邪，有大公大德存在。中国过去的大学者的文集，一般都是把“学”，比如解《易》，解《语》、《孟》，研究《诗经》的传注什么的，放在文集的前头，末编才是自己的诗文。过去很少有大学者不会写诗的，这是中国学问的一个传统。当然有的写得好，也有写得不够好。但是诗文和“学”的轻重不一样。他们一般都不把诗文看成“学”。 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跟后来文人雅士写的诗，是不同的概念。《诗经》是中国人文的源头，它的博大渊雅，是后来任何一个单独个人无法达到的。《诗》三百篇，已经成“经”了。它不仅是儒家的基本经典，也是中国学术的基本经典。不管是李白和杜甫的诗，还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的诗，它们都不能叫“经”。区别就在这里。《诗经》所以被称为“经”，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礼仪德范、精神价值在里面，是可以作为中国人修身的教材的。古人蒙学开始，一般先念《诗经》，绝不是先念唐诗、宋诗。即使到了明朝清朝，发蒙的时候，也是先念《诗经》。先念苏东坡的诗，是要挨打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词曲，白话小说，是自己偷偷念的书。《诗经》进入了学校教育，李白、苏东坡不能。《诗经》与后来的学者文人写的诗，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彼此的地位价值不一样。《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渊薮，是诗学的源头。我们不能说，杜甫、李白是中国文化的渊薮。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流裔。诸子百家、四部的学问，都是“六经”的流裔，诗文更是流裔的流裔了。 范曾：我同意你刚才讲的，有些东西，是恒居不变的。这恒居不变是用什么来衡量呢?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恒居不变是以我们人的生命的长度来衡量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我心头忽然升腾起两个词：道德和星空。道德，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变化。2500年前坏人的“坏”，和现在的“坏”无不同。2500年前，如何才是尊师重道，现在也一样。这是恒居不变的。康德另外有句名言，“本体什么也没发生”。为什么本体什么也没发生?本体是以几十亿年、几百亿年的长度来衡量的，以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来看，的确，本体什么也没发生。康德是大科学家，他也感到，有些东西是恒居不变的，比如道德。对诗学的问题，我们各持己见，你保持你的，我保持我的。我非常赞同你对道德理性的看法。 本文是作者一次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双周学术座谈会上的谈话。范曾先生在场，他对诗学是否包涵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讲了重要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