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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是国学吗?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国学不能扩大化。所有东西都变成国学,等于没有了国学。我认为国学概念要瘦身,要缩小。无限制扩大国学的内涵和外延,等于没有了国学。
    多少年来,我们忘了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们强调的是跟传统彻底决裂,否定一切过去的道德。把所有传统的德行都以“封建“一词概括之,那还得了。
    在我看来,国学首先是学问的根底问题。没有人说,我是研究西学的。再狂妄的人,也不敢这么讲。他可以说,我研究意大利美术史,或者说,研究德国哲学、法国艺术。还可以说,我研究美国历史。这些说法都可以成立。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称,他本人治西学。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过。同样,也没有一个人讲过,他本人是研究国学的。天下没有此种人。你要问邓广铭先生研究什么?他一定说,“研究宋史,做得不好”。甚至他也不会说,他研究中国历史。越是大家越如此。如果遇到研究古代文学的,问他最近作什么题目?“最近作陶渊明”,或者,“写了一本《杜甫传》”,这样回答都无不可。他绝对不讲,“本人研究国学”。没有一个人这样讲。尽管天下人,糊涂的也不少,也不致糊涂到自称是研究国学或西学的地步。
    那么国学是什么呢?国学是中国学问的根底。这个根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小学,一个是经学。经学就是“六经”,再扩展,是十三经。其实十三经已经推衍开了,基本的还是“六经”。 “乐经”不传,实际上是“五经”。就是《诗经》、《书经》、《周礼》、《周易》和《春秋》。这就是经学。汉代一大批注释、传疏、义证,晋唐又有一批,宋明又有一批。清代重新回过头来再注再疏。后来的经学,不是经学的原典,而是经学史。中国的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怎样流变,有汉宋之争,有明清之变。研究经学史,不了解清代学术不行,因为他们把字、词、义解释得更清楚了,汉宋儒的不少错误得到了纠正。不了解清代学者对经学的重新检讨研究,念字就会念错,发音就会不准确。对“五经”音义的校正,是清儒的一大贡献。
    宋代重视义理,也就是“六经”的义理和思想。濂、洛、关、闽四大家,基本上都是回到“六经”,重构儒家的思想体系。重归“六经”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抓住了《周易》。所以朱子研究《易》,二程对《易》的研究极高深,张载也研究《易》。张载讲《易》是有名的,但在程颢、程颐面前,他主动让出一席之地。为什么清儒反宋?他们觉得宋儒讲空话。字音都没有念清楚,空谈义理,有什么意思?清儒就指出这个字那个字以前念错了。这样一种功夫,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六经”。清儒的原话,“读书必先识字”。你说“经”,是哪一本“经”?是古文还是今文?具体是哪一个文本?所以清儒的功夫在甄别和辨伪,目的是恢复“经”的本原。要恢复本原,必须有小学的功夫。小学的功夫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是认字,训诂学是释词,把字词的意思解释清楚。这还不行,还要懂音韵。说这个字,汉代这样读,宋代那样读,清代是这样读的。清儒把“六经”的字一个一个弄准确了。所以要说国学,最主要的应该是经学和小学。要懂经学,就得懂小学。小学是工具和路径,不懂小学,通经之路就走不过去,就没有能力研究经学。
    我的看法,现在大讲国学的,很有一些是闭目塞听,乱讲一气。为什么?百年以来,最大的学术断层,是一两代学人很少有人真懂经学和小学的。这就是为什么,章太炎是天字第一号的国学家。他可以称作国学大师,他的功夫主要在经学和小学,特别是小学。黄季刚(黄侃),是他的弟子。黄侃没有多少著作,51岁就死了。他的学问,在北京大学没有人敢轻视他。现在要选国学大师,你必须把黄侃置于国学大师的行列。他连专门著述都很少,为什么?他的功夫在小学。他觉得自己的经学不足,所以拜刘师培为师。两个人的年纪,黄比刘大七八岁。黄侃的经学当然也很好,你看他的《白文十三经》批注,就思过半了。
    国学的真正根底在这里。最早给国学下定义的,是胡适。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什么是国故?所有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典籍、制度、语言、风物、民俗,全是国故。这些如果都是国学的话,谁去研究?他把国学泛化了,他的定义没有被大家采纳。学术界后来比较一致的看法,什么是国学?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对这个定义的最早质疑者是马一浮。中国的固有学术太多了,你说的是先秦的学术、汉代的学术、宋代的学术,还是清代的学术?这是一个学术史的流变问题。学术史流变的学问,没法跟一般的民众,跟一般的国学教材联系起来。研究学术流变,是学者的专门事情。真正的国学的内涵,国学的义理,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情。马一浮1938年在浙江大学演讲,是竺可桢校长请他讲国学,马先生讲,现在人们把我国的固有学术叫国学,意思是区别于外国学术。他说国学这个名称是“依他起”,因此严格说,“本不可用”。为什么有国学?因为有西学。“依他起”的概念,自身不够充足,所以不能成立。可是你们要叫我讲,可以,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概念的话,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马先生重新定义了国学的概念,我最服膺的就是马先生的这个定义。
    马先生的定义,很少有人给予特别的关注。马先生早已被边缘化了,没有人讲他的定义对与不对。我近年研究马,所以特别注意他的这个定义,觉得这个定义真正把国学的本源讲清楚了。什么是国学?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就是关于“六经”的学问。“六经”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是中国人立国、作人的根本精神依据,是中国文化里面具有普式性的价值。作为中国人,根就在这里。这里边一些基本的德行、义理、道理,是万古不变的。有人以为,那是过去的道理,现在要有新的。不,基本的德行是不变的。关于施琅大将军的一个电影,里面涉及到对清朝的态度问题,引起很多争论。李泽厚在美国发表一个言论,他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这是康德的话,意思是说,不是所有的理性规则都会成为过去的。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理性可以流传千古,具有绝对价值。李泽厚熟悉康德,他讲出来了。可是,多少年来,我们忘了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我们强调的是跟传统彻底决裂,否定一切过去的道德。把所有传统的德行都以“封建“一词概括之,那还得了。
    传统中一些基本的德范,有恒在意义。我为什么特别讲“敬",把它从所有德范中提出来?中国文化中最具普世价值的范畴,“敬”是最重要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信仰之维。所以,我讲,敬有绝对价值,而且有普世价值。这是中国的,但不能说只有中国有,西方就没有相应的概念。西方的礼仪秩序,彰显出来的价值理念,一定有跟“敬”相类的东西。所以,中西可以互阐。绝对不能说,天下只有中国有(敬),其他国家没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他们著作中阐释的秩序与信仰,有和“敬”不约而同的的精神旨归。
    所以,我觉得,国学不能扩大化。所有东西都变成国学,等于没有了国学。我觉得我这个看法非常重要。按我这个看法,国学可以进入国民教育。我一开始提出中小学可以开国学课,讲什么内容?讲“六经”。“六经”不好懂,可以找“六经”的入门教科书,就是《论语》和《孟子》。历来如此。台湾的国学教育讲的也是这些。还包括《大学》、《中庸》。其实《大学》、《中庸》很难读。《论语》、《孟子》是日用常行,不讲空话。但其中的基本义理都来自“六经”。所以小学可以学《语》、《孟》,读一点“经”,为什么不可以?
    金耀基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他说,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等于在现代的知识教育体系当中,补充了价值教育,但是,为什么只在小学开设?他说中学、大学也许更重要。我吸收了他的意见,觉得中小学,大学一二年级,都应该有国学课。不必太多,一礼拜上一次就可以,不耽搁学生吸收现代知识。小学生读《论语》、《孟子》,不必加注释,就读白文。我小时候念《语》、《孟》,也都是白文。以前有句俗语,“你四书没念完,就开讲?”什么意思?叫你不要多讲话,告诉你,“四书”念完了,才有资格讲。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读《论语》、《孟子》,主要是念白文,反复念,慢慢的,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最后,就懂了。我当时还说,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六经”的选读,将变成中国人跟现代性连接的文化资源,可以变成中国人文化性格的一个特别识别符号。
    我们百年的文化断层,断的就是这个。这是作人的基本德范。现在人们最缺的是什么东西?你看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在文化上欠缺什么?就是中国传统中几千年不变的那些基本的精神价值。真诚能变吗?信能变吗?敬,对神圣事物的敬意,能变吗?孔子提出的一些德律,仁、恕、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变吗?孟子讲的一些东西,他的“四端”说,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羞耻之心,能变吗?难道人可以没有同情心,没有耻感,没有羞耻之心吗?所有这些基本的律条,带有永恒性,并不随时间而变移。这是作人的一些律条,跟一个人承担的社会义务不一样。一个人的基本精神价值充实好了,这个人就可以立起来了。所以先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主体先充实好了,做什么都可以,家也可以齐得好,社会责任也可以担当得好,天下也可以治理得好。
    如果国学扩大化,整个中国的学术史都是国学,那么你是念先秦的,还是汉代的,还是宋代的,还是清代的?一般民众不可能去念那些东西。所以国学概念,我认为要瘦身,要缩小。无限制扩大国学的内涵和外延,等于没有了国学。现在很多人讲的国学,至少一部分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之论。国学都耗散掉了,还不自知。我对马一浮的国学概念的解释,同意我意见的人,少有正式回应。马的观点,其实重要得不得了!他是让我们不要泛化国学,要把国学变成国学。
    所以,照我的看法,一般的诗文写作,不应该包括在国学的范畴之内,那是另外的功夫。写诗,写文章,这不是国学。古文念得好,现代的文章就能写好。没有古文的功底,现代的文章也写不好。古诗文里边,有道,也有学。诗本身就是一种修养。但古人还会问他背后的“学“好不好,学问怎么样。所以古人把诗看成学的别体,不看成学的本身。诗就是你的“学”,对不对?不一定对。当然,学问好,诗的格调也会不同。所以,古今的大家,为什么诗好?是因为学问好。有人也会写诗,平仄韵律对仗,一点挑不出毛病,可是背后没有学问,没有德范的支撑,就索然无味。缺了这两条,诗的价值就降低了。我称赞范曾先生的诗,是因为他的学问根底好。我们两个讲得来,是因为他的诗背后的东西,能和我相通。为什么很多人的诗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境界?是学问的限制。范先生的学问,有家学传统。他的诗,是直接从范伯子来的。今天柳存仁先生的信也讲到了这一层。我因为研究陈寅恪,研究义宁之学,对散原的诗下过功夫,对他的诗我评价很高。晚清的诗,叫同光体,基本是宋诗的规则法度。这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说来复杂。同光体有一些大家,像陈散原,像范先生的曾祖范伯子,还有郑孝胥这些人,他们真正会写诗,他们在晚清的背景下居然把诗开出了新局面。
    诗分唐宋。唐诗阔大,各种流派,边塞也好,山水也好,写实也好,浪漫也好。可是,到了宋代,诗与唐代完全不同风格了。所以有人说,唐后无诗。这话对不对?唐后无唐诗,但是有宋诗。宋代的诗开了中国诗学的新生面,苏东坡、黄庭坚的诗,也是前无古人。还有诗余做补充。宋代的词又开出另外的新局,各大家都出来了。苏东坡、欧阳修、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宋代的诗,与禅宗有相当的结合。无禅就无宋诗。唐那样的阔大,已经打开那样大的局面了,盛唐格局大得不得了。宋诗又开出这么一个新格局来,它跟思想结合得更好了,跟宋代思想最高的点,跟宋代理学相表里。
    宋代理学根本的贡献,在于它不单是对孔孟的继承,还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也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成为宋代理学。陈寅恪把宋代理学称作“新儒家”,因为它跟先秦,跟汉代不一样了。新在哪里?在于它吸收了各家思想,形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观,一个大的思想汇流,所以不得了啊!朱子的学问,包括二程、周、张,都了不起。这是宋代思想的大格局。以诗来讲,宋诗的地位同样是很高的。讲中国诗的历史,唐了不起,宋也了不起。元代的诗其实也很了不起,像元遗山元好问,他的诗也了不起。明诗能轻视吗?明诗又是大家辈出。明诗有什么特点?明诗是返唐的,重新回到唐。明代的诗有唐诗的余韵。清诗又开一新局,清诗是返宋的。从清诗可以看到宋诗的神韵,最典范的代表就是晚清同光体诸大家。他们不是一般的返宋,他们得宋诗的神韵和一些基本的规制,形成了一个流派。
    判断诗的好坏,跟学连在一起。有学问的诗跟无学之诗,是完全不同的。有学问的诗,味道深远,有学问衬底,故深。所以陆游讲,功夫在诗外,主要是学问。学问的累积如何,决定了诗的基本面貌。范(曾)先生,你是诗学大家,我这样讲,可不可以?
    范曾:我同意你的观点,你讲得非常好。不过,有一点,我补充一下。你不必讲诗学不是国学。你讲到“六经”,乐经没有了,五经中,第一个就是《诗经》。宋代朱熹有《诗集传》,他们把诗当作重要的学问。诗学,我觉得能纳入国学范畴。为什么这样讲?孔子对诗非常重视,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这不只是方法或者语言技巧的问题。中国的语言技巧,学本身也在其中。好的学问,离不开好的文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是中国国学的载体之一。经学离不开对诗学的研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里的“礼”,要与《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礼”相区别。礼、乐、射、御、书、数,大体是个技艺方法的问题,这当然也是国学的很重要的方法问题。刚才你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唐诗、宋诗、元诗、明诗、清诗,他们各有特色,各有发展。我想,这是国学的无尽藏,是非常博大的领域。很多大学者的集子,很多都有诗和文,不一定光是研究一个小学和经学的问题,诗本来就是“五经”之一。
    刘梦溪:《诗经》里的诗,和后来的文人诗歌写作,不能同日而语。《诗经》经过孔子的删订,温柔敦厚思无邪,有大公大德存在。中国过去的大学者的文集,一般都是把“学”,比如解《易》,解《语》、《孟》,研究《诗经》的传注什么的,放在文集的前头,末编才是自己的诗文。过去很少有大学者不会写诗的,这是中国学问的一个传统。当然有的写得好,也有写得不够好。但是诗文和“学”的轻重不一样。他们一般都不把诗文看成“学”。
    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跟后来文人雅士写的诗,是不同的概念。《诗经》是中国人文的源头,它的博大渊雅,是后来任何一个单独个人无法达到的。《诗》三百篇,已经成“经”了。它不仅是儒家的基本经典,也是中国学术的基本经典。不管是李白和杜甫的诗,还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的诗,它们都不能叫“经”。区别就在这里。《诗经》所以被称为“经”,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礼仪德范、精神价值在里面,是可以作为中国人修身的教材的。古人蒙学开始,一般先念《诗经》,绝不是先念唐诗、宋诗。即使到了明朝清朝,发蒙的时候,也是先念《诗经》。先念苏东坡的诗,是要挨打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词曲,白话小说,是自己偷偷念的书。《诗经》进入了学校教育,李白、苏东坡不能。《诗经》与后来的学者文人写的诗,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彼此的地位价值不一样。《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渊薮,是诗学的源头。我们不能说,杜甫、李白是中国文化的渊薮。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流裔。诸子百家、四部的学问,都是“六经”的流裔,诗文更是流裔的流裔了。
    范曾:我同意你刚才讲的,有些东西,是恒居不变的。这恒居不变是用什么来衡量呢?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恒居不变是以我们人的生命的长度来衡量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我心头忽然升腾起两个词:道德和星空。道德,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变化。2500年前坏人的“坏”,和现在的“坏”无不同。2500年前,如何才是尊师重道,现在也一样。这是恒居不变的。康德另外有句名言,“本体什么也没发生”。为什么本体什么也没发生?本体是以几十亿年、几百亿年的长度来衡量的,以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来看,的确,本体什么也没发生。康德是大科学家,他也感到,有些东西是恒居不变的,比如道德。对诗学的问题,我们各持己见,你保持你的,我保持我的。我非常赞同你对道德理性的看法。
    本文是作者一次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双周学术座谈会上的谈话。范曾先生在场,他对诗学是否包涵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讲了重要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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